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教育改革注重社会

《安徽俗话报》作为陈独秀启发民智的阵地，无论是其撰写的文章，还是其为该报选编的文章，无不浸透着普及知识、宣传革命的教育思想。具体表现在：

其一，倡办新式学堂。倡办新式学堂是清末时期清廷以及国内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清末新政当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便是广设学堂。1904年，清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即是《钦定学堂章程》之后的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另一重要标志。

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仿照日本近代学制，制定了从蒙养院、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直至通儒院的教育体系。清政府对于西方近代学制的肯定和借鉴，为新式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极大的契机。循着由来已久的兴学风气，1904年前后各类新式学堂纷纷涌现。在这种大环境中，本就热衷教育，志在通过教育启蒙民众的陈独秀必然在《安徽俗话报》中大声疾呼兴办新式学堂。

宣传兴办学堂的教育政策对于强大国家的重要意义，是陈独秀提倡新式学堂首先考虑的事情，而将西方各学堂的情景介绍给民众，引起民众对中国学堂的反思，则是陈独秀《安徽俗话报》的另一职责所在。

在《安徽俗话报》上刊登的《西洋各国小学堂的情形》一文，详细地介绍了俄国小学堂的相关情况。文章明确指出了当时俄国的小学堂、教师及学生数量：

仅全国（俄国）的小学堂，就有七万八千六百九十九所，教习共有十五万四千六百五十二人，其中女教习占四分之三，学生总数有四百二十万三千二百四十六人。^[16]

通过描述可知，此种教育的繁荣景象出现于“教育在西洋各国中，算是顶不兴旺”的俄国，对比之下可以想见当时西洋各国的办学盛况，以及彼时中国教育的落后。

政治、文化的稳定繁荣对应的是学堂数量的庞大，陈独秀正是看到了办学堂、兴教育对于改变贫穷落后、面临被瓜分危机的中国至关重要，由此在《安徽俗话报》指出：

假使学堂无一益，如前中国一样的，怎么外国到处办，多的至于数十万？从前洋人想瓜分，不劝中国学堂兴。……洋人制人法自巧，叫你自家还不晓。^[17]

除了旁征博引地论述兴办学堂的重要意义，陈独秀所创办的《安徽俗话报》亦刊登了一篇清政府关于兴办学堂的谕折，即《要停科举办学堂的谕折》。陈独秀等人将其原文刊登在《安徽俗话报》，以助力于其办学堂、兴教育的主张。文章说道：

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奉上谕说到，现在的时事难得很，这兴办学堂造就人才，是今日第一要紧的事。前次叫张之洞同管学大臣，把学堂章程去细心订好。现在所奏的章程算是很好，就可以照样去办罢。如有应当添改的事情，仍著他们随时议奏。至于减科举与毕业学生的办法，倒算是教读书的，学些实学，才有实用了。……俟各省学堂一齐都办的好了，立刻把科举停止，都归学堂里考取。这时候叫各省的督抚，赶紧督饬各府厅州县，开设学堂，并好好地劝导地方上人，也要多多的办些学堂。^[18]

通过文章，陈独秀坦言其办学堂、兴教育的热情及信念。

陈独秀自小便对中国封建教育颇有微词，对于封建教育下学堂所培养出的整日“之乎者也”的同类嗤之以鼻。年龄稍长之后，虽不得已顺封建教育之大势而参加了两次科举，但确是无奈之举。之后，陈独秀出外留学，思想丰富，眼界大开，对封建教育的认识更为全面和深刻，亦对国外近代教育体制有了相当了解。

中西对比之下，陈独秀针对彼时中国所应创办之新式学堂，提出自身的看法及意见。在《安徽俗话报》中，陈独秀对现代西方的教育模式做了详细的介绍。报纸第一期刊登的《整顿蒙学馆的法子》一文，从蒙学馆的课本、教学方法、教师教学态度等方面指出了西方学堂的特征，指出了改革中国学堂的良方，认为西方学堂比中国学堂有较大优势，主张中国所创办之新式学堂以及所应改革之旧式学堂，都应借鉴西方学堂的办学模式。

