梁启超在日本逃亡的日子，为维新事业寻求支持

梁启超在中国经历了险象环生的追捕，逃离中国本土，接着他又熬过了海上旅程的寂寥，终于登上日本海岸。

初抵日本，梁启超下榻东京牛込区马场下町，饮食起居均由日本进步党提供。加之梁启超出逃时随身带有一些银两，生活也就较为方便，尚无困苦之虞。

要说有些不自如的地方，则主要是言语不通和难得与志士同仁交往、与文人诗友聚会，为此，他常常感到寂寞。

不久，康有为也来到日本，这使梁启超又惊又喜，师徒二人劫后重逢，不禁热泪盈眶。

康有为此行带来了梁启超家中的消息：在梁启超出逃之后，清廷的兵丁奉旨曾到梁启超的家乡，在新会茶坑村查抄，他们锁拿亲族，搜刮财物。

在危难之时，梁启超的妻子李蕙仙毫无惧色，义正词严地指斥清兵的暴行。为防再生不测，梁启超的父亲即刻带领全家逃往澳门避难。

梁启超得知昼思夜想的家人受自己拖累而遭罪，深深的愧疚和悲哀涌上了心头，但是亲属们遭此大难仍安然无恙，他又感到一阵欣喜，特别是妻子李蕙仙的深明大义，对自己的事业如此理解和支持，他更是感到莫大的安慰。

梁启超与家人取得了联系，夫妻间遂飞鸿不断，相互勉励。妻子的理解和支持，成为梁启超事业追求的重要精神支柱。

在逃往日本的海程中，梁启超曾反复思量，如何争取日本政府继续支持戊戌变法后中国的维新事业，改变“皇上幽囚，志士惨戮”的局面。

为了赢得日本各界的同情和理解，康有为在日本作短暂停留期间，与梁启超一起广交日本朋友，与犬养毅、高田早苗、柏原文太郎等频繁来往。

1898年10月26日、27日两天，梁启超出面连续拜见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进行了笔谈，希望日本政府联合英、美等国共同对慈禧太后施加压力，迫使其归政光绪。

日本有报刊发表文章，批评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是由于操之过急所致。梁启超见到此文，颇不以为然，于11月2日致书日本人品川弥二郎，对这种说法进行了驳斥。他写道：

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吉田松阴曾力主只有从事流血斗争，天下事方有可为，而观望持重则为最大下策。中国数千年之疲软浇薄，较之日本幕府末期的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非用雷霆万钧之力，不能打破局面”。中国的变法运动，非但不激进，而且还过于和缓。

时隔不久，梁启超又在日本《东邦协会报》发表文章，陈述戊戌变法及其失败的情形，极言中国变法之成败与日本的利害关系，认为中国上有皇帝的“英明仁厚”，下有爱国志士“志盛气锐”，光绪皇帝如能复出，“一二年间，一切积弊，可以尽去；一切美政，可以尽行”，改革仍然充满希望。梁启超呼吁日本政府及日本各界以“友邦之力”，促成光绪皇帝复出，助中国完成维新大业。

其实，日本政府确立对华政策，完全以是否符合本国的利益为依据的。在戊戌变法前，因慈禧奉行联俄拒日的政策，日本乃极力亲近拉拢中国的维新派，企图通过扶植一批未来的亲日势力，达到日本在华利益处于优先地位之目的。

戊戌变法后，日本政府看到以慈禧为代表的守旧顽固势力重掌朝政，认为维新派已很难在中国政治舞台重新有所作为，便采取了一种骑墙圆滑的外交手段，周旋于清廷与维新人士之间。

为了表示出对清政府的“友好”姿态，他们公开表示不准流亡中的康有为在横滨、神户等地上岸。康有为在东京登陆后，他们又催促康有为尽快离开日本。(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日本又暗地声称要保护中国的维新派，向在日的维新人士提供居住和一些生活条件，把他们视为在外交上向清朝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实际上，日本对梁启超等人提出的政治要求则不置一词，无任何实质性的动作。

梁启超无视日本政府的真实面目，坚持联日制俄，把维新大业的希望寄托在日本政府身上，企图通过游说，使日本政府出面干预朝廷，让光绪皇帝复出，并结成中日联盟，共同抵御来自北边的沙俄之威胁。这样，中国便可摆脱惨遭瓜分的危难境地。

事实证明，梁启超等人的愿望实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有人说，梁启超波澜起伏的亡命生涯是以苦学日语、苦读日本之书开始的。此言不差。

在逃往日本的途中，大岛舰舰长曾送他一本日文的《佳人奇遇记》，让他读读解闷。梁启超不懂日文，随便翻了翻，不知所云，只好搁置一旁。这实际上也提醒了他，学好日语已是当务之急。

来到日本，突然置身于使用另一种语言和文字的国度，因言语不通，给梁启超的生活和事业带来极大不便，他迫切感到学好日文刻不容缓。

当衣食起居一经安顿，梁启超便每日埋头苦读，还专门请了日本人教他学日语。梁启超本极为聪慧，加之勤奋努力，很快就入了门，渐渐地他可以借助字典看日文书了。

1899年2月，当康有为离开日本赴加拿大之后，梁启超便邀既深通中国文法、又已初通日文的罗孝高一起前往箱根环翠楼，住在那里潜心学习。梁启超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尽快提高日语水平。

半年下来，梁启超的日文基本过关，他不仅已经可以比较顺利地阅读日文的报刊、书籍，而且他还与罗孝高共同编写了《和文汉读法》一书。

梁启超初习日文时，便注意搜集、阅读各种日文书籍和报刊，可以说，他的日语水平是在大量阅读日文书籍中提高的。其实，日本民族自身并没有多少经典传世，梁启超这一时期所读的日本书，大多数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大量翻译的西方著作，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

这一时期梁启超所选择的阅读范围，显然与他思考、探究的问题有关。他如饥似渴地读这些中国读不到的书，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引起了强烈的震撼。

梁启超深刻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弹丸岛国的日本在漫长的封建幕府时期，几乎一切都学中国，但是最后在穷途末路之时，便调头向西方学习。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在30余年间，“广求智识于寰宇”，所译所著西学新书不下数千种，其中介绍和翻译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方面的书籍尤为详备，而这些书籍正是开民智强国基最紧要、最急需的。而中国呢，为求富国强兵，前些年翻译的西学仅“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即经济）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

这是梁启超第一次从文化的视野，通过对中日两国的比较，深刻反省自己的民族。

把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视为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一反中国传统的对西学的态度，体现了梁启超作为思想家的敏锐之处、过人之处。

在初赴日本的那段岁月里，梁启超在已被翻译成日文的西方哲人的著作中徜徉，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但是他的收获也是满满的，学问大为长进，思想产生飞跃。他曾这样自我评价：

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与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