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务报》报馆任职期间，黄遵宪与汪康年的矛盾就一直在不断加剧，和梁启超一样，他也同样受到汪康年的排挤，之后，黄遵宪就被调到了湖南盐法道并代理湖南按察使。
那时湖南的维新运动方兴未艾，谭嗣同等人在这里筹办了时务学堂，黄遵宪赏识“少侠主笔”梁启超横溢的才华，于是邀请他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
梁启超来到湖南后，谭嗣同等人十分高兴。黄遵宪比梁启超大了25岁，作为长者，他对梁启超这位爱国青年关爱有加并且十分器重，梁启超也非常感激、敬重这位长者和同事，于是，二人成为“忘年交”。
黄遵宪是一名外交官、诗人，字公度，是广东梅县人，也是梁启超的同乡。黄遵宪创作了许多著名的爱国诗篇，比如《冯将军歌》《悲平壤》《哀旅顺》《马关纪事》等。
身为外交官的黄遵宪，在出使日本期间怀着强烈救亡图存愿望，写成了《日本国志》，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作了介绍、分析和评论。
黄遵宪对日本改革封建专制制度以及明治维新的成果进行了赞扬，同样对日本迅速强大的原因也进行了深刻分析，这让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们更加坚定了师法日本、维新变法的信念。
黄遵宪所著的《日本国志》为维新志士们提供了贴近变法理论和事实根据。同时，这部著作对于光绪皇帝决心以日本为榜样进行变法起了助推作用。
在受到黄遵宪的邀请之后，梁启超要到湖南办学校。至此，他的老师康有为也特地从外地赶到上海，面晤梁启超，说了他自己的打算。
康有为分析了湖南的问题，当时的中国国运衰微，而朝堂之中，后党力量甚是强大。朝中，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外部，列强环伺，中国任人宰割，即将亡国灭种。
为了唤醒国人保国保种、救亡图存的意识，维新志士们奋不顾身地奔走呼号，向皇帝上书，著书立说，组织维新团体，开办新式学堂，办报纸、倡民权、要民主、争自由。湖南一地，在巡抚陈宝箴的大力支持下，在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方面，走在了其他地区的前面。在推行种种改革的实践方面，也有一定的成果。
这时如果梁启超能够去湖南，帮助巡抚陈宝箴推进维新变法运动，必将取得较为理想的成绩。康有为甚至还认为，湖南地处中国的腹地，与外国关涉较少，并且南接广东，万一中国被列强瓜分完毕，那么只要湖南一省还存在，就可以作为炎黄子孙的最后据守、后退之地，以图最终做到保国、保种、保教。
鉴于这些理由，康有为便想让梁启超去说服陈宝箴“据湘自立”，以便完成地方自治。从这里可以见得，爱国维新人士为救亡图存真可谓煞费苦心、殚精竭虑。
梁启超也认为，自己这次赴湖南讲学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从当时的情势来看，湖南不仅是全国首开风气、颇有维新气势和变法希望的省区，而且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独特、重要，可以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中流砥柱。
但是，梁启超和康有为二人就办学方针产生了歧见。康有为认为应采取“缓进法”，毕竟民智未开，火力过猛会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扰。而梁启超则认为中国已积病甚久，需得猛药才能医救，才能彻底改革，才能唤醒沉睡的民众。
由于康有为的观点并不坚定，所以梁启超进湘后，便遵从自己的意愿，立刻采用了激进的教学法，顿时引起了轰动。
在梁启超抵达长沙之前，广东“神童”、《时务报》主编将到长沙的消息已轰动了湖南各界。40名学生欣喜若狂，湖南官员、各书院师生亦纷纷争睹梁启超的风采。
时务学堂在曾忠襄祠举行公宴，热烈欢迎梁启超的到来。参加公宴的有黄遵宪、江标等官员和各地方教习、绅士以及社会名流等。(www.xing528.com)
在公宴上，熊希龄致欢迎辞，随后梁启超发表演讲。梁启超以激进的思想、超人的智慧、优雅的风度征服了湖南的思想界。
在演讲中，梁启超大谈治学方针，强调“以湘之才，用粤之财”来拯救中国。在当时，这些言论惊天动地，其中一些听者摇头惊讶，怀疑其可行性，然而更多的人报以了热烈掌声。
梁启超上任后，拟定了“学约”十章，目的是使学生既能学到古今中外的广博知识，又能具备变法维新的坚强意志。梁启超除了白天讲课4小时外，晚上还要批改学生的作业。
时务学堂重思考，重实践，提倡自由讨论，学生思维活跃、激进，学堂学术氛围浓厚。在借鉴万木草堂经验的基础上，梁启超带来了全新的教学方法，使时务学堂成为了培养维新运动人才的摇篮。
梁启超提倡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发扬保国、保种、保教之义，批判千百年来的君重民贱的观念。一些热血青年受梁启超影响至深，最终成为维新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此后，大批维新志士从时务学堂走向社会，投入到了革命浪潮之中。
当时，梁启超私下摘印《明夷待访》《扬州十日记》，把斗争矛头直指专制统治，直接揭露清廷的血腥罪恶，激发民众的反抗精神。
此时的梁启超意气风发，风华正茂。在时务学堂这个自由的天地里，他向学生滔滔不绝地宣传着世界的局势、中国的道路、自己的抱负，在他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学生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思想家先进的思想理论，身在学堂而心系天下。
时务学堂的学生们与这位博学睿智、情操高尚的师长结下了深厚情谊。后来，这些学生都成长为维新的骨干力量。此时，《湘学报》《湘报》等也开始发行，这也给梁启超开辟了一个个展示才华、宣传变法维新的舞台。
当时时务学堂的教授还有谭嗣同、唐才常等。他们的教学内容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传》《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均给学生带来不小的触动。
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就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一样，不单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地向外宣传。于是整个湖南哗动，从省城到乡村，皆惊之、奇之，整个湖南思想界天翻地覆。
梁启超在湖南，不仅在时务学堂教学，指导各种报社、学会工作，同时也为湖南的维新运动出谋划策，协助陈宝箴、黄遵宪倡导新政。他认为湖南应行之事重在“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如果三者都能够实现，则湖南维新大业必定能够成功。
梁启超还参加了湖南改良主义团体南学会的活动。当知道陈宝箴在积极进行改革时，便上书向他提出了“兴民权”的建议。这个建议是根据他在上海宣传的民权学说提出的。其中写道，兴民权是世界大势所趋，只要能兴民权，国家就决不会灭亡。
但是，湖南不仅改良主义者活跃，封建势力也十分强大。这样的热火局面引起以王先谦为首的守旧派的极大恐慌。他们指责梁启超一干人妖言惑众，伤风败俗，并污蔑梁启超“悖逆连篇累牍，乃知志在谋逆”，谓其所教之学违背伦理，误人子弟。在守旧派看来，时务学堂成了培养邪恶势力的阵地。
保守派对梁启超的活动十分痛恨，到处张贴传单，散布流言蜚语，污蔑梁启超宣传的是不要皇帝、不要父亲的“邪说”，是要把学生引入歧途，成为“乱党”。
这些保守派很有势力，连陈宝箴也不敢得罪他们。几个月后，时务学堂在保守派的攻击下被迫停办。梁启超不仅兴民权的建议不能实施，活动也很难进一步开展。在长沙逗留了一年后，他又回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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