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是五四运动爆发十八周年，陈独秀遂写了《孔子与中国》一文，回顾整理自己早年对孔子思想的评定。该文于1937年10月1日在《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八、十九号上发表。
在一些人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对孔子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孔子与中国》一文开篇便写道：“所有绝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的人们，倘若不愿孔子成为空无所有的东西，便不应该反对我们对孔子重新评定价值。”[23]随之，陈独秀指出了孔子思想的两点价值：
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自上古以至东周，先民宗教神话之传说，见之战国诸子及纬书者，多至不可殚述，孔子一概摈弃之。
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中国的社会到了春秋时代，君权、父权、夫权虽早已确定，但并不像孔子特别提倡礼教以后的后世那样尊严，特别是君权更不像后世那样神圣不可侵犯，而三权一体的礼教，虽有它的连环性，尊君却是主要目的。[24]
在陈独秀看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是“近于科学”的，是值得人们肯定的。如1917年3月1日，陈独秀在《答俞颂华》的信中提道：
孔子不语神怪，不知生死，则孔教自非宗教。儒家虽有鬼神体物不遗之说，骤观之似近泛神教，然鄙意此所谓鬼神，与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相同，非宗教家所谓有命令的拟人格的主宰之神也。[25](www.xing528.com)
在陈独秀思想中，孔子建立的“三权一体”的礼教理应被舍弃，孔子所代表的传统伦理道德，有碍于教育改革甚至是学校道德教育内容的改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绊脚石。故而陈独秀在政治及教育领域既反对袁世凯的尊孔复古，又反对康有为试图把孔教定位“国教”并列入宪法的行为。1917年3月1日《答佩剑青年》中，陈独秀说道：
记者非谓孔教一无可取，唯以其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记者倘以孔教为是，当然非难欧化而以顽固守旧者自居，决不忸怩作“伪”欺人，里旧表新，自相矛盾也。[26]
如上所述，陈独秀对孔子采取的是辩证否定的态度。陈独秀试图通过评定孔子，将中国人从旧礼教、旧道德中解放出来；通过推倒儒家的“三纲之说”，树立人们之独立人格，使民主和科学精神深入人心进而推动人格教育思想潮、公民教育思想潮和科学教育思潮的广泛传播，促进教育领域的革新，响应新教育的号召。
事实上，陈独秀对于孔子的态度，可以反映出早年陈独秀启蒙教育思想的精华，即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接受并为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所吸引，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自由等学说思想为黑夜中的一盏明灯。为肃清传统礼教和腐朽专制思想，引导国民从迷梦中觉醒，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传播新思想，并对国民进行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精神为核心的新式启蒙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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