陈独秀对于提倡办学堂并非只限于口号，而是在摇旗呐喊的同时，给出具体方案，不可不谓用心良苦。

其二，提倡新式教育。陈独秀认为新式学堂应秉持的办学方针为“三育并重”。“三育并重”是陈独秀于1902年便已提出的教育思想。关于三育并举，陈独秀在《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中给予了说明。在解释王阳明“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盈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此句话时，陈独秀说道：

这几句话，是说教儿童习礼的缘故，不但礼的仪节，可以令儿童整齐严肃，而且可以运动身体，调和血脉，坚强筋骨。照这样说起来，又合现在的体操正对了。你看那兵式体操的起坐进退，无论多少人，都是遵从一样的号令，节奏井然，丝毫不乱，那般整齐严肃，正合古人习礼的精神一般一样。^[19]

在陈独秀看来，教育应遵循三育并举的理念，那么从新式学堂中走出来的，便不会是封建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而是集德、智、体三者于一身的、摆脱了奴性的“新人”。《安徽俗话报》指出：

东西各国的学问，体育、德育、智育三育并重。若是国内的人民，这三样都不讲究，那个国就要亡，那个种就要灭，这是自然的道理。万无可逃的。^[20]

虽此言论并非直接出自陈独秀之口，但作为《安徽俗话报》的负责人，陈独秀对此观点应当是认同的，且事实上，上文观点与陈独秀1902年所提的教育思想并无二意。

新式学堂重视德育，体现在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德行，强调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

通过学习历史、地理、格致等课程，一方面获得相应的知识，另一方面了解国势民生，知道造成国家悲惨处境的原因，进而激发学生的爱国之心，使学生自上学之时便生爱国之情，方可期待来日学生走向社会能生救国救民、爱国爱民之恒心。

新式学堂重视体育，体现为将强健体魄作为个人安身立命以及保家卫国的基础。事实上，早在1903年，陈独秀已提出广泛开设体操课以塑造健康体魄的观点。然而，彼时虽然已经实施了新学制、提倡新教育，但教育层面的革新刚刚起步，很多事宜仅被当作名号，真正实施的深度和广度均较为浅显。加之中国几千年传统教育的弊端，使得教育革新更多地停留在提倡、呼吁的层面。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做得更多的便是此项工作。

《安徽俗话报》指出，西洋教育区别中国教育的最大之处在于，西洋各国极为重视体育，而与西洋学堂相比，体育从未在中国学堂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唯有体育一门，从来没人提倡，以至全国人斯文委弱，奄奄无生气，这也是国促种弱的原因。”^[21]所以呼吁学堂开设体育课的言论在《安徽俗话报》比比皆是。在第八期的《醒梦歌》中，陈独秀便大力宣传体育的意义与作用，指出了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的主张，认为健康强壮的体魄是做一切事情的前提：

第三要把学堂设，学堂多的国不灭。你看洋人那么强，只因他国多学堂……一心相救中国弱，怎么鄙他学洋学。就是穿的体操衣，也是队伍要整齐。体操衣服最便身，哪里叫做变洋人。要打洋人保权利，你我意思一样的。于今再说学堂好，要你个个都明晓。……我劝世人兴学堂，学堂多设百姓强。开得聪明习得武，要强中国从此始。从前文武两途分，武的武来文的文。武的一味是蛮恶，文的个个都懦弱。你看农夫身体好，可惜世事全不晓。所以才把学堂设，今日我们才晓明。学堂习武又习文，所以要他做英雄。做得英雄见得远，所以世界挽得转。挽转世界是如何，贫的越少富的多。世人不知学堂理，把那从前书院比。书院专习是文章，不过笔墨工夫强。观今外国人灭我，专习笔墨做甚么？

广设学堂，重视体育，培养身强体壮的人才是陈独秀革新旧教育的积极尝试。

与陈独秀教育救国的理想相一致，除了主张通过体育获得健康体魄外，陈独秀还主张在学堂练兵。他以外国为例，指出了学堂练兵的可行性。《醒梦歌》指出：

昔日普国本也弱，被那法国害得恶。割去省份限定兵，压制普国不得兴。普王只想把兵强，便将全国设学堂……以后全国学堂兴，全国百姓都是兵。个个当兵个个勇，只因教习激得紧。^[22]

