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翻译书籍的重要作用

1903年，陈独秀与章士钊在《国民日日报》对掌词笔期间，协助办报的亦有留日学生苏曼殊。苏曼殊出生于日本，有中国血统，是中、日混血儿。苏曼殊六岁时由日本回国，由于当时还存在封建教育方式，故苏曼殊在学习英语的同时亦接受中国的旧式教育。在中国接受几年教育后，苏曼殊于十五岁回日本并就学于横滨大同学校。结合苏曼殊的教育经历，可得知其虽为中国人，但因在日本时间较长，故而汉文功底较差。

1902年，陈独秀与苏曼殊相识，当时苏曼殊由横滨大同学校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并与陈独秀同时参与了同年12月创办的东京青年会，之后又与陈独秀等人共进成城学校学习陆军。由于苏曼殊的汉文功底较差，故在与陈独秀等人相处的时间里，耳濡目染，汉文水平提升较快。

20世纪初，翻译之风兴起，国内盛行翻译西学书籍。梁启超在《清末学术概论》中对当时的情况做过描述：

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甚。壬寅、癸卯（1902—1903）年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出书，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23]

由于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经济并不宽裕，尤其自费留学生的一切花费均由自身承担，故留学生通过翻译书籍的方式贴补生活。当时的苏曼殊即属于众多拮据留学生其中之一。据冯自由说，（苏曼殊）性质鲁钝、文理欠佳，绝未崭露头角……转学东京刻苦共度之年，正留学界翻译书籍风起云涌之日，若学生稍通文理，即译书自给。曼殊独以短于国学，既不能争雄士林，复无以取给学费，其困苦可知。^[24]

1903年，《国民日日报》创办之际，苏曼殊与陈独秀、章士钊二人共同受理办报事宜。在办报之余，苏曼殊亦翻译法国文豪雨果的《悲惨世界》。正如上文所提，由于苏曼殊的汉文功底较差，所以在翻译文字时，存有较大偏颇，而由于汉字本身的特点，翻译过程中文不对题的情况时有发生。

陈独秀在上海期间，与苏曼殊同住一屋，所以对苏曼殊翻译的《悲惨世界》多有指导，花费了不少的时间与精力为其校对文字、理清思路。由于《国民日日报》系“自家”所办，故苏曼殊翻译的《悲惨世界》最早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于《国民日日报》上。苏曼殊发表于《国民日日报》的《悲惨世界》译文，经陈独秀的“润色”，具有了时代特点和主观色彩。如在翻译第七回至十三回时，陈独秀和苏曼殊杜撰了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人物，并通过人物的事迹映射当时的社会现实。此外，译文中出现了很多一语双关的词汇，明为翻译而来，实则暗含革命意味。依此可见，陈独秀正是将其与苏曼殊合作翻译的连载于《国民日日报》的《悲惨世界》当作了一本宣传思想、教化民众的读物。

《国民日日报》上发表的《悲惨世界》的译文运用了白话文体，此并非苏曼殊有意提倡白话文，而是由于苏曼殊的古文功底较差，对其来讲白话文更容易驾驭。

与二者交往甚密、同在一个屋檐下共事的章士钊针对苏曼殊的汉语功底曾说道：

（曼殊）自初识字以致卓然成家，不过二三年。始在沪与钊共笔墨时，学译嚣俄小说，殊不成句，且作字点化，八九乖错，程度远在八指头陀之下。^[25]

“八指头陀”专指语言文字功底较差之人，章士钊言苏曼殊差于“八指头陀”，可以想见苏曼殊当时的汉语水平。面对曼殊“殊不成句”的文字，陈独秀却能将其修改、润色成为可以公开发表的文章，足见陈独秀在其上所花之精力。

陈独秀与苏曼殊除共同翻译《悲惨世界》外，平日里陈独秀亦教苏曼殊作诗，在陈独秀的帮助之下，通过学习作诗，苏曼殊的古文水平日渐提高。关于学做诗，陈独秀说道：

（曼殊）初到上海的时候，汉文的程度实在甚不高明。他忽然要学做诗，但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诗要我改，改了几次，便渐渐地能做了。^[26]

陈独秀亦师亦友的角色，对苏曼殊帮助很大。

曼殊之用力于诗及古文辞，当在壬寅青年会成立之后……其文字始见于上海《国民日日报》，寻而诗文并茂，名满天下。谁复知彼于大同学校时代，固混沌未凿之小儿耶。^[27]

经过陈独秀的指点，苏曼殊的汉文功底大增。柳亚子说陈独秀在苏曼殊翻译《悲惨世界》过程中：

字句之间为他指点、修改不少。这时曼殊的汉文根基尚发。……仲甫与曼殊时在一起，尝以文字相往来，过从甚密，而曼殊受益亦不少。这样曼殊就因仲甫的影响，而启示了自己的天才，成为一个超绝的文人了。^[28]

由于最初承担翻译任务的是苏曼殊，陈独秀只是对翻译之后的文稿进行修改、润色，所以连载初期，文稿只署苏曼殊一个人的名字。事实上，陈独秀在《悲惨世界》的翻译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绝不仅是“辅助者”，其在文章修改、文句润色方面所花之时间、所用之功夫并不亚于苏曼殊。1903年年底，随着《国民日日报》的停刊，连载的《悲惨世界》亦中止其进程。陈独秀与苏曼殊的翻译工作暂告一段落。

除了与苏曼殊合译《悲惨世界》并以其广泛传播思想外，陈独秀早在1902年便为商务印书馆编著了一本教材即《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是张元济，与康有为、梁启超一道倡导维新思想。可以说，在思想方面，张元济是陈独秀的老前辈。

