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报刊、编译书籍等亦与前文所述内容性质相同，亦属于广义的教育活动。
1903年夏，即第二次安庆藏书楼演讲之后，陈独秀为躲避清政府的追捕，至上海避难。陈独秀到达上海之际，恰逢《苏报》事件。《苏报》创刊于1896年，到了1902年冬，已经成为上海爱国学社成员发表言论的主要阵地。在拒俄运动开展过程中，《苏报》发挥了巨大的宣传思想、引导舆论的作用。1903年5月27日，《苏报》聘请章士钊为主笔，主要撰稿人则有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苏报》刊载了一系列言辞激烈的提倡革命的文章，作为《苏报》主笔，章士钊等革命人士便以《苏报》为载体，公然宣传革命思想，主张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新政权。由于《苏报》具有明显的反清性质，1903年6月29日，清政府逮捕了章太炎，7月1日邹容到租界自动投案，《苏报》被查封。这便是轰动一时的《苏报》案。陈独秀到达上海之际，轰动上海的《苏报》案已接近尾声。
《苏报》案之后，章士钊便着手筹办《国民日日报》，以接替《苏报》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初到上海的陈独秀，很快就加入到与章士钊一道筹办《国民日日报》的工作中。
陈独秀与章士钊早已结识。1902年春天，陈独秀从日本回安庆，路过南京时，结识了当时在南京陆师学堂学习的章士钊。经过陈、章二人的筹办，1903年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章士钊为主编，陈独秀、张继、苏曼殊等人参与办报事宜。由于创办《国民日日报》的初衷在于接替《苏报》，所以《国民日日报》又被称为“《苏报》第二”。
章士钊的一首诗对《国民日日报》的办报意旨、文章类型、行文风格以及陈独秀与其共同工作等有明确说明：
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国民》既风偃，字字携严霜。
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梁。[18]
关于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的工作情况，章士钊曾回忆道：这个报是他和陈独秀总理编辑事宜，负责全部文字和校对，两人常常彻夜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才休息。[19]
在陈、章蛰居上海长寿里一处偏僻小楼上主持《国民日日报》相关工作的过程中，二人“对掌词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易，并也不浣”。办报过程的艰难、拮据的生活条件以及高度的责任感在这首诗中得以展现。章士钊回忆《国民日日报》时的陈独秀：
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记。愚骇然曰：“仲甫，是为何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20](www.xing528.com)
事实上，如章士钊所说，陈独秀的不畏艰难、安于艰苦、独立坚毅的品质，亦体现在其对待子女的教育上。在对待子女的教育上，陈独秀主张应该“尊重个人独立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提倡培养孩子独立生存的品质。
陈独秀后来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时，将其与原配高晓岚所生二子接到上海，并把他们安置在《新青年》发行所亚东图书馆。两个孩子“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祫，夏不张盖，与工人同工作，故颜色焦枯，人多惜之，而怪陈独秀之忍也”。
陈独秀对于子女的教育方式，源于他所秉持的做人原则，即他认为少年时期，不应该循规蹈矩地接受他人的安排，而应该依靠自己的努力，“由己”之意，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对待子女，陈独秀主张“少年人生，叫他们自创前途也可”。
陈独秀与章士钊在《国民日日报》“对掌词笔”期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论及与章士钊的相同之处时，陈独秀曾说：
烂柯山人尝以纯白书生自励，予亦以此许之。烂柯山人素恶专横政治习惯，对国家主张人民之自由权利，对社会主张个人之自由权利，此亦所极表同情者也。[21]
相同的志向使得二者可以在《国民日日报》创办期间并肩前行，而彼此学识、性格之间的相似则使得二人惺惺相惜。正如沈寂所言：
陈独秀和章士钊都是才华横溢、自恃傲世的人，他俩也善于独立思考，对社会政治问题有独到见解，从不苟同于人，更不轻易随大流。[22]
1903年12月，因内部纠纷、清政府对该报“严禁售阅”的通令以及报社的经费困难等原因，《国民日日报》停刊。
可以说，通过办报刊的形式启蒙民众、宣传思想，是陈独秀一直身体力行之事。《国民日日报》的创办及为报纸所做的后期工作是陈独秀对报刊行业的初次接触，也是其首次以报刊作为舆论阵地开展“启蒙民众”的活动。陈独秀与章士钊合办的《国民日日报》刊载的大量提倡革命精神的文章，对当时民众思想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社会这所大学校来说，《国民日日报》正相当于用以启发智慧、提高觉悟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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