依靠学堂，培养出身强体健又能在必要时期上战场的人，正是陈独秀对新教育的期待。其目的是在振兴教育的过程中实现救国救民的夙愿。

新式学堂对于智育的重视，则重在通过学习天文、地理、历史、物理等多种类型的知识，开通智慧，丰富思想。

概言之，主张兴办新式学堂，倡导学堂中的“三育并举”，是陈独秀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颇值一提的是，陈独秀的“三育”之间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如上文所言，在学习科学文化的过程中个体的德性得到发展，这是智育与德育的结合；在体操及练兵的过程中又可以锻炼出勇敢、坚韧的品格，此是体育与德育的结合；而倡导体育正是源于担心教育出“懦夫”和“莽夫”，为的是培养出文武兼备的人才，此可谓体育与智育的结合。

其三，提倡女子教育。女子在封建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与其无权接受教育相对应，封建社会中女子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近代以来，鸦片战争轰开了清政府紧闭的大门，中国社会不得不向他者开放，各类新思想、新学说随之涌入，冲击着尘封的、旧式的中国文化，并为其带来了一丝新意。

近代先进的西方文化，从价值观念、伦理思想、生活习惯等方面影响着中国人，进而使得人们头脑中紧绷的“封建”之弦松动，促使人们将目光转向那些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延续的旧有事物。在这种情况下，女子受教育的时代随之到来。

事实上，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亦是拜他国所赐。近代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始于1844年，即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由英国传教士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对中国拥有了一定的特权，在中国办学堂，便成为英国“教化”中国人的重要方式。

以此可见，自中国与外国接触之始，教育便扮演了多重角色，表面上看起来教育像是沟通不同国家文化，使国家之间互通有无的“使臣”，然而从更深层面上讲，他国在中国兴学办教育的目的则更在于通过教育传播其文化思想，以便更进一步地控制中国。如此一来，教育则成为外国进攻中国时使用的“武器”。在此，对于教育角色的探讨应属次要，可见教育本身所具有的宣传、沟通等强大的中介作用。

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开始于鸦片战争之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开始全方位地学习日本，教育领域亦是如此，由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法律文件首先便是清政府先后于1903年和1904年颁布实施的《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在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女子教育被纳入家庭教育的范畴，此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女子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考虑对象。

随着国人对女子教育的接受及认可，中国社会对女子教育的重视程度日渐提高。时至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教育正式有了合法地位。陈独秀于1904年创办的《安徽俗话报》便大力提倡女子教育，积极宣传女子教育思想，在女子教育的合法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陈独秀对近代女子教育的提倡是与其对封建女子低下的社会地位的批判以及对女子新角色的肯定相伴相随的。《安徽俗话报》的《恶俗篇》即批判了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旨在为女子“正名”。

世界上人，男女平权，毫无差别，怎么女人就这样下贱，应该听众人凌辱，不敢为拗，比妓女还不如呢，这是合乎情理吗？我想以后读书明理的男女青年，必不肯遵守这样不合情理的规矩了。^[23]

“男女平权，毫无差别”暗含了男女受教育权利的平等，陈独秀提倡女子教育正是源于其“男女平等”的理念。

除了对封建社会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不满外，陈独秀亦在《安徽俗话报》中发表多篇文章猛烈抨击封建习俗、封建婚姻对于女性的戕害。或许正是这种对于封建世俗的批判以及对近代女性角色的重新定位，使得陈独秀敢于突破封建婚姻的束缚，拥有了为着自身争取自由、幸福婚姻的勇气和魄力。

具体来讲，《安徽俗话报》刊登了多篇涉及女子教育的文章，如第六期的《家庭教育》、第二十期的《女子教育》等。对比西方国家的女子教育，《安徽俗话报》指出“我们中国的女学，是一点儿没有”。^[24]而相比之下，西方重视女子教育的例子比比皆是，欧美日等国的女子都有机会进入学堂接受正规教育，并都懂得一些教育的方法。

