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有卓识远见的启蒙主义思想家，陈独秀思想观念的转变不仅影响着自身，而且直接影响着民众。在“五四”前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种种原因，陈独秀关于革命对象的选择、革命方式的取舍、政治信仰的筛查等诸多思想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陈独秀一直关心革命，他清醒地认识到，“革命”除了中国人所习惯的，与朝代更替、与暴力密切联系的意义之外，另有真谛。
陈独秀革命观念的形成受到来自梁启超、邹容、章太炎等革命前辈们的影响和启蒙。20世纪初期的华夏大地，国门洞开，各种势力竞相角逐，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中国社会一变而为中西文化的大熔炉，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转型之中。民族危机的降临与封建王朝的崩塌，使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与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梁启超、章太炎、邹容等一批立志革命的青年，纷纷走上历史舞台，希望寻找出一条治国安邦的救亡之路。
1903年初，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讲道，“革”应当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即为“reform”；另一层则是“从根底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即为“revolution”。梁启超认为“从根底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辞辟之”是去除千年留下的积痼，救中国的不二法门。
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若此者，岂尝与朝廷政府有毫发之关系，而皆不得不谓之革命。[1]
除了梁启超，陈独秀之前的有识之士关于革命存在共识，即认为革命是救亡安邦的重要方法，也是根本方法；革命应不局限在政治层面，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变革的必要；政治变革是社会其他方面变革的重要前提。
在诸多革命先辈中，大力宣传革命新意的是邹容。他在《革命军》中写道：
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20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或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2]
章太炎也发表自身的革命观点，说“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3]
对于梁启超、邹容等前辈的革命思想，二十余岁的陈独秀有着自身的认识和思考。
陈独秀认同前人的革命观念，认为“革命者，一切事物革故更新之谓也”。但他冷静审视中国的“革命”，认为“中国政治革命，乃革故而未更新。严格言之，似不得谓之革命，其他革命，更无闻焉”。[4]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之上，陈独秀对于“革命”有自己的认识。
在对陈独秀的革命思想转变产生重要影响的几个人物中，除了前文提到过的梁、章、邹之外，孙中山也是重要人物之一。陈独秀对梁、章、邹思想的接触多是通过他们的文章、刊物、著作。相比之下，陈独秀与孙中山有过直接交流，并深受其直接影响。
孙中山是革命思想的践行者，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毛泽东曾评价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并评价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光辉旗帜”。[5]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之中，教育是他进行革命宣传以及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领域。孙中山将教育当作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将教育视为改造中国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创办刊物、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开办学校，孙中山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进行做好了思想宣传和人才储备等工作。
1901至1915年间，陈独秀曾五次东渡日本，此时的孙中山亦频繁往返日本从事革命活动。虽然两人未曾谋面，但孙中山在国内外组织的革命活动，却对陈独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6]，“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7]，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人士在国内愈挫愈勇，尤其革命党人为救国救民而前赴后继的献身精神，多次激发起陈独秀的雄心壮志和革命豪情。
在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其他革命运动期间，陈独秀都积极响应这位“革命前辈”。
1919年陈独秀因在“新世界”屋顶花园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捕，孙中山对其进行了积极的营救。1920年3月，孙中山在上海与陈独秀第一次会面，并共商中国之改革大计，自此两人开始进入直接接触。1921年初，陈独秀提出的《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全省学校系统图》《每年教育经费概算表》等三个教育法案被孙中山政府全数通过。即便后来陈独秀成为全党之领袖，站在另外的角度思考问题时，亦曾与孙中山进行了一次通力合作。这次合作，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正是首次国共合作，推进了中国革命史的发展进程，推动了中国革命的高潮，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www.xing528.com)
如果说梁启超、严复等对陈独秀革命的影响是温和、间接的话，那么孙中山对陈独秀的影响，则是直接而剧烈的。
通过对他人革命思想的接触以及自身的思考，这一时期，陈独秀的革命思想可主要概括为：
其一，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的关系问题。陈独秀不认为政治革命是其他革命的前提，而坚持文化革命应先于政治变革。在他看来，民众，尤其青年是国家的希望，也是革命的主力。只有先通过思想文化的革命，实现国民性的改造，启蒙民众的思想，造就一批具有“新民智”“新民力”“新民德”的有为之人，才能利用政治变革改变社会时局。陈独秀将中国政界的三次革命都以失败告终的原因概括为“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尚未革命。认为民众的革命应从其思想救亡和启蒙开始。
也正是文化革命应先于政治变革的观点，使得他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并以《青年杂志》为阵地掀起思想革命的高潮。需要说明的是，陈独秀虽然一度提出“批评时政，非其旨也”[8]，着重于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关心政治时局。
其二，革命方式问题。在革命的方式上，陈不认同以武力暴动为主要手段的革命。陈独秀认为“革命应以社会组织进化为条件”，“凡是在社会组织进化上阶级斗争的日常工作都是革命事业”。[9]然而随着时局的发展，不谈时政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1921年6月，陈独秀主持广东全省第五次教育大会时表示：“兄弟以为进化，教育运动固不可少，军事行动也不可少……若要进步，最好是两方并重。”[10]这表明了革命方式采用思想启蒙与军事行动相结合的观点。
【注释】
[1]梁启超：《释革》，《新民丛报》，1903年第22号。
[2]邹容：《革命军》，上海：上海大同书局，1903年5月。
[3]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太炎文录初编》卷二，1902年。
[4]陈独秀：《答卓鲁》，《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
[5]张明林：《毛泽东点评古今人物》，北京：西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1页。
[6]陈独秀：《哭汪希颜》，《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9日。
[7]陈独秀：《题西乡南洲游猎图》，《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17日。
[8]陈独秀：《答王庸工》，《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9]陈独秀：《革命与反革命》，《向导周报》第16期，1923年1月18日。
[10]《广东群报》1921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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