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教育思潮在无政府主义中的斗争

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政治专制理论的追随，使其“五四”初期的启蒙立场发生了动摇，此引起包括胡适在内的部分新文化运动参与者的惊诧。此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由于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存在较大差别，面对着马克思主义势力的逐步扩大，无政府主义者自然不允许马克思主义者夺取其阵地，开始将矛头从封建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就曾愤怒地指责陈独秀：

你的人格就破产了，你已没有向青年们说话的余地了。你是新式的段祺瑞，未来的专制魔王，我为拥护人们的自由起见，发誓与先生在真理上永不两立。^[10]

激烈的措辞表现出他对陈独秀舍弃“自由”，追求“专制”的愤慨。

在启蒙的社会背景下，在启蒙主义的语境中提倡“专制”，陈独秀并非对自身可能面临的处境浑然不知，在预见各种可能性的前提下，他仍旧坚持自己的理想。陈独秀坦言，我发誓宁肯让全国人骂我、攻击我、压迫我，而不忍同胞永远保存这腐败涣散的国民性，永远堕落在人类普通资格之水平之下。^[11]

事实上，尽管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不可否认的是，无政府主义教育思潮在当时仍处在发展的全盛时期。在信念的支持下，陈独秀、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挑衅，进行了猛烈而决绝的回击，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1912年，刘师复率先发起了第一个无政府性质的教育组织“晦鸣学社”。该社团便以“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军阀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12]等为纲要，主张对内实行无政府管理，共同学习、共同劳动；对外宣传无政府主义，致力于教育救国。1912年7月，刘师复又与郑彼岸、林直勉、莫纪彭等创立了“心社”。“心社”的宗旨是“破坏一切伪道德恶制度，以公道的真理的新道德良制度代之”。此后，刘师复主要通过这两个机构宣传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教育思潮巅峰状态的代表人物是王光祈。他曾与周太玄、李大钊等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虽然王光祈秉持无政府主义，李大钊信仰马克思主义，二者的政治立场有诸多矛盾之处，但社员都认同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的路径。“少年中国学会”宗旨中宣称“本科学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13]其中的“社会活动”，便是从教育和实业着手的。由于社员思想较为统一，所以少年中国学会在当时显示了一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王光祈认为“教育可以革新我们的思想，灌输各种知识；实业可以增加我们物质上的幸福，减少我们的痛苦”。^[14]他赞同教育建设论，认为“若思想不革新，物质不发达，社会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一切，其他一切政治改革皆是虚想”。^[15]此后，王光祈又依照无政府主义改造社会的理想，进行了“新村”试验，自主劳动，主张设立平民学校，免费教育农家子弟。他的这种设想，曾引起毛泽东等人的共鸣，虽未付诸实践，但经过宣传介绍极大地激发了青年改造社会的热情。

与新村试验相关的、侧重工读教育的团体是“工读互助团”。受“劳心劳力互助说”的影响，工读互助团的立团宗旨是“本互助精神，实行半工半读”，主张工学结合，以工养学，使得“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以“不流血的经济革命”来“创造新社会”。^[16]

总体来说，到1920年，各地无政府主义团体多达五十余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刊也有七十多种。这时的无政府主义教育思潮是注重劳动的，具有浓厚的教育建设色彩。无政府主义倡导的教育是社会本位的，这在其有关儿童公育、平民教育、工农教育等思想中都有所体现。然而，现实使然，在彼时中国社会条件下创建无政府主义社会，困难重重。不久，新村试验便以失败告终，工读互助团也宣布解散。

无政府主义者希望通过教育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与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革命斗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格格不入。在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发生了激烈的论战。(www.xing528.com)

无政府主义者，如沛甘、卢剑波等，认为苏俄所实行的集权政治，是用国家权力干涉个人自由，是剥夺个人自由的暴政，并污蔑中国共产党是“集产党”“野心政党”，甚至以救世者的面目宣称：“如共产党所做所为，简直是使社会倒退，我们无论如何，非尽量的揭穿其内幕不可。”^[17]有的文章甚至恶毒地指称中国共产党是“药性怪面、蛇心鼠性”的党，“多一天作孽，便多一天妨害革命，非将它先行肃清不可”。

无政府主义者的恶意诽谤，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和工人教育的开展构成了不小的阻碍，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阻滞着革命教育的进展。后期的无政府主义教育思潮反对教育为政治服务，反对国共两党所提出的“党化教育”方针，尤其反对共产党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完全站到了革命教育的反面。

面对着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有理有力的回击。两派论战主要在《新青年》和《共产党》上展开。共产党一方的辩手是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无政府主义者则是区声白。论战中，无政府主义者继续坚持其乌托邦的基本信念，即个人自由，反对强权，推行道德教化等。共产党人则提出了“多数压服少数”的观点。在陈独秀看来，只要多数人的意志得到了尊重和表达，这便是合乎自由和民主的。此外，陈独秀指出，共产党人不反对道德教育，但是在现有的政体和经济状况下，善良的教育只是“星星之火”。

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无政府主义，此可以被作为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发起反攻的信号。在《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和《下品的无政府政党》两文中，陈独秀彻底批判了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认为：

他们不满足于无政府主义，更进而虚无主义，而出家，而发狂，而自杀。意志薄弱不能自杀的，恐怕还要一转而顺世堕落，所以我深恶痛绝老、庄的虚无思想、放任主义，以为是青年的大毒。^[18]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在对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严厉的批判的同时，认为应当也有可能将无政府主义中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争取过来。陈独秀曾反复劝说过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联合：

无政府主义者诸君呀！你们本来也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私有财产制的，请你们不要将可宝贵的自由滥给资产阶级。一切生产工具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你们若非甘心纵容那不肯从事生产劳动的资本家作恶，也应该是你们的信条。^[19]

除了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规劝，陈独秀还发表文章和演讲，辨析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使迷茫于两者之间的青年们树立马克思主义信念。他在《社会主义批评》中，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尊重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但是这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此，无政府主义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是走不通的路”。^[20]

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除了体现在理论战线上反对无政府主义，以及对无政府主义者、知识青年的争夺外，还体现在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工会组织、工人运动领导权的争夺上。经过持久而激烈的较量，论战以无政府主义的退场而告终。

这样的一场论战，不仅肃清了渗透在共产主义小组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成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坚定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而且对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展开革命活动也具有重大意义。在这场论战中，陈独秀彻底割舍了自身残存的启蒙意识，坚定了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权的方向。

彼时的陈独秀已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组建共产党，并担任了中国共产党的书记。作为一个新建组织的领导人，面对自己担负的责任，陈独秀对共产党的前途不得不做深刻的思考。陈独秀主张革命，但认为革命应当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过多依赖第三国际，因为“拿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陈独秀强调革命的独立性：“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21]在谈及中国革命的未来时，陈独秀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很可能要一百年上下。”^[22]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立场以及革命走向的分析，体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