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月至1921年6月，美国实用主义思想家杜威应邀到中国讲学。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杜威做大小演讲两百余场，足迹遍及上海、北京、天津、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广东等十四个省市。杜威的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思想，对中国的思想界和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段时期，杜威对陈独秀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919年12月，陈独秀发表的《实行民主政治的基础》有不少地方就援引了杜威的民主政治观，他说：
我们所主张的民主，是照着杜威博士所举四种元素，把政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的民治主义，当做达到我们的目的——社会生活向上——的两大工具。[1]
在教育学思想上，陈独秀对杜威更为敬佩，1920年，陈独秀在论及中国教育的缺点时指出：
杜威到中国来最精要的演讲，却不在伦理学，也不在社会学，是在教育学。可惜我国人对于他所讲的最精要的教育，不是十分注意。[2](www.xing528.com)
1921年5月，当杜威到广东演讲时，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亲自出面主持了演讲会。
杜威的教育思想对陈独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杜威的以学生为主、启发式教学方法深得陈独秀认同，这与“五四”前期陈独秀提倡的“自动而非被动”的教学方法不谋而合，因此陈独秀是完全赞同的。
其二，杜威关于学校即社会的观点对陈独秀“五四”后期的教育思想影响颇大。杜威十分强调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他认为传统教育的基本弊端就在于把“学校与生活隔离开来……现在教育上的许多方面的失败，是由于忽视了把学校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这个基本原则”。[3]杜威认为，解决教育与社会脱离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学校办成一个小型的社会，或者说一个雏形的社会，使学生在学校里就能接触丰富的社会实践，学生在学校里实习，也就是在社会上生活与成长。杜威还认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教育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社会需要教育，而教育要不断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离不开社会。应该说，杜威的这些主张对改革旧的教育体制，扩大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强调加强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明显吸收了杜威的上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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