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教育思想与赴日留学的研究

作为一名晚清人士，陈独秀是幸运的，他不仅赶上了清末兴学高潮，能够成为清末较早一批有机会进入新式学堂的人，对西学有着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接触，而且赶上了清末出洋留学高潮，成为较早赴日留学生中的一员。

陈独秀赴日留学同其与封建教育的决裂以及对外来文化的认同关系甚密。作为一个心智不断成熟、对世事敏感、头脑灵活的年轻人，陈独秀思想的发展是快速的、剧烈的；作为一个有担当、有血气的人，青年时期的陈独秀亦在时刻寻求着自身及国家的发展之道。

留日之前，陈独秀对清政府的腐败和迂腐已有体察，但总体上讲，其对清政府的理念及行为并非全然反对。虽然清政府对其他国家表现出了种种软弱和屈服，多次置国家人民于水火之中，但陈独秀依旧对清政府持有信心。在政治体制、文化、教育等诸多层面上，陈独秀所秉持的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的思想。“改良”的性质决定了陈独秀对清政府的态度更多是“恨铁不成钢”“爱恨参半”，带有些许矛盾冲突的。秉持改良思想的陈独秀认为清政府的“病疾”和“罪行”是可医、可救的，并未到对其“判死刑”的地步，并相信通过对新思想的学习，通过对社会各个层面的改良和革新，清政府还是有能力更新自身的。这种求新、求变的信念正是陈独秀出洋找寻“何以我不如人”的根本原因。

综合来讲，陈独秀赴日留学源于其个人对当时中国所处境地的体认及担忧，源于其求变、求新的思想需求，源于其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和爱国意识。

若具体分析陈独秀的思想，可得见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对其思想产生的巨大冲击。在回忆自己青少年时代时，陈独秀说：

到了甲午战争，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军，把中国打败了。

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的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是大家坏了，我一身也就不能快乐了，一家也就不能荣耀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6]

分析文义可知，彼时陈独秀有着强烈的国家意识和荣辱心，而这种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和热烈的爱国心，是陈独秀在当时“我不如人”的国内环境下，毅然决然选择出洋留学，寻找“何以我不如人”的原动力。

陈独秀有意“到各国，查看一番”是其赴日留学的主观原因，而彼时日本国力强盛、清政府对于赴日留学事宜的提倡以及日本与中国在地域及文化上的亲缘关系亦是促成陈独秀赴日留学的因素。具体来说包括：

第一，国人对于国家处境的担忧与不满以及对于日本国力强盛事实的认可，是“学日本”风气兴起的肇始。中国在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后，日本国力的强盛，令清政府一改对日本的固有印象，开始理智、客观地认识日本。甲午战争后，许多爱国人士认识到，区区日本小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战胜国，主要在于其采取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并认为日本综合国力的强盛与日本对西方的学习关系密切。针对当时的问题，有人撰文指出文化学术是世界文明进步的动力之一，强调学术文化对于增强国力的重要作用。

泰西何以强？有学也，学术有用，精益求精也。中国何以弱？失学也。学皆无用，虽有亦无也。^[7]

有识之士对于西方学术的认可为彼时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即中国若想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必须学习西方。

日本国力的快速强盛得益于明治维新的成功，作为日本历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明治维新是实现日本近代化的关键。19世纪末^[8]0世纪初期，明治维新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已掌握了相当的西方科学技术，并建立了相应的体制。基于此，向国力强盛、实行西方体制的日本学习，对于必须多方位“求新”的中国来讲，是一个改变自身境遇的较好选择。可以说，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一批人正是乘此“学日”之东风赴日留学的。

第二，清政府对赴日留学的提倡，在制度层面上促成了留日高峰的到来。甲午战争之后，国人开始把目光投向日本。清政府的一些大臣也纷纷上奏清廷，要求清政府将出洋留学，尤其是赴日留学提上日程。

康有为便主张由国家派人到西方各国和日本留学考察，即“派游学”。康有为认为，学习西学的一个关键途径便是留学，指出要想全面了解西方各国的情况，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离不开对西方学术技艺的耳听目睹，主张选派专人，赴日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今急于须才，则不得已，妙选成学之士，就学于东，则收新学之益，而无益说之害。”^[9]

洋务派官僚张之洞亦提倡教育改革和留学日本，指出日本强盛之原因皆在于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学习。针对出洋留学的迫切性，张之洞说道：

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之出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10]

针对留学的益处，张之洞亦指出“留学西洋二年胜读五年洋书，在外国学校留学一年胜过在中国学校学习三年”。^[11]表明留学对于个人及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在提倡新式教育的同时，结合当时教育现状，也提倡通过留学日本，寻求强国富民之道：

学堂宜速设矣，然非多设不足济用。欲多设则二难：经费巨，一也；教员少，二也。求师之难，尤胜于筹费。天下州县皆立学堂，数必逾万，无论大小学断无许多之师，是则惟有赴外国游学一法。^[12]