陈独秀和张元济虽在年龄和经历上存有差距，但二者一致的地方在于都热衷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文化教育活动。1902年前后的陈独秀，对于如何进行文化教育已有自己的想法，并开始通过组团体、办报刊的方式进行社会教育以宣传思想、鼓舞民众。同样，作为有志于改变国运者，张元济除了办报刊，亦投资教育事业。事实上，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的初衷便是为了扶助教育事业。

在陈独秀所编著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的末页附有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广告，从其间可见商务印书馆重视发展文教事业的创馆初衷：

谨启者，本馆为开发民智，输入文明起见，特敦聘中西通才编著华英各书，嘉惠后进。以华英二文并列，师生均得其便。且注释详明，图绘清澈，读之最易进境，故凡中外之书院、学塾皆以本馆所辑各书课授诸生，奉为秘本。并承海内学人相交称许，乃各省有遍开商埠之说，则日后电报、铁路、矿物、制造诸事必逐渐推广，需才孔亟。凡在少年务当及时课习，以备任用。今见国家布行新政，百物更张，而复迭次诏立大中小各学堂，汲汲以振兴实学、教育人才为首务。现各省学堂渐设，惟苦无专书，不足以资课堂，爰又新辑各种实学有用诸要书，或由西文或由日文均译以华文印行。初学、专家均得裨益，询为各学堂必备之书。^[29]

商务印书馆成立后，张元济在其中特设“编译所”，聘蔡元培主持编订教科书各项事宜，其中地理类书籍的编译便是其中之一。

商务印书馆集中编订教科书时，恰处于清廷推行新政时期，又逢编译书籍风气兴起，加之陈独秀与张元济二人相同的理想抱负，若干因素的结合促成了陈独秀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合作。可以说，为商务印书馆编译《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可被视为陈独秀“化民”过程中首次做的与教育直接相关的事。

陈独秀所编《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共分六章，首为总论，内容有象数地理（讲述宇宙空间）、形质地理（全球的地形分布）、政事地理（人种分布、政治制度、宗教、风俗、物产等）。从第二篇起，则为五大洲各国的地理。^[30]

《小学万国地理新编》是陈独秀初次编译的教育类书籍。自此，陈独秀所办报刊、编译的书籍，均成为开展文教活动的依托。运用这些载体，陈独秀得以通过广阔的社会，向民众传播新思想、新理论，实现对民众的启蒙教育。

此外，通过汪希颜的书信可得知，陈独秀在1902年便针对教育提出“三育并举”的主张，并且在诸多公共场合都直言爱国、尚武之精神的培养，主张学校要增设体育课。但总体而言，1904年前后几年，陈独秀在进行文教活动时多着眼于社会层面，更多具有社会教育的性质。

陈独秀做演讲，编译书籍，协助他人办报刊，在清末那个动荡的社会背景下，不惧旧势力的阻拦，力图通过各种方式将自身所认可的新思想、新文化传播给民众，促进了社会风气和民众思想的更新。当然也正是在屡屡受挫、多地辗转的艰辛过程中，陈独秀增长了见识，积累了经验，为后期的教育思想及教育活动的持续丰富和开展提供了思想及情感基础。

概言之，1898—1903年的陈独秀是力求进步的。从最初那个由封建教育培养而成的“秀才”变成积极追求新理论、新学说的学者，再变成为留学外国的“洋学生”。陈独秀时刻不忘丰满自身的羽翼，从满脑子理论的学者变成了一名社会教育活动家和教育实践者。随着青年陈独秀思想的不断丰富，其筹建各类活动的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沿着“知行合一”的道路，陈独秀以教育为己任，先“化己”再“化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者和社会活动家。

【注释】

[1]沈寂：《陈独秀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www.xing528.com)

[2]朱寿鹏：《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719页。

[3]张继煦：《叙论》，《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

[4]《与同志书》，《游学译编》第9期，1903年5月。

[5]《教育与群治之关系》，《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4期。

[6]《教育泛论》，《游学译编》第9期，1903年8月。

[7]《苏报》，1903年5月25日。

[8]《苏报》，1903年6月5日。

[9]《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四），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82页。

[10]《苏报》1903年6月5日。

[11]《禁止演说》，《大公报》1903年6月12日。

[12]沈寂：《陈独秀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13]《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辑（《警闻》癸卯年六月十八日）。

[14]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9页。

[15]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61页。

[16]沈寂：《陈独秀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0页。

[17]沈寂：《陈独秀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页。

[18]章士钊：《初出湘》，《文史杂志》第1卷第5期，1941年5月。

[19]烂柯山人（章士钊）：《双枰记》，《甲寅》第1卷第4期。

[20]孤桐（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30号，1926年1月30日。

[21]郑学稼：《办〈青年杂志〉前陈独秀生活的片段》，《传记文学》第13卷，第4期。

[22]沈寂：《陈独秀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页。

[23]转引自史革新：《中国文化通史·晚清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页。

[24]冯自由：《苏曼殊之真面目》，《革命逸史》（上），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页。

[25]章士钊：《与柳无忌论曼殊著作函》，《苏曼殊年谱及其他》，上海：北新书局，1928版，第17页。

[26]柳亚子：《记陈仲甫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苏曼殊年谱及其他》，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版，第279—286页。

[27]冯自由：《苏曼殊之真面目》，《革命逸史》（上），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页。

[28]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页。

[29]沈寂：《陈独秀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页。

[30]沈寂：《陈独秀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