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由妻子潘兰珍和三子陈松年接出监狱，结束了将近五年的牢狱生活。除了家人外，前来迎接的还有国民党中统局处长丁默邨。丁默邨希望陈独秀能够到国民党中央招待所居住，陈独秀婉言拒绝后，决定居住到自己的好友傅斯年家中。其后，由于傅斯年公寓被日机轰炸，陈独秀便辗转至陈钟凡家中。
出狱不久，《大公报》发表《陈独秀减刑了》一文。文章称陈独秀在狱中“深知悔悟”，方才有出狱的机会。陈独秀看后，深表不满，于8月25日致函《申报》编辑部，声明真实情况：
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
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1]
陈独秀给《申报》编辑部的信，由于涉及政治观点等种种原因，未能发表。
暂居南京期间，陈独秀多次会见了前来探望的社会各界人士和朋友，与他们谈论世界形势和抗战实况。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南京的氛围十分紧张，飞机的轰鸣声、炸弹的爆炸声和警报声几乎令人窒息。1937年9月，陈独秀遂携潘兰珍由南京逃难到武汉，住到武昌双柏庙后街26号一个姓兰的人家中。
出狱之后的陈独秀在民族矛盾日益上升，抗日救国成为迫切需要的情况下，支持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并积极参加抗战工作。
1937年10月16日，《抗战》周刊第一卷第六期上，发表了陈独秀10月9日的答记者问，题目为《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对于记者提问的国内形势、民众组织、抗战前途等问题，陈独秀一一作了回答。
针对国内局势，陈独秀认为目前最迫切的是，党政当局，应该积极地发动民众起来，募集公债和训练壮丁，才会有最有效的办法。关于如何才能使民众组织起来，陈独秀认为，关于组织民众一事，在目前，我希望党政当局，下一个绝大的决心，完成自上而下的改革。
针对抗战的前途，陈独秀回答道：
对日战争对内可以使中国统一，对外可以使中国富强，只要政府能领导人民抗战到底，牺牲到底，日本是断然要屈服的！日本屈服以后，他在中国的权力，当然要为中国所收回，中国的主权，可因此而得保完整。(www.xing528.com)
此外，在答记者问中，陈独秀还提到了对远东会议的展望和非常时期的文化运动等问题。陈独秀提倡知识分子参加到抗战运动中来，认为知识分子参与其中既可以唤醒民众，又可以使民众艺术化。[2]
1938年2月18日，陈独秀将所写的《我对于抗战的意见》小册子交付亚东图书馆出版。19日，陈独秀在《血路》第六期发表了《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主张国家危难之时，国共应加强合作，共同抗日。陈独秀认为：
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危机，停止多年的内战，在军事上合力抗日，这是无可非难的事。[3]
早在1937年10月2日，陈独秀在《宇宙风》第49期便发表了《从第一双十节到二十六个双十节》一文。文中提道：“中国抗日战争，无论是何人何党所领导，任何人任何党派都应一致赞助。”
为纪念“五四”运动，1938年5月，陈独秀应邀写了《“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一文。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在文中感慨颇多。他指出：
要研究“五四”运动时代已否过去，必须要明白“五四”运动时代是什么一个时代，并且必须具体的指出“五四”运动时代要求的是什么，现在是否还有这些要求，如此“五四”运动所代表的时代性，和这一时代现在是否已经过去，便不许闭眼胡说了。[4]
针对“五四”运动的缺点，陈独秀直接指出：
“五四”运动的缺点，乃参加运动的主力仅仅是些青年的知识分子，而没有生产大众，并不能够说这一运动的时代性已经过去。这一时代性不但现在不会过去，即在近的将来，离开了民主革命的要求（民族独立也是民主革命要求之一），不会推动什么革命，并且连规模较大的运动也不会有。[5]
在陈独秀看来，“五四”运动的时代并未过去，“五四”运动的目标并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任重道远。
此外，陈独秀认为，政治纲领是决定国内革命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战争的胜利得益于鲜明的政治纲领。对此，陈独秀提出了抗战的“十条纲领”，主张在抗战中，唤起全国广大国民，动员全国的财力、人力以求得最后的胜利。事实上，陈独秀的“十条纲领”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大救国纲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上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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