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率先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力。改良派主张从各个层面对社会进行革新，其中教育层面的改良便是社会改良的重要组成部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外有各列强国家的入侵，内有不堪的社会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有识之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新之风。陈独秀留日之后，国内局势的急转直下使得世人逐渐看清了清政府的本质，于是以推翻清政府为宗旨的革命派应运登上历史舞台，且影响力不断扩大。
陈独秀留日期间，革命派影响力不断扩大，并逐渐占领思想舆论主导地位。1903年6月，《苏报》刊登了一篇反对革命派的《革命驳议》，文章说道：“革命之说，非自今日始。然从前持此议者，仅三数人而已，近则其数渐多，血气未定膂力方刚之少年，辄易为所惑。又从前持此议者，仅自与其党议之于私室而已，近乃明目张胆于稠人广众之中，公言不讳，并登诸报章，以期千人之共见。是则主革命者，必以其说为不可易矣。”文章主旨虽在反对、批判革命派思想，却直接反映了当时革命派的强大影响力。革命派除了在海内外出版发行各类宣传革命的文章、著作外，亦主张通过“学战”全面地改造国人的思想。
“学战”口号的提出，缘于清末人士对社会现实的认识。鸦片战争之后，洋务派的“兵战”与早期改良派的“商战”均未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学战”开始被诸多人视为救国救民的途径。《湖北学生界》刊登的《叙论》一文说：
以为今日言兵战，言商战，而不归之于学战，是谓导水不自其本源，必终处于不胜之势。[3](www.xing528.com)
彼时，人们多倾向于认为，中国的衰败缘于无学、无教育，将发展教育看作国富民强的根本。“无学问、无教育，则无民智、无民气；无民智、无民气，则无政治、无法律；无政治、无法律则无武备、无实业。学问、教育，三累而上，强国势之起点也。”[4]
文章指出了教育对于兴邦安国、富民强兵的重要作用。“农知学则收获增培蓗，工知学则能制造创新法，商知学则市场辟异境，此其明大验也……”[5]亦指出教育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
在“学战”思潮大作的背景之下，创办新式学堂，采用新式教育制度，实施科学、军事等多方面的教育作为响应“学战”思想的行为，被大力提倡。这一时期，因寄教育以广泛地、全方位地改造社会之厚望，故有识之士对于教育的提倡是多方面的，“欲养成国民，不可不注意于学校教育；欲改良风俗，不可不注意于社会教育”。[6]可见，彼时人们既力求发挥教育之教书育人之本职，又着力提倡教育化民成俗之功用。
可以说，20世纪最初几年，西方思想的传入、国内思想的多元化、国人对于教育的重视等可被视为彼时社会的总体环境。对于陈独秀而言，文化氛围相对自由的大批新式学堂，思想、见识均在不断更新的“新”学生，社会变更倚重教育的大背景，源源不断输入的先进思想及文化等，均可为其展开教育活动提供外部支持。自此始，陈独秀带着“化民”的理想开始大踏步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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