在陈独秀看来，提倡女子教育的前提是对女性角色的充分而全面的认识。陈独秀在对女性角色定位时指出，男子和女子之间是“平等”的，是“毫无差别”的。这种毫无差别的平等指出了男女各项权利的平等，亦肯定了女性为人处世与男子无二的能力。在陈独秀看来，古时男子接受教育，指望男子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凡女子有机会接受教育，女子照样能成为有志向、有本领之人。

并非叫这宗无知无识的女子，天天在男子面前拿身份，确是叫女人和男子一样受教育。女子既有了学问，凡男人所能干的事业，女子自然也能干了。^[25]

陈独秀肯定了女子通过教育“开化头脑”“培养志向”“发动行为”的可能性，认为从女子自身来讲，振兴女子教育，有助于个体价值的充分实现。然而，陈独秀虽然认为男女平等，认为男人能干的事业女人也能干，但其对于女子作为国民从事社会工作这一点并未大力提倡。此也在情理之中，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女子角色的真正扭转，还需要时间。

女子接受教育一方面对自身发展有益自不必提，更为长远的是，接受过教育的女子与未接受过教育的女子为人母亲后对于自家孩童的影响大不相同。

与陈独秀重教育一脉相承，《安徽俗话报》认为，要想儿童长大之后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就不能忽视儿童教育。儿童进入学堂之前有相当长的时间呆在父母身边接受家庭教育，这便要求孩子的家长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以便使孩子可以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此对儿童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

基于此，为下一代着想，为使女性在孩子一生下来便能“随时开导，随物指点”，使“那小孩子自有一种和平高尚的感情，好像似那成人的样子一般”^[26]，陈独秀认为中国亟须提倡女子教育。

关于女子教育的内容，与陈独秀“三育”并举的理念一致，他强调对女性健康体魄、良好德行以及丰富思想的培养。第一，《安徽俗话报》认为，今日女子的身体强弱，事关他日国民身体的强弱，故主张女子通过体育教育获得健康体魄。第二，《安徽俗话报》亦将女子德育作为关乎国民德行的大事看待，认为中国人没有道德心，缺乏爱国心，是由于“从小没有家教的缘故”，而此正是“女子不讲德育和智育的坏处”。^[27]第三，关于女子智育，《安徽俗话报》指出：“教他学习一切普通的学问，异日好教育子女”，“教他学习书算簿计的法子，异日好经理家政”。^[28]

其四，重视儿童教育。如上文所述，对包括童蒙馆在内的学堂的改革以及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皆是陈独秀重视儿童教育的体现。具体到儿童教育过程中，陈独秀则亦对儿童教育的内容、方法有过相当论述。

与陈独秀“三育”并重的理念一致，儿童教育亦关注儿童德、体、智三方面的发展。事实上，严格来讲，陈独秀的“三育”并重理论正是来源于其对儿童教育的理解。《安徽俗话报》中刊登的陈独秀的《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以及《国语教育》二文，便是系统反应陈独秀儿童教育思想的文章。

如前文所述，《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一文，提出了体智德并重、德育优先的教育主张。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还详细阐发了其相关的儿童教育思想：

教儿童念书的道理，不但是要开他的智慧，并要培养他的心地，扶植他的志气。……后世的人，往往有读书万卷，所行所为，还是天良丧尽。文词才华，可以取功名富贵，而气节品行，一毫也不讲究。甚至于天天读理学书，挂道学招牌，却是问起他的心地来，还是一个卑鄙龌龊的小人。这都是只知道读诗书开智觉，不知道存良性志气的缘故哩。^[29]

陈独秀在肯定知识重要性的基础上，明确指出道德教育对于儿童发展的重要作用。他对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做过阐释：

孝是孝敬父母，悌是爱敬弟兄，忠是尽忠报国，信是心口如一不肯欺人，礼是遇事有礼不侵害他人，义是待人公道自守本人，廉是不取非义之财，耻是真心学好不做不如人之事。

值得注意的是，虽此处所说的道德教育内容，从名称上看与封建社会所宣传的那套纲常伦理并无区别，但在实质上却抛弃了旧有的封建色彩，更多的与当时的社会实际相联系。比如，封建社会的道德内容“忠”，首先指“忠君”，具有专制统治的色彩。而陈独秀所标榜的“忠”，则将“君”这一封建社会的权力最高体排除在外，解释为“尽忠报国”之意。民众共同拥有的是国家，报国而非对个别人毕恭毕敬，此既与当时的社会现状相符，又与陈独秀“爱国”思想相联系。

