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教育改革：新青年的精神与品质

1915年前后，西方科学文化被广泛引进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受新思想影响，陈独秀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不断地声讨中国的旧文化、旧传统，并将《新青年》杂志作为其宣扬民主、科学精神的主阵地。在《新青年》中，陈独秀高呼“新青年”的六条标准，并刊发《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新国民的六大精神风貌与品质。

陈独秀希冀青年“脱胎换骨”，不能“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于外，而“陈腐朽败”于内，号召青年要成为有“自觉心”精神的新青年国民。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2]

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认为有自觉心的新青年，应当具有以下六条新精神风貌：

其一，新青年应该是自主的。陈独秀认为自主权是人生来具有的，奴隶性以及做奴隶的义务是他人强加的。“等一人也，各自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新青年应该是自主的、独立的。因此陈独秀要求青年从“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的精神枷锁中跳出来，形成独立自主的新精神风貌，“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自主的新青年要追求解放，“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其二，新青年是追求进步的，应该思考创新，而非故步自封。青年应该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新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陈独秀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制度已经不适合时代的发展，不适合青年人的进步。“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若不思变革，不求进步，“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主张抛弃旧有，积极向新。

其三，新青年应该是“进取的而非退隐的”。陈独秀认为新青年要勇于担当，具备进取精神，因为“生存竞争，在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有行，乃人生之天职”。对此，陈独秀指出：“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万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逃避安闲之想。”

其四，新青年应该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在大工业革命后，世界已日益联成一体，陈独秀指出：“立国于今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青年务必须有对外开放意识，放眼世界。通过分析国际世界局势，陈独秀指出了新青年放眼、立足世界的必要性。“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他主张新青年要有放眼世界的宏大胸怀，具备“世界之智识”。

其五，新青年应该是“实利的而非虚文的”。中国对于西方欧美文化的追随，其因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先进性。陈独秀认为，欧美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务实，“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而这种务实之风，本是我国文化之良好传统，“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只是后世鄙儒崇尚虚文，以至于“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实会永无宁日”。因此，“吾国新青年务必回归初民之务实精神”。

其六，新青年应该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对于科学及想象的含义，陈独秀说道：“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认为新青年行身处世，一定要“一遵理性”。

上述新青年的六种精神面貌，在当时几乎是全新的。陈独秀要求新青年具有自立精神、进步意识、进取精神、开放精神、务实精神、理性精神。这六种精神品质直到今天也是青年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有论者甚至以为这是陈独秀提出的青年德育的六大标准。

在《敬告青年》中，陈独秀对“自觉心”做了深度解释。之后，陈独秀又发表了《抵抗力》一文，探讨了国民无“自觉心”的文化原因。《我之爱国主义》则是对“爱国心”的再解释。通过此文，在六种精神品质之外，陈独秀又提出了新青年应该具备的六项道德品质。陈独秀认为中国之所以面临“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独裁）”的原因，“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以召之耳”。^[3]“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即人不我伐，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因此在陈独秀看来，养成良好的公德私德，即是最好的爱国：“故我之爱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笃行自好之士，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基于此种认识，陈独秀提出新青年应该具有的六项道德品质：(www.xing528.com)

其一，勤。勤本是我国传统美德，《易传》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然自清朝以来，社会风俗蠹坏，游手好闲者日众，“吾华惰民，即不终朝闲散，亦不解时间上之经济为何事”，“劳动神圣，皙族之恒言。养尊处优，吾华之风尚。中人之家，亦往往仆婢盈室。游民遍国，乞丐载途。美好丈夫，往往四体不勤，安坐而食他人之食”。这种游惰情形的结果是“人力废而产业衰，产业衰而国力隳”，改变此种情况，“必尚乎勤”。基于对社会现状的分析，陈独秀指出，青年要革掉游惰民气，保持“劳动神圣”的观念。

其二，俭。陈独秀从个人、国家两个层面指出了奢华生活的危害。于个人而言，“戕害其身、堕落人格”。于国家，“国力虚耗”。陈独秀指出：“人人节衣省食，以为国民兴殖产业之基金，爱国君子，何忍而不出此？”他认为爱国、爱人就要以节俭为原则。

其三，廉。陈独秀认为，晚明以降“但有钱可图，便无恶不作”，“‘贪’之一字，几为吾人之通病”。因此守廉戒贪，即为爱国。

其四，洁。在陈独秀看来，“洁”不单是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还包括心理是否健康，“内心之不洁，尤令人言之恐怖。经数千年之专制政治，自秦政以迄洪宪皇帝，无不以利禄奔走天下，吾国民遂沈（沉）于利禄而不自觉。卑鄙龌龊之国民性，由此铸成”。因此，陈独秀认为，爱国志士，必须身心俱洁。

其五，诚。诚即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陈独秀指出：“吾人习于不诚也久矣。”不诚不仅使个人人格有损，而且关乎国誉，“不诚之民族，为善不终，为恶亦不终。吾见夫国中多乐一为恶之人，吾未见有始终为恶之硬汉。诈伪圆滑，人格何存”，“吾劝爱国之士……皆本诸良心之至诚，慎厥终始，以存国民一线之人格”。青年要以真诚之心待人、做事，才是真正的新国民应该具备的品行。

其六，信。在陈独秀看来，不讲诚信损害的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潜力，“人而无信，不独为道德之羞，亦且为经济之累”，“是故民信不立，国之金融，决无起死回生之望。政府以借债而存，人民以盗窃而活，由贫而弱，由弱而亡”。他主张新国民务必修诚讲信，认为人人诚信利国利民。

陈独秀认为这六种品德，“实救国要道。人或以为视献身义烈为迂远，吾独以此为持续的治本的真正爱国之行为。盖今世列强并立，皆挟其全国国民之德智力以相角，兴亡之数，不待战争而决”。陈独秀认识到国家发展与个体道德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国家的竞争，实质是国民的竞争，只有国民持续讲求以上数德，才是使国家立于不亡之地的“真正爱国之行为”。

1916年1月，陈独秀发表《一九一六年》，继续阐述他对新国民精神的理解与认识。他认为“人类生活之特色，乃在创造文明耳”^[4]。人生之价值在于创造文明，因此陈独秀号召青年以新的精神风貌承担责任、创造新的中国：“以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皙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

在《一九一六年》中，陈独秀提出了青年应该具有的新人格、新精神包括三点，即自居征服地位，勿自居被征服地位；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

总此上述，陈独秀以“爱国心”“自觉心”为核心观念，较为系统地阐释了新国民应该具有的精神风貌与道德品质。可以说，培育具有新精神的新国民，是陈独秀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