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1920年3月1日发表的《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中，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尚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既承认马克思主义“在鼓吹一种理想实际运用的时候……很有力量、价值”，“有一方面的真理”，是“一种救济的学说”，但另一方面，却又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包治百病的学说”，它在“我们学术思想进步上，在我们讨论社会问题上，却有很大的阻碍”。可见，陈独秀对于新思想的选择，并非盲目地全盘接受，而是针对中国的时局，有自身的考虑和思量的。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比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稍晚一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已从各自立场和需要出发，谈论、介绍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并开始有人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最早将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介绍到中国的，是外国传教士在上海所办的《万国公报》。1899年2月至5月间，《万国公报》第121册与124册上，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节译。中国人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一文，将马克思认为是领导工人运动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并认为当时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11]
尽管当时译者本人并不了解马克思的学说，但这篇文章第一次将马克思学说带到了中国，使中国人接触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最初阶段是颇受冷落的，一方面中国既不具备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相对陌生，缺乏思想条件。即便旅欧期间的梁启超，在看到西方社会的诸多矛盾之后，敏锐地预感到“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12]，然而此时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真谛也不甚了解。孙中山、朱执信等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并不深入，他们将其作为西方诸多流派中的一种。至于国内有识之士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也仅在于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流弊，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是他们完全没有想过的。
较早认同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李大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在不断探索和深思中，俄国革命成为他苦苦寻觅的改造中国社会的现实榜样。
早在1914年，与陈独秀结识之初，“李大钊已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房间里便放有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本”。[13]1915年《新青年》（当时叫作《青年杂志》）创刊后，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常有发表。1917年“十月革命”的炮声，惊醒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至此，李大钊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解释当时中国的现实和前途。李大钊在1917年下半年连续发表文章，介绍各国的革命盛况，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胜利，“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14](www.xing528.com)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人物，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兴趣以及后来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动机是为着拯救国家民族，致力于西方理论在中国的现实应用。章士钊曾评价说：“李大钊是属于那种经常注意理论是否适合于当时的环境，以及有无实现的可能性的这样一个人。”[15]正如章士钊所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采用了同样的价值判断标准。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非只是将其作为一种纯粹的学术理论，而是将其作为一种与当时中国的环境相适应的，可以应用于社会变革的指导方案和思想武器，赋予了其神圣的革命使命。
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甲寅》杂志，此促成了陈独秀与李大钊的结识。当时，李大钊与陈独秀是校友关系，同任《甲寅》编辑部工作，加之年幼丧父的相同遭遇，让他们有同病相怜之感，所以经常聚在一起讨论诸如国际形势、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中西文化调和等问题。陈独秀与李大钊虽然是关系融洽的好友，却在性格脾性上有着较大的差异。陈独秀年长些，在谈论时局时免不了忧思慎思，所以“似于国于民都无可为，过于灰心丧气”[16]，而李大钊则是正气满怀、壮志踌躇。对于陈独秀的性格，李大钊曾说过，鉴于陈独秀在青年中的影响，担心“仲甫低沉的人生观不改变”，“将贻误青年”。[17]
陈独秀在与李大钊等人的讨论和思想交流中，自然避免不了对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谈论，陈独秀也正是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综合论证和评价后，陈独秀与好友李大钊一并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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