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新青年》杂志的转型

《新青年》杂志创刊之初，便体现出陈独秀一贯的思想启蒙风格，即将重点放在青年人身上。《新青年》自创办之初，就申明是一本教育青年的杂志。《新青年》的前身是传播民主、宣传科学的刊物《青年杂志》。一开始，陈独秀作为该杂志的唯一编辑，宣传解放思想，启蒙青年一代担当救国救民重任，使该杂志在青年中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并由上海迁往北京，由北大几个著名教授组成《新青年》编辑团队。这个团队的成员多是参与辛亥革命的同志或者留学欧日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心中有着相似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追求，崇尚自由民主与平等博爱的思想。

早在1918年初，陈独秀就流露出了关心时政、励志革新政治的想法。他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中谈到自己的想法，表露出与自己以往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不同态度。

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什么政治呢？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什么政治惹出事来呢？……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么应该装聋作哑呢？^[2]

在爱国爱民思想的召唤下，陈独秀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自1919年5月起，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专号”，介绍马克思主义。1920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上海由陈独秀促成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上日程，同年9月份，《新青年》正式作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公开发表。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看来，教育可以唤起民众的意识，鼓动革命思想。但是当时中国教育的发展状况令人极为不满，教育的发展不仅受制于落后经济的制约，还受到政治上的种种干预。当陈独秀等人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之后，他们逐步认识到在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极为落后的条件下，仅仅停留在空谈青年教育思想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要想改变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必须改变教育与实业之间的关系。因此，陈独秀决心将《新青年》教育的重心从教育青年转移到教育劳工和平民上。

对比陈独秀，资产阶级的其他知识分子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多么巨大的优势，仍旧坚持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于陈独秀、李大钊发起的这种“偏俄、偏赤”的举动不以为然。很多人认为《新青年》应该继续以启发青年的思想为主旨，宣传先进的教育方法、先进的科学理论，反对将《新青年》办成一份政治报纸，认为如果要宣传政治，不如单独办一份报纸。其中，反对《新青年》作为政治性报纸的最激烈者当属胡适。

胡适和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旗手。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首先发动文学革命，主张改文言为白话，在陈独秀的积极响应下，两个人共同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奠定“民主与科学”的基石。然而，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二人思想上的分歧及对立逐渐显现。造成陈独秀与胡适思想分野的原因概包括以下方面：(www.xing528.com)

其一，胡适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胡适曾经做过这样的承诺：“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3]事实上，胡适对《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早有看法，当看到其他好友纷纷将笔尖指向政治时，他作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表明自己的态度：“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4]

其二，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与陈独秀迥然不同。胡适接受的是“正统的美国教育”，相比之下，他更为信仰资产阶级的规则和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影响。

正当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投入了绝对的信心和热情之时，恰巧杜威应邀来华讲学。杜威宣扬的是实用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革命。胡适对杜威的见解无疑是赞同的，而他们共同反对的这两点，恰恰是陈独秀所推崇的。胡适后来著文曾指出：

陈先生是一位革命家，那时我们许多青年人在美国留学，暇时就讨论文学的事情，但我们只谈论文学，不谈革命，但陈先生已经参加政治革命，实行家庭革命……他那时所主张的不仅是政治革命，而是道德艺术一切文化的革命！^[5]

就这样，胡适与陈独秀的政治观念就像两条有过交点的直线，分歧与距离越来越大。在思想、政见层面，陈独秀越发激进，胡适则愈发“温良”。陈独秀赞同马克思主义，胡适则坚持美国式民主。胡适说“哪有帝国主义”？他认为中国应该抓紧时机建设国内政治和经济，不应当去追随苏俄搞世界革命，陈独秀则认为中国面临进一步殖民地化的危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实属必要。胡适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主张组织“好人政府”，实行宪政政治，从事点点滴滴的改革。他倡导的是无政府主义，大发“善良教育论”。相比之下，陈独秀则认为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之下，无政府主义的善良教育太过天真了，主张要创设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在《新青年》上发表《三答区声白书》，反驳无政府主义的“善良教育论”。陈独秀指出：

想在这种社会状况之下实现善良教育而且是普遍的，我想无人能够相信。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在北京所办的教育即或假定是善良的，然要靠这一点星星之火，慢慢地达到你所说“这种个人主义的顽固派，施之以善良教育，达到无政府共产实现的时候，一定很少很少”的状况真是清河难矣了。^[6]

陈独秀的目的是革命，革命的主力军是新一代的青年，而胡适是完全没有想过要参与革命斗争的，故胡适的资本主义建国观与陈独秀的社会主义建国观南辕北辙、迥然不同。

最终，由于思想上的诸多分歧，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成员退出，《新青年》就此发生方向性的改变，成为专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并且将教育的重心从新青年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的“工人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