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俗话报》中刊载有关教育的文章,体现了陈独秀的教育思想。陈独秀教育思想的产生受诸多因素影响。
其一,教育思想的形成离不开他人学说的影响。陈独秀重视教育的思想并不是短时间形成的,其对于中国教育的认识离不开他人思想的熏陶和影响。1898—1903年,改良派与革命派所倡导的教育思想便对陈独秀教育思想的形成意义重大。除此之外,陈独秀特立独行的性格和不肯服输的心态,使得其绝不会简单地将他人的思想拿来使用。1904年之前,陈独秀的做法便证实了这一点。如,他参照日本地理教材,编译适合中国学生的地理教材;翻译《悲惨世界》的过程中将其“中国化”;将留学所学之新学说、新思想传播到国内;通过各类教育活动积累经验,参照其他报纸,最终专为安徽地区的民众创办了一份看得懂、买得起的《安徽俗话报》。可以说,陈独秀《安徽俗话报》中所传达的教育思想,离不了陈独秀对他人教育思想的整合和融汇。
其二,陈独秀教育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对教育本质的认识。教育中最为关键的,最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便是“人”。没有人,其他所有的教育因素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教育人而不是教育其他生物的原因,正是因为人需要教育。如此一来,作为教育中的关键因素,对于“人”的分析尤为重要,此亦正是自古以来先贤们殚精竭虑解析“人性”的原因。人性善,教育扩充善性;人性恶,教育改造恶性;人性无非善恶,教育还是得使人向善。人性有优劣之分,那么不同的人接受不同的教育;人性生而无阶级,那么人人都有权利受教育。与此相同,陈独秀对于国民性的分析,正是其教育思想产生的内在源泉。
早在与章士钊合办《国民日日报》之际,陈独秀便针对国民性有过相当论述。陈独秀所总结的国民性即是“奴性”。陈独秀在《奴隶狱序》中说:
亚洲之东,有庞然绝大三千万方里之一国,乃国中终不见一人。……若有之,则必此无学术、无思想、无脊骨、无血性四万万之动物,充塞于无政治、无教化、无法律并无民族三千万方里之一国土而已。吾无以名之,曰奴隶狱。
在陈独秀看来,人的奴性有着巨大的摧毁力,毁人、毁家国,使人本该具有的人性丧尽,并因此不可称之为人。具有奴性的“人”,思想僵化、顺从、不知变通,此即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发刊词》中所谓“驯伏专制政体之下既久……侥幸寝馈于黑田之乡”之意。(www.xing528.com)
安于一隅的“奴性”之人,只知有己,不知有他,更毋庸与他谈民族、国家。所以,当着民族国家将亡的境地,奴性之人不知国为何物,亦更无爱国、保国之心,任凭他人扯破喉咙,他也听不进半句真言。这是思想上的“愚”。无动于衷的“愚”体现在德性上便是“不德”。这是具有奴性之人的“不智”“不德”。
具有奴性的“人”,思想是奴性的,身体也是奴性的,整个封建社会所培养出的人,正是由内而外统统具有奴性的。所以当外国的坚船利炮开进中国时,更多的人选择隐忍和抱头鼠窜,而绝少有有血性、有脊骨之人拿起武器保家卫国。基于此,早在创办爱国会之际,陈独秀便针对此提出了策略,爱国会《拟章》中规定“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此中对于无抵抗力的奴性之人的改造,恰反映出当时国民身体素质的低下,此是所谓的身体“不强”。
由此可见,具有奴性的国民,德性“不德”、身体“不强”、智力“不智”。试问,拥有数万万此国民的中国以何强大自身、抵御外侮?答案是改造国民性,陈独秀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创办了《安徽俗话报》。
此外,个人的生活经验、教育经历等亦影响人们对于教育的态度及看法。对于他人思想的吸收和借鉴是陈独秀教育思想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对于教育中“人”即国民性的分析,则使得陈独秀在考虑教育问题时能够更加切合实际,实施起来更易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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