由此，足见当时人们高涨的留日热情。由于知识分子的提倡，加之“学日”在社会上已成民心所向，清廷皇帝光绪于1898年8月2日，以上谕的形式在制度上肯定赴日留学的可行性。“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唯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留学为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13]

19世纪90年代末，清政府对于留学的重视，是陈独秀诸人得以赴日学习的制度保障。事实上，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始于1896年，即甲午战争结束的后一年。从最初派遣赴日留学生至陈独秀赴日的1901年，有五年的时间，而此期间爆发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更是将留日推向另一个高潮。

此外，彼时日本为了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亦积极邀请清朝学生赴日留学，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留日的进程。

第三，清末士人选择留学日本而非其他国家，亦与日本和中国的地理位置关系密切。中国和日本同为东方国家，两国毗邻，地理位置的接近可为沟通带来较大便利。因距离较近，留学生可省去诸多舟车劳顿所带来的不便，并可节省往来费用，此也正是清廷所颁诏谕中“路近费省”所示之意。

除考虑来往花费，中国学生在日本生活期间的留学费、住宿费、餐饮费等都在考虑之列。据1901年东京帝国大学法科留学生张宗祥在《日本游学指南》中所说：“日本的物价为我国物价的三倍，一般学生勤俭节约之情形与我国穷苦学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我国志士大多计算费用节俭度日。”费用的节省与否成为制约当时留学的经济因素。陈独秀作为自费留学生，需要自己承担留学花费，考虑到经济因素，留学日本应是较合理的选择。

最后，除了地缘关系外，中日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亦使得赴日留学更为现实可行。针对中日文化的亲缘性，张之洞指出：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造，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以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14](www.xing528.com)

通过分析文义可见，中日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一方面表现为风俗习惯的接近，此使得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后能较快地适应日本的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另一方面表现为因两国语言同属汉字语言圈而带来的交流及学习的便利和高效，此有助于中国学生对日语的掌握，进而促使其更好地理解由日语翻译而来的西方学说。关于中日两国语言的关系，梁启超在《论经书》中有专门论述，在此不述。

此外，由于当时日本已在分析、体认西方文化的前提下，针对自身发展的需要，对西方学术文化进行了“再创造”，此对于当时欲学习西方文化、希冀“事半功倍”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条捷径。

总之，地理、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促成了众人的赴日留学，也为陈独秀自费赴日留学提供了条件与契机。

1901年，与许多追求新思想的青年人一样，满腔抱负的陈独秀自费出洋，开始了他的留日生涯。《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中指出，陈独秀于1901年10月到达东京，并于当月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学习。东京专门学校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前身，1882年由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自由民权主义者大隈重信创建。1901年前后的早稻田大学所设学科较少，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理学及文学五科，是日本较早一批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当时，日本负责接待中国留学生的是嘉纳治五郎。

20世纪最初时期的日本，得益于明治维新中的各项举措，其学制已经近代化。由于中国留学生赴日之前多没有日语功底，所以留学日本、增长学识的首要前提是掌握日语，之后才可相对容易地学习物理、化学、数学等科学知识。换言之，留学生在正式入学前，日语的学习是必须的。事实上，陈独秀在正式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学习前，先进入亦乐书院学习了日语和普通课程。

彼时陈独秀诸人的留学与今日留学区别颇大，最突出的便是其“速成教育”的特点，“速成教育”体现为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多种普通学科知识。由于清政府对于留学人才的需求，“速成教育”正符合当时中国的现实需求。对于“速成教育”，陈独秀说道：

清政府自甲午中日战争后至1907年左右，对派遣留学生的方针是以“速成”教育为主，中国青年到日本后，也希望日本提供速成教育。所以，当时日本接待中国留日学生的教育，具有两个特点：一为教授的内容是普通学科而非专门学科；二为教育的性质是速成教育而非正式教育。^[15]

陈独秀等赴日留学生接受的“速成教育”满足了当时亟欲以新学说、新思想挽救“旧”国家的现实需要。

除了国家需要“速成教育”外，对于陈独秀本人而言，“速成教育”亦十分适合。留日之前及期间的陈独秀对日本强国富民的西学理论的渴求是迫切的，他带着国破家亡的危机感和救国于水火的使命感到日本自费求学，而非仅仅为了自身羽翼和学识的丰满与深化。陈独秀赴日留学的目的使得他即使有足够的时间和费用，也不会在日本长期停留。

【注释】

[1]沈寂：《陈独秀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8页。

[2]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3]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941页。

[4]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4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页。

[5]陈独秀：《实庵自传》，上海：亚东图书馆，1938年版，第34页。

[6]陈独秀：《说国家》，《安徽俗话报》第5期。

[7]贯公：《振兴女学说》，《开智录》1901年3月5日。

[8]《张文襄公全集》，北平：北平文化斋，1928年版，卷203。

[9]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

[10]《张文襄公全集》，北平：北平文化斋，1928年版，卷203。

[11]《张文襄公全集》，北平：北平文化斋，1928年版，卷203。

[12]李习所：《中国留学史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18页。

[13]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14]《张文襄公全集》，北平：北平文化斋，1928年版，卷203。

[15]沈寂：《陈独秀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