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教育思想：重在社会改革

在对政治思想和社会局势有一定把握的基础上，陈独秀虽逐渐将目光从教育转向了社会和政治运动，但他从未放弃对民众思想的启蒙。

1921年6月，陈独秀发表《反抗舆论的勇气》，指出：

社会的进步或救出社会的危险，都需要有大胆反抗舆论的人，因为盲目的舆论大半是不合理的。此时中国的社会里正缺乏有公然大胆反抗舆论的勇气之人！^[23]

文章号召民众要勇敢大胆地反抗盲目的社会舆论，坚持真理和正义。

1921年9月，在去上海参加共产党会议的途中，陈独秀曾与包惠僧说：“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作为共产党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24]

事实上，1918年11月，蔡元培便曾在北京各界庆祝协约国胜利的群众集会上，大胆的预言：“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25]此后“劳工神圣”的口号广为流传。

1922年5月4日，“五四”运动三周年纪念日，蔡元培发表了题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的演讲。

蔡元培常对人说：“‘五四’运动以后，学生有两种觉悟是最宝贵的：一是自己觉得学问不足，所以自动的用功；二是觉得教育不普及的痛苦，所以尽力于平民教育。”这次演讲中，他继续主张“自动的用功和平民教育”。^[26]

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的逐步深入，陈独秀也越来越认识到了工人阶级和民众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实现社会变革，必然需要获得工人阶级与民众的强大合力。对此，陈独秀发表了一系列肯定劳动者价值的文章。

1920年11月，陈独秀在《共产党》中说：

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27]

陈独秀发表在《共产党》上的文章，体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追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所坚守的信条，体现了陈独秀为中国革命确立的目标。

与民众运动以及工人教育的思想相一致，陈独秀积极地发动工人运动。早在1921年之前，陈独秀便发表《答章积和（工人教育与工作时间）》《在工业学校演说词——工学生与劳动运动》《答知耻——工人底时间、工资问题》《再答知耻（劳动问题）》《三答知耻（工人教育问题）》《随感录：劳工神圣与罢工》《随感录：劳动者的知识从哪里来》等诸多文章支持工人教育和工人运动。

1922年，在《答上海工界》《工人们勿忘了马克思的教训》《宁波水手》等文章中，陈独秀号召劳工们团结起来，并热心于罢工等社会运动。除了重视民众运动及工人运动，陈独秀同样重视教育的作用。在《妇女声》发表的《平民教育》一文中，陈独秀认为“教育是改造社会重要工具之一”，期望新成立的平民女校可以成为“一个风雨晦暝中的晨鸡”。^[28]

除了肯定工人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工人教育的重要性外，陈独秀为了实现工人教育设想，提出了诸多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的观点。尤其在谈到工人教育与工时、工资之间的关系时，陈独秀提出：“工作时间不减少，工人教育自然是没办法的，但是只减少时间，若不增加工资仍然是没办法。”^[29]在陈独秀看来，要实现对工人的教育，首先要求工人有接受教育的时间，也就是说，要减少工人工作的时间。此外，针对工人教育费用问题，陈独秀指出，如果工人所得的工资“只可勉强敷衍衣食住三件事”，那么工人教育的普及便无从谈起。

为了能够增加工人的工资，陈独秀通过有理有据的对比和分析，维护工人应有的权力和利益。他谴责资本家以及为资本家辩护者“只拿教育这句空话来搪塞，好做加工资、减时间的障碍”^[30]的做法，要求减少工人工时、提高工资，并积极引导工人运动。1921年10月到12月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东、汉口、上海等地的铁路工人、烟厂工人、人力车夫分别举行了罢工运动。

通过陈独秀客观、理性的分析，广大的工人群众认清了自身的价值和地位，逐渐开始通过工人运动、罢工等形式，维护自身利益和尊严，与资产阶级做抗争。

陈独秀对工人教育十分重视，为加强工人阶级的组织建设，他亲自创办了广东宣传员养成所和机器工人夜校，向工人传授社会主义常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等。^[31]1920年11月21日，上海市第一个正式的基层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陈独秀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从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突出强调：“工人团体，需完全工会组织，万勿容资本家侧身其间，不然仅一资本家式的假工会而已。”^[32]在这次大会上，陈独秀带着浓重的怀宁乡音，侃侃而谈，到会的工人代表鸦雀无声，细心地品味着陈独秀阐述的革命道理。

1923年5月至10月，陈独秀发表《劳动阶级之政治运动》《军阀统治下之学生运动》《洋人势力下之宜昌学生与上海学生》《北京政变与学生》《青年们应该怎样做》等文章，积极宣传劳动阶级与学生运动的形势，号召学生和民众认清革命局势，以恰当的方式共同参与到政治运动中来。

由于充分认识到了平民教育、平民政治以及社会改造三者之间的关系，陈独秀的教育也开始趋向于平民。在平民女学校成立之际，陈独秀发文表达了他的教育意见：

第一是希望有教育，无论贵族的平民的都好，因为人们不受教育，好像是原料而不是制品；第二是希望教育是平民的而非贵族的，因为资本社会里贵族教育制造出来的人才，虽非原材料，却是商品。^[33]

由于秉承平民教育思想，陈独秀的教育对象也由青年、学生这一主力群体转向劳动人民（除了工人，还有农民和商人）。陈独秀认为教育界不仅必须问政治，还要联合农、工、商一起问政治，将革新教育同改造社会联系在一起。他大力提倡青年学生深入到工、农、商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宣传，抛弃知识分子自命清高的心态，做平民、劳动者的朋友，“努力唤醒有战斗力的各阶级”。^[34]在此期间，陈独秀投身其中，身体力行地进行改革。他奔走于各大高校和劳工大众之间，不仅对旧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还积极深入工人中间，开办工人学校、筹划工人刊物、组织工会、发动工人运动等。

