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教育思想：男女同校的首创与胜利

早在1920年，陈独秀便在《新青年》上发表《男女同校与议员》一文，提出“男女同校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在理论上简直用不着讨论”。1921年，陈独秀委派袁振英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广雅中学前身）校长，袁振英实行男女同校，遭到汪精卫及守旧派的反对，陈独秀指示袁振英与汪精卫争论，取得胜利。同年3月23日，省教育委员会决议开放女校，从此全国中学开始实行男女同校。

此外，陈独秀还创办了注音字母教导团，培养中小学国文教师一百余人；开办俄语学校，由俄国人米诺尔及其夫人任教；着手筹建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通俗图书馆、幼稚园等。

在进行以上各项教育革新事业的同时，陈独秀做演讲、发文章、办杂志，时刻心系教育。一个月内的大型演说便有7次之多，在《广州群报》《民国日报》《曙光》等报刊上发表40多篇文章，还创办了《劳动妇女》周刊，大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教育改革思想，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论战。

陈独秀在广州的教育革新活动以及发表的种种革命言论，在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封建顽固派与无政府主义者联合发起反对陈独秀的运动，在京、沪、粤各地报刊上对他进行各种造谣诬蔑。

在经受他人污蔑的同时，陈独秀在权限与经费方面也备受阻碍。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下，陈独秀产生了退意。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举陈独秀为中央书记，上海方面来人要他回去继续主持党的工作，于是陈独秀于同年9月11日离粤回沪。

陈独秀离开广州后，由他倡议开办的宣传员养成所、机器工人夜校等都相继停办。虽然陈独秀留广时日短暂，但半年多来，陈独秀在广州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后来广东革命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1921年9月返沪到1927年“八七”会议期间，陈独秀虽一直忙于中国共产党的事务，仍然颇为关注教育。如1922年写的《平民教育》，认为教育是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之一，甚至指出教育是改造社会最后的唯一的工具；1923年发表的《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鲜明地指出教育不能脱离政治；1924年写下《投降条件下之中国教育权》和《收回教育权》。(www.xing528.com)

陈独秀的教育思想是随着他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而同步前进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革命性。20世纪一二十年代，当他受到西方民主主义影响时，他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教育，反对封建礼教，进行思想文化革命，主张“教育取法西洋”把教育看作追求个性解放的手段，提出教育的“四大主义”。

从“五四”起，随着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的变化，他开始注重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当他实现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后，他便自觉地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探索教育问题。反对“教育是主观的，教育的主义是个人的”旧教育，提倡“教育是客观的”，并对近代西方教育制度也作了一定的批判，进而提出教育为改革社会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主张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受“教育权”。

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中，陈独秀清醒地看到“用资本主义发展教育”造成的诸多社会问题，指出中国不应该效法资本主义教育，而是应该走“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的道路。这表明，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已突破效法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的框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质的飞跃，也是陈独秀对中国教育理论的一大贡献。陈独秀的这一观点，不仅在当时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旗帜鲜明地捍卫了社会主义，而且也为中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具有重大的实际价值和理论意义。

陈独秀并不是纯粹的教育家也不是纯粹的教育救国论者，他想通过教育拯救国民，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改革教育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一系列的教育思想及实践都是时刻与革命、政治相联系的，其教育思想的转变是随着其政治需要而转变的。

纵观陈独秀的教育思想，虽然有着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其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不可被忽视的。比如，他的“教育取法西洋”的观念，对教育落后的中国确实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虽然陈独秀在北大的改革以及在广东进行的教育实践，最终都因承受不了外界的舆论压力以失败告终，但对改善教育风气，启蒙、教化民众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今日仍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