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陈独秀的教育思想明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标志着他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说道:“第一,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改变这种受压迫的状况,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他指出:“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帮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12]
陈独秀公开宣称“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13]
随着陈独秀思想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他的教育思想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其变化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陈独秀把社会主义作为教育思想的核心。在《国庆纪念底价值》中,陈独秀对共和政治进行了批评:
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哪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现在多数人都渐渐明白起来要求自己的自由与幸福了,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公例,都是不可逃的命运。[14]
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15]
其次,陈独秀认为教育的核心就是采用保种方针及理论体系教育学生,社会主义教育只能用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不能沿袭旧的资本主义教育模式。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对资本主义教育路线进行了批判:
教育是智慧的源泉,资本主义时代教育是专为少数富家子弟而设,多数平民是没有份的。他们的教育方针也是极力要拥护资本主义底(的)学说及习惯的,因此这时代的青年自幼便养成了崇拜资本主义的迷信,以为资本主义是天经地义,资本家是社会不可少的中枢。
对比资本主义教育,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路线的教育目的应是大众教育,是普及教育。他指出:“一国的学术不提高固然没有高等文化,不普及那便是使一国的文化成了贵族的而非平民的,这两样自然是不能偏废”[16],“大学程度要提高,同时也要普及,提高而普及的办法,就是全国多设大学,各大学中多收绝对不限资格的自由旁听生”。而要真正做到普及教育,陈独秀认为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行。
要普及教育,唯有盼望社会主义的实行了。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主义是主张经济平均分配的,并且无论什么大工业、大商业、大交通事业,都握在国家手里,不许国民私有,那时国家自然有很大的力量,使个个人受教育了。[17]
由于认识的提高,尽管条件不具备,陈独秀还是试图在广东试行普及教育,并提出了新教育的改革方案: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教育等,分期使之普及;成年教育即补习教育与社会教育,凡补习学校、图书馆、博物院、剧场、戏院、音乐、一般宣传和特殊宣传皆包括在内;专门教育即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工科外,以设立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陈独秀认为永久的教育根基是在未成年教育,而当时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要发展民族经济和工业文明,尤以成年的社会教育为最要,同时努力普及工业教育。
陈独秀对普及教育方案的设计显然是在他“吾国欲图教育事业发展,须行强迫教育之制”的思路下制订的。
再次,陈独秀对教育的理论认识有了新突破。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陈独秀用唯物史观首次在近代中国论述了“教育属于上层建筑”的理论。他指出教育与思想、文化、宗教、道德“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18]“思想、知识、言论、教育,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和经济立在同等的地位。我们并不抹杀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但我们只把他当作经济的儿子,不像适之把他当做经济的弟兄。”认清了政治、经济及教育三者关系的实质。
通过欧美发展的实例,陈独秀对经济与教育这一对关系做过形象表述:“欧美资本社会教育发达,完全是工业发达的结果,工业家不但需学术精巧的技师,并且需手艺熟练的工人,资本家为发财计不得不发达教育。”
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陈独秀多次提到,“教育虽没有万能的作用,但总算是改造社会底(的)重要工具之一,而且为改造社会最后底(的)唯一工具”。[19]但这一工具是受政治制约的,所以教育采取何种主义路线是要先把握清楚的,早在1917年,陈独秀就认识到教育发展受政治制约的情形,他指出:
盖一群之进化,其根本固在教育、实业,而不在政治。然亦必政治进化到水平线以上,然后教育、实业始有发展之余地……倘不以全力解决政治问题,则必无教育实业可言,终于昏弱消亡而已。[20]
教育脱离不了政治的约束,所以陈独秀主张革命教育。他认为新青年学生要摆脱懦弱情怀,进行革命,不可不问政治。[21]陈独秀认为,若学生寻找任何不革命的道路,如道德救国,农村救国,人道互助,地方自治,而不问内政的话,迟早是军阀官僚革青年的命。
教育不可能脱离政治而独立,所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后,陈独秀就坚持中国教育要走社会主义方向。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主张“现对中国改良的方法,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开发中国财源……应该从教育入手,应该从平民教育入手,把人民知识增高,到那个时候,再采用社会主义”。针对此说,陈独秀公开发表《致罗素、张东荪先生的信》,指出中国教育必须走社会主义路线,认为在中国迫切需要发展工业和教育的前提下,“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还是用社会主义”是一个先要解决的问题。对此,陈独秀指出:
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22]
正是在社会主义路线教育思想下,陈独秀开始关注工人的教育问题。《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发表了陈独秀的《答知耻》。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就工人教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陈独秀认为,工人的教育十分重要:
社会上有钱不做工的人很多,因何理由要强迫穷人非增加教育时间不能减少工作时间呢?工人劳力所生产的价值,远在他们每日所得的工资以上;这工资以上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叫做“红利”分配了……若资本家借口教育、储蓄问题来阻止减时加资,实在是笑话。[23]
陈独秀对于工人教育问题的关注及其相关的工人教育思想,正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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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戚谢美、邵祖德:《陈独秀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
[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02页。
[3]徐继霖、陈凯达:《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页。
[4]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页。
[5]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页。
[6]戚谢美、邵祖德:《陈独秀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
[7]戚谢美、邵祖德:《陈独秀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
[8]戚谢美、邵祖德:《陈独秀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9]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117页。
[10]戚谢美、邵祖德:《陈独秀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11]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页。
[12]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13]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
[14]戚谢美、邵祖德:《陈独秀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页。
[15]戚谢美、邵祖德:《陈独秀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3页。
[16]戚谢美、邵祖德:《陈独秀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17]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7页。
[18]戚谢美、邵祖德:《陈独秀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
[19]戚谢美、邵祖德:《陈独秀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
[20]戚谢美、邵祖德:《陈独秀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
[21]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6页。
[22]戚谢美、邵祖德:《陈独秀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270页。
[23]戚谢美、邵祖德:《陈独秀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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