与陈独秀同道的李大钊、邓中夏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都认同平民教育必须符合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观点。创办工人夜校和劳动补习学校、出版刊物是陈独秀等人对群众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主要方式，其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素质和认识的基础上，引导和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斗争。

在当时的各种团体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在发起之初，“既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平民教育的思想，又反映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平民教育的思想倾向”。^[35]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的领导者是邓中夏，由于其坚定选择要走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道路，故而自1920年春起，演讲团开始进军农村，对农民进行演讲。

演讲的内容主要包括普及科学知识、卫生常识、学习文化、反日爱国，民主自治、破除封建迷信等内容。除了宣传，演讲团团员还向农民学习。在农村与农民的接触中，演讲团的青年们更加认识到改造社会和改造教育的必要性及紧迫性。

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演讲团创造的这种在农、工周围进行演讲的形式被广泛采用和推广。平民教育配合工人运动的形式，大大促进了工人、平民教育事业的发展。

除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以陈独秀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创建了其他的教育团体和学校，如湘江学校、上海平民女学、上海大学、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劳动学院等。这些工农学校以及干部学校都是以服务革命为办学目的，在启发工人农民群众的觉悟、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发动和组织工农运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9年以来，陈独秀因宣传共产主义被多次拘捕。但这从未停止他宣传新思想的步伐，也没有削弱他号召社会运动以及民众教育的热情。1922年9月，陈独秀发表《造国论》，积极宣传国民革命。1923年1月底，陈独秀发表《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指出革命的正确主张是“组织民众积极革命”，而“反对一切个人的浪漫的消极的行动”。^[36]

1923年4月，在“二七惨案”以及其他工人运动相继失败后，陈独秀在《劳动》周刊的发刊词中，讲到“无劳动即无世界”，认为劳动者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重大，主张只有“全国的劳动者（工人农民）为一大团体”，才能“与横暴之军阀相抗衡”，指出“军阀一日不除，劳动者并无自由之一日”。^[37]为反军阀，陈独秀发表了《工人之觉悟》《警告茶居工人》等文章，唤醒劳动同胞团结起来，提高自我抗争的觉悟，为自由而战，打倒军阀，维护劳动阶级的利益。

1924年，陈独秀发表《中国工人运动之转机》一文，文章认为此年是“二七惨案”之后，中国工人运动转机的时期，并希望全国的工友和有志发展工人运动的知识阶级抓住这个时机。1925年2月到4月，中共中央专门成立罢工委员会，领导全国十多个大城市的工人罢工运动。在新的形势下，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一文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势力是新生势力的代表者”，“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若没有工人阶级有力的参与奋斗，决没有得到胜利的可能”。^[38]1925年7月2日，在文章《我们如何应对此次运动的新局面》中，陈独秀提出，要武装学生、工人、商人和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团，抵抗军阀的压迫。

陈独秀的种种努力皆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促进工人觉醒，培养革命的中坚力量。

【注释】

[1]陈独秀：《辛亥革命与国民党》，《向导》第86期，1924年10月8日。

[2]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

[3]胡适：《胡适自传》，《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页。(www.xing528.com)

[4]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期。

[5]胡适：《陈独秀和文学革命》，《世界日报》1932年10月31日。

[6]陈独秀：《讨论无政府主义——三答区声白书》，《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

[7]谭天度：《回首往事话当年》，《广州党史资料》第1期。

[8]陈独秀：《敬告广州青年》，《广州群报》创刊号，1920年10月20日。

[9]《上海劳动界的趋势》，《共产党》第6号，1921年7月7日。

[10]朱谦之：《朱谦之致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三，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30页。

[11]陈独秀：《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新青年》9卷1号，1921年5月1日。

[12]刘师复：《〈晦鸣录〉编辑绪言》，《晦鸣录》第1期，1913年8月20日。

[13]《少年中国学会规约》，《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第1页，1920年。

[14]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少年中国》第1卷第6期，1919年12月15日。

[15]《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少年中国》第3卷第8期，1922年3月1日。

[16]《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少年中国》第3卷第8期，1922年3月1日。

[17]碧波：《个人与社会》，《革命》周报第24期，1927年10月9日。

[18]陈独秀：《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

[19]陈独秀：《〈共产党〉月刊短言》，《共产党》1920年11月7日。

[20]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2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北京：时代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160页。

[22]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党史资料研究》1979年第3期。

[23]陈独秀：《反抗舆论的勇气》，《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6月1日。

[24]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二），《党史资料研究》1979年第5期。

[25]蔡元培：《劳工神圣》，《北京大学日刊》第260号，1920年5月1日。

[26]蔡元培：《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晨报》1922年5月4日。

[27]陈独秀：《〈共产党〉月刊短言》，《共产党》1920年11月7日。

[28]陈独秀：《平民教育》，《妇女声》1922年3月5日。

[29]陈独秀：《答章积和（工人教育与工作时间）》，《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

[30]陈独秀：《再答知耻（劳动问题）》，《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31]《中国现代教育家传》，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页。

[32]梁寒冰、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33]陈独秀：《平民教育》，《独秀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67页。

[34]陈独秀：《中国青年应该怎样做！》，《中国青年》第1期，1923年10月20日。

[35]王炳照、田正平：《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六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页。

[36]陈独秀：《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向导》第18期，1923年1月31日。

[37]《劳动》周刊发刊词。

[38]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向导》第1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