在确定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教育内容后，陈独秀主张尽早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并认为只有自小打下道德的基础，长大之后才能成为有德之人。

做童子的时候，便专门把这些道理教训他。根基若稳，长大成人，自然是有用的国民了。^[30](www.xing528.com)

陈独秀对于儿童智育的重视，体现在《国语教育》一文中。基于儿童发展的局限性，为了使儿童能够更快更多地增长知识，陈独秀主张在蒙学中推广国语教育，用通用的语言教育儿童。此一方面有助于儿童的理解；另一方面，自小接受国语教育，将来“全国的人才能够说一样的话”，才会“有同国亲爱的意思”。

此外，陈独秀指出，用国语教授的课程，难易程度要适当，考虑儿童的接受能力，遵从由简入繁的原则。

陈独秀对于儿童体育的关注，则主要体现在《安徽俗话报》重视宣传养护儿童身体方面的知识。《安徽俗话报》从饮食起居各方面入手，向民众介绍了大量保养儿童身体的学问。

除了对儿童教育的内容有论述外，陈独秀亦对儿童教育的方法有详细论述。陈独秀以自己儿童时期的受教育经历为例，指出了僵化的、呆板的教学方法对儿童的戕害。

封建教育不重儿童本性，只凭成人意愿肆意灌输知识、压制儿童的方法，决然造就不了有思想、有见地、有行动力的人才。针对封建教育方法的弊端，陈独秀指出，专门教人抱着几本古书，闭了眼睛就念，而对书里的道理不去追究的教学方法对于儿童的发展一点用处也没有。对此，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特征，陈独秀提出了“顺性而教”的教育方法。在《安徽俗话报》中，陈独秀说：

不可压制拘苦了他，要叫他心中时常快乐，自己自然晓得学好。这便和草木得了春风时雨一般，自然生机日发。^[31]

这种教学方法正是对封建教育把儿童当作小大人，对其使用强制、灌输、压迫式的教学方法的强力批判。

其五，提倡军国民教育。“军国民教育”是指对学生及普通民众进行军事训练与尚武精神的教育，目的是增强国民体质，使学生与普通民众具有军人的品质和能力，能够抵御外来之敌。^[32]

对学生和民众进行军事训练旨在养成健康强壮的体魄，而尚武精神的形成则不是仅依靠体育教育能达成的，其属于德育和智育包含之内容，用爱国、尚武之精神以及排兵布阵之方法指挥健康强壮之体魄施以保家卫国之行动，此正是军国民教育。

国民接受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国民的素质，对比学堂里的教育，军国民教育实则是属于事事受教育、时时受教育的社会教育。与陈独秀的“三育并举”理念相一致，军国民教育亦重视国民德体智三方面的发展。《安徽俗话报》正是从这三个方面大力提倡军国民教育。

事实上，早在1903年的安徽藏书楼演讲上，陈独秀便认为“当今非提倡军人精神，断不足以立国”^[33]，指出人人都具军人的体质和胆识对于保家卫国的重要意义。这种尚武的思想，实与陈独秀留日期间的见闻关系密切。

在日本留学期间，陈独秀接触日本教育，深受日本教育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影响，加之当时中国不敌日本的现实，使得陈独秀意识到了重军国民教育、人人皆兵的教育理念是成就强大日本国的原因。依据自身对日本文化的了解，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中指出：

个个知爱国、不怕死。这六个字，日本人叫做尚武精神。这尚武精神，就是日人立国的根本。^[34]

培养尚武精神，首先在传播尚武精神之高尚。对此，《安徽俗话报》分三期连载了《中国兵魂录》，将轻死善战的英雄形象作为颂扬、赞美的对象，希冀民众将其作为榜样，进而培养、提升自身之尚武精神。《安徽俗话报》指出：

