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

胡适在1930年完成的《四十自述》中提到，希望陈独秀也能够写一部自传，认为这样的著作能获得读者的喜爱及好评。对此，陈独秀的其他好友也有过类似的建议和劝告。但由于当时印刷出版及自身的多种原因，陈独秀迟迟没有动笔。直到1937年，陈独秀在给《宇宙风》的编辑陶亢德的信中方提到撰写自传事宜。陈独秀写道：

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也久矣，只以未能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尊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尊函希望多写一点，到五四运动为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窒碍，究竟能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20]

随后，陈独秀将自传名定为《实庵自传》，并用了大约十天的时间，写好了自传的前两章。自传首两章诙谐幽默地描摹了陈独秀幼年的读书生活、科举考试经历以及自身思想的转变和对教育新的认识。

1937年11月，《宇宙风》的第五十一、五十二和五十三期连载了《实庵自传》。《实庵自传》在社会上反响很大，深受读者的欢迎，被誉为“传记文学之瑰宝”。此种情况下，陶亢德几次催促陈独秀按时写下文，但陈独秀表示只打算写到北伐以前。后来抗日战争爆发，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实庵自传》的续写也便搁浅。原本计划“分三册陆续出版”的自传，实际仅完成了前两章。

根据当时的情形，陈独秀未能续写《实庵自传》不外乎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独秀提前释放出狱。作为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出狱之后的陈独秀，全身心地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中，其必然将心思更多地放在抗战宣传和各种演讲活动上面。正如陶亢德所说：“到达汉口以后，他的全副精神就放在抗战文章上了，自传已无心思续写了。”

第二，陈独秀写作严谨，从不马虎敷衍了事，对于自传不求速成。如他在给陶亢德的回信中所提：

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材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21]

第三，自传中间以及后半部分内容相对特殊。若陈独秀继续写下去，必然要涉及大革命时期的种种问题。考虑到此类问题会引起纷争，故而陈独秀不再续写。陈独秀研究方面的专家、安徽大学历史系沈寂教授认为：“从这个意义说，《实庵自传》之未能续成，实是为特殊的历史环境所扼杀的。”(www.xing528.com)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实庵自传》是陈独秀留下的唯一属自传性质的文字。陈独秀在《实庵自传》对于自己早年生活的详尽描述，对于学界研究陈独秀早年思想具有很高的价值。也许正因为《实庵自传》存在这样一种天然的残缺，才更显得它弥足珍贵！在《实庵自传刊者词》中，编者这样赞许道：

一个时代权威的自传，会道出他自己的生活变迁，他的活动背景，他的经验，以及那个时代的许多的历史事实……因此，这种自传，实包含有无限的历史的与教育的重要性……《实庵自传》的刊行，对于近代史学尤其对于青年人的意义之重大，已可不言而喻了。后之来者，从这个领导时代的人物的自叙中，定能懂得写什么并学写什么！本集是《实庵自传》的初两章，就已可从中窥见作者少年的环境和其特有的奋斗精神。^[22]

从《实庵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出早年陈独秀启蒙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侵入中国，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方面急剧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也随之改变，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当时中国国力的衰弱和浓厚专制思想的影响，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也都相继遭到了失败。陈独秀等一批知识分子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度过的。

与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一样，陈独秀自幼苦读“四书五经”，习作八股文，接受儒家伦理道德的传统教育。1897年，陈独秀在江南的乡试中目睹了考生的官迷心窍和种种丑恶形态，与其头脑中因传统教育而产生的价值观念形成鲜明对比，促使他对传统教育进行反叛。

严格的传统教育造就了陈独秀良好的国学根底，而他对腐朽思想的认识，与传统教育的果断决裂，以及对新思想的接受，为他后来提倡新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新青年》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明确确立了其启蒙、教育青年的宗旨。从发起新文化运动到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过程中，陈独秀一直致力于国民的启蒙教育。即便在狱中，陈独秀亦通过文字学研究，尽心尽力地为当时中国的教育献言，时刻不忘依靠教育启蒙，解放思想、改造社会的初衷。

虽然陈独秀的某些言论不乏空洞和偏激，但就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这种启蒙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国民的自觉自动性、开化了民智，为各种新思想的传入和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虽然陈独秀没有像蔡元培那样提出“五育”并举的完整的教育方针，也不具备胡适那样丰富的教学经验，但他的启蒙教育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