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作为一个政治家，声名显赫，但作为一位文字学家来说，却鲜为人知。然而，他在文字学方面的成就却是辉煌的。陈独秀之所以表现出对文字学研究的兴趣，一方面是安徽人有研究文字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则因早年留学日本时，受章太炎研究文字学的影响。这种对于文字学的偏爱，也与后来他发动新文化运动，提倡国文改革和白话文，反对桐城学派是一脉相承的。
入狱之前，陈独秀对文字学已有研究。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流亡上海，无钱养家糊口，写了《字义类列》一书，后由亚东图书馆印行。1917年1月，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任为北大文科学长，以陈独秀擅长研究文字学为由，封了反对者的口。蔡元培称赞道：“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后来，由于陈独秀主要从事新文化运动和建党工作，很少继续文字学的研究。
陈独秀在政坛上的沉寂换来的是对学术的狂热追求，可以说，入狱期间，他在文字学领域掀起了一场继“文学革命”之后的又一场“汉字革命”。在陈独秀看来，那些研究中国文字的“小学家”往往只局限于许慎的《说文解字》，缺少对汉字结构规律的探究和创新精神（寻觅汉字的解构规律，解决汉字的三难问题），从而有碍于汉字的普及和国家教育的发展。
在谈到陈独秀对研究文字学的用处的有关论述时，蒲清泉回忆道：
他说，你不知道，用处可大了，中国过去的小学家（研究《说文》的人），都拘泥于许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和注，不能形成一个文字科学，我现在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想探索一条文字学的道路，难道没有用处？我当然不劝你们青年人去研究这种学问，可是我已搞了多年，发现前人在这方面有许多谬误，我有责任把它们纠正过来给文字学以科学的面貌。我不是老学究，只知背前人的书，我要言前人之未言，也不标新立异，要作科学的探讨。[4]
1932年12月，陈独秀为了使自己早年完成的《中国拼音文字稿》（《国语稿本》）尽快得到出版，给胡适写信进行督催。信中还提到他之所以研究中国文字学的原因：(www.xing528.com)
存尊处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现在商务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务还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弟颇欲此书能早日出版，能够引起国人批评和注意。坑人的中国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注音字母这一工具又太不适用，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望先生能够拿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拙著至浅陋，只是引龙出水的意思而已。[5]
虽然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某些思想和政见方面，胡适与陈独秀意见相左，且两人最后分道扬镳，但是，在参与营救陈独秀和帮助其稿件的发表方面，胡适对好友的帮助是很大的。陈独秀在谈到胡适时曾说：
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狂言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也是有贡献的。但他前进一步，就要停步观望一下，后来他走了一步，就倒退两步，这就难以挽救了。当初，我曾寄希望于他，同他谈马克思主义，有时他兴奋起来，也说马克思是一大思想家，有独到的见解。但考虑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如是者几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这方面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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