中国目下的军人，虽然不及日本人勇武，却是古时候轻死善战的武士也不在少数，无论他是抵抗异族，是效忠君王，只要勇烈善仗、可歌可泣的事，都可以给现在的军人做个模样。就是用作小学堂的课本，也可以培养他的死义尚武的性质哩。^[35]

军国民教育除了注重尚武精神的培养外，亦主张民众掌握相关的军事知识，以备不时之需。该报还开辟了《枪法问答》专栏，系统地介绍掌握近代武器的方法与要领，作战应注意的事项，主张“办练兵团”。上文所述的在学堂办练兵团正是指此。

综上所述，军国民教育关注国民尚武精神的培养，涉及德育；主张办练兵团，此有助于国民身体素质的提升；重视向民众系统介绍各类兵法、枪法等学问，旨在丰富民众的军事知识，此属智育范畴。体、德、智并重的军国民教育思想是陈独秀教育思想中的又一亮点。

创办于1904年的《安徽俗话报》，本身便是一本服务于社会教育的“教材”。其所含有的教育属性，使得陈独秀的行为在办报之始便具有教育活动的性质。加之，由于《安徽俗话报》中包括“教育”专栏在内的诸多版面均涉及教育思想，故使得作为“主人”的陈独秀依靠教育启蒙、开化民众的理想有了更为集中的阵营。

在《安徽俗话报》这片肥沃的土壤里，陈独秀不断播撒教育的火种，盼望着有朝一日在教育领域燃起熊熊大火，依靠这股教育之火烤焦、烤化民众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旧文化，并最终带来中国之“新”。

然而，《安徽俗话报》创刊不足一年便停刊。作为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其销量、口碑都是有目共睹的，它的停刊对于急需启蒙的民众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幸运的是，《安徽俗话报》停刊后，陈独秀并未放弃启蒙民众的理想，而是投身于其他的教育活动，继续在启蒙、化民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

【注释】

[1]郅玉汝编著：《陈独秀年谱》，香港：龙门书店，1974年版，第12页。

[2]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3]陈独秀：《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陈独秀文章选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5页。

[4]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3页。

[5]沈寂：《陈独秀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

[6]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7]沈寂：《陈独秀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

[8]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9]祝彦：《陈独秀思想评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10]张宝明、刘云飞：《飞扬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世悲情》，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11]《安徽俗话报》第3册封底。转引自《陈独秀研究》第1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

[12]高语罕：《入蜀前后》，《民主与统一》第8期，1946年7月20日。

[13]汪原放：《六十多年来，回忆亚东图书馆》稿本。转引自《林茂生自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14]黄晓红：《〈安徽俗话报〉研究》，安徽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5页。

[15]陈独秀：《整顿蒙学馆的法子》，《安徽俗话报》第1期。

[16]黄晓红：《〈安徽俗话报〉研究》，安徽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8页。

[17]《醒梦歌》，《安徽俗话报》第8期。

[18]兢化：《要停科举办学堂的谕折》，《安徽俗话报》第1期。

[19]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7页。

[20]铁仁：《女子教育》，《安徽俗话报》第8期。

[21]《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安徽俗话报》第16期。

[22]《醒梦歌》，《安徽俗话报》第8期。

[23]《恶俗篇》，《安徽俗话报》第11期。

[24]饬武：《家庭教育》，《安徽俗话报》第6期。

[25]铁仁：《女子教育》，《安徽俗话报》第20期。

[26]饬武：《家庭教育》，《安徽俗话报》第6期。

[27]铁仁：《女子教育》，《安徽俗话报》第20期。

[28]《桐城不缠足善合的缘起》，《安徽俗话报》第7期。

[29]戚谢美、邵祖德：《陈独秀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30]戚谢美、邵祖德：《陈独秀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31]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93页。

[32]黄晓红：《〈安徽俗话报〉研究》，安徽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9页。

[33]《安徽爱国会之成就》，《苏报》1903年5月25日。

[34]《说爱国》，《安徽俗话报》第14期。

[35]《中国兵魂录》，《安徽俗话报》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