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情况变化对陈独秀教育思想影响

首先，陈独秀留学日本期间，国内局势的变化对陈独秀思想的转变产生了影响。1901年9月，即陈独秀到达日本前一个月，清政府与十一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此条约的签订距离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仅六年时间。国人还未愈合甲午战争失败以及《马关条约》签订所带来的心灵创伤，清政府又一次让国人蒙受奇耻大辱。《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得使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主权进一步丧失，陷入了让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的境地，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人仅存的一丝尊严丧失殆尽，民族危机进一步深化，国内矛盾更加激化。

清廷统治下，社会动荡、民生不堪，使得一大批原本对光绪皇帝抱有幻想及期望的青年人看穿了清政府的真面目，开始认识到保皇是没有前途的。事实上，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前，对于帝国主义的居心，国内人士已有体察。诸多文章指出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野心，认为中国若想救亡图存，必须依靠自身国力的增强。由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所办的《清议报》曾发表署名为“佩弦生”的文章《论中国救亡当自增内力》，文章中说：

呜呼！天下安有借外力而可以立国者哉！其所保全之策，则亦取我要港，得我铁路，扩张势力……所谓保全者，固犹是侵略之策。得彼出以急激之手段者，此则出以和柔之手段而已。

此外，革命派所创办的《中国日报》《中国旬报》等报刊也刊载大量文章，愤怒抨击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丑恶嘴脸以及清政府的卖国罪行。《中国旬报》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华时罪恶滔天的行径，联军大肆烧杀抢掠，无数民众“枪死、炮死、刀死、践踏而死……自城内（天津）鼓楼迄北门外水闸，积尸数里，高数尺”。^[1]该报所登另一篇文章《中外关系说》揭露的是俄国侵略中国所用的策略：“虽用灭波兰之故智，阳托于大义，阴诱以甘言，重之以密约，交之以厚仪，遂从衮衮执政中分出一派联俄之大臣。”^[2]指出了俄国道貌岸然的丑陋嘴脸、口蜜腹剑的叵测居心以及清政府经不起威逼利诱、助纣为虐、卖国求荣的丑恶行径。另有文章，如《记营市口失陷详情》《记俄兵陷海城事》《东三省失守始末》《俄兵残暴确证》等，均描写了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

若说《辛丑条约》未签订时，国人针对帝国主义侵华居心的分析以及对清政府腐败、老朽的言论抨击仅属于文字描述的话，那么在清政府与十一个国家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均得到了确证。《辛丑条约》的签订促使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帝国主义以及清政府的真面目。

其次，清政府联合别国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以及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对国人的思想产生了较大冲击。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此种疯狂行径致使中国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并激起了强烈的民怨、民愤。1899年，在这种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社会背景下，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宗旨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与当时众多国人仍对清政府持有信心一样，义和团成立的初衷并非反对而是扶持清政府，其口号便是“扶清灭洋”。可见，义和团成立的初衷是维护清政府的权益，矛头直指的是各侵华的帝国。

由于义和团运动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故发展速度迅猛，影响力逐渐扩大。至1900年，义和团在北京、天津地区已获得快速发展，东北以及山西、绥远、河南等也都爆发了颇具规模的义和团运动，这标志着以反对帝国主义侵华为主旨的义和团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

义和团运动期间，众多国人对于义和团的正义性及其巨大的反抗力量持肯定态度。改良派人士邵阳、蔡奋的《人道乎？抑人道之贼乎？》一文明确指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不得已之举，是老百姓在各国列强的残暴行径下不得已而做出的反抗行为。(www.xing528.com)

义和团之起因也，因各国之骄横暴厉，愤恨耿集，含郁已久……吾读东西各舆论，盖怜其罪而嘉其义者亦不鲜矣。呜呼，义和团其果为“文明之公敌”乎？果为“世界”之暴族乎？

中国留日学生在1900年创办的《开智录》于1901年3月第6期刊登了一篇名为《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文章，称赞义和团“唱灭洋之议，率无学之徒，蜂蜂然，轰轰然，视死如归，摇动世界”；赞扬义和团秉持的爱国精神“动天下之兵，寒列强之胆”。文章指出了义和团运动的四大功绩：一是“为我国民雪二百余年之深恨，茁固有民权之萌芽”；二是使国人“始知有国耻矣，望议和之速成矣，望国政之改革矣”；三是“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心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四是使列强“未胆敢如前之猖獗耳”。

诸如上述对义和团运动持肯定态度的文章颇多。《二十世纪之中国》一文感慨道：“呜呼，今二十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当知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于国民。”肯定了义和团运动所具有的“自救”性质。国内外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必然影响留日的中国学生对义和团的态度。

虽然义和团成立的初衷在于“扶清灭洋”，但清政府并未与义和团同心同德。在义和团运动快速高涨的情况下，清政府担心的是义和团对于自身政权的威胁。在帝国列强的诱使下，清政府遂与列强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使得义和团势力大减。在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清政府向各列强承诺，惩办与帝国主义作对的“首祸诸臣”并永远禁止成立具有反帝性质的组织或团体。就当时大多数国人对于义和团的态度来看，清政府对于义和团的做法并非民心所向，此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着国人思想的觉醒。

最后，国内革命思想的宣传。除清政府的所作所为促使了国人思想的觉悟外，有识之士对革命思想的宣传亦对国人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义和团运动之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掌握着宣传新思想、倡导新学问的主动权，其宣传的重点是运用改良的方式，使中国脱离被控制、被压迫的命运。改良派的“救国”理论是稍显温和的、缓慢的，其仍旧寄希望于清政府，认为清政府依靠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有能力摆脱他国的控制，获得治国理民的主动权。但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签订《辛丑条约》的行为，使国人看清了清政府的本质。于是，倡导革命、主张反清的革命派开始崭露头角。国内思想的宣传主体发生了变化，所宣传的内容也与改良派的大为不同。

1900年以后，由于国内形势的急转直下，革命派开始在国内外掀起创办革命报刊、发行反清书籍的热潮。海内外的报刊、出版机构翻译、发表了大量有关民主主义的著作和文章，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斯宾塞的《女权篇》、那特硿的《政治学》、伯伦知理的《国家学》等。这些报刊、书籍作为革命派思想的载体，对国内外民众产生了广泛影响。可以说，1900年之后，革命派已经取代了改良派的主导地位，逐渐成为被国内外民众广泛熟知的一种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