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陈家家谱“天章衍庆遐，长源传祖德，永远振家邦”[1]的排列，陈独秀属“庆”字辈。其时，陈独秀的父亲陈衍中远在苏州，未能看到刚刚出生的儿子。陈章旭为刚刚出生的孙子取了一个喜庆的名字——“庆同”。这个出生在没落书香门第中的婴儿，却有着“绳索蔓引，派衍支繁”的“义门陈氏”家庭的光耀史。
陈独秀两岁那年，父亲陈衍中病故，年仅三十四岁。所以后来陈独秀称自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1921年，在广东的一次宴会上，陈炯明正正经经地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独秀同样正正经经地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在座的人，有的听了他的话，呵呵大笑；有的睁着眼睛看着他，仿佛不明白他说些什么，或者因为言语不通，或者以为答非所问。
陈独秀的父亲陈衍中，家谱上称他忠厚慷慨、孝悌两全。陈衍中曾得贡生，虽然“讲求实学，慷慨有大志”，但“屡困场屋”，总是考不中举人，与其父亲陈章旭一样，以塾师为业，多有成就，号称“皖中名士，半出其门”。他先在桐城教书，清光绪七年又远赴苏州任塾师。后来不幸感染瘟疫，于1881年10月7日死于苏州怀宁会馆，时年陈独秀尚不足两岁。陈衍中重实学而不雕饰，爱自然而不爱八股文。陈独秀虽未亲受父教，但他父亲的人品、文风以及流传下来的家教、家风对他总是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陈独秀桀骜不驯的“龙性”，天生倔强的叛逆性格，青少年时期就养成了。虽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是从外在的因素来考虑，应该说与成长环境密不可分。这多半是要归结于他的祖父陈章旭。陈独秀的祖父是晚清廪生，信奉“棍棒底下出才子”的人生哲学，满脑子的“望孙成龙”，对陈独秀要求苛而严。陈独秀背书背不出就要受到打骂，可是不管如何毒打，他总是倔强地忍着，一声也不哭，把祖父气得怒目切齿。祖父的毒打未见效，却激发了他的叛逆心理。陈独秀不怕打，不怕杀，少年天成的叛逆和倔强显露无遗。
作为“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这种倔强叛逆心理的形成只是一个开始。早年的陈独秀虽没有意识到专制宗法制度对他思想约束的严重性，但是这种倔强叛逆的心理一旦遇到适合的社会历史条件，便会立刻催生发展，这也是他在科举考试之后选择新的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惊世骇俗的思想、怪异的性格、曲折的经历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贡献，又被称为怪杰。陈独秀的传奇人生，充满矛盾、对立、紧张和颠覆，他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光明磊落、百折不挠，走的是一条“自学成才”的成长道路。他的辉煌与失败、错误和缺点，他的业绩与预言，他的喜剧与悲剧，甚至他的四次独特婚恋经历和婚恋观，都为他的人生赋予了近乎传奇的色彩。陈独秀曾自言：
予行年五十又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蓋以大战役，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2]
这段来自陈独秀自拟的《辩诉状》，是陈独秀对自己一生的评判，他把自己三十余年的事业浓缩为四个“反抗”，贯彻始终。
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找到马克思主义，历史选择了他，他也没有辜负这段历史。路是人走出来的，路程再远，速度再快，也要一步一步去走。从陈独秀的身世、年少时的经历、家庭状况及家庭成员给予的“第一印象”，来分析这个从传统书香门第中走出的叛逆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必要的。不必迷信“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俗语，然而，人毕竟是从童少青壮中老的过程中走过来的，初涉尘世时的社会环境对一个人成长的作用不可低估。况且，这个被祖父预言为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的“四房合一子”，[3]日后的所行所为，对于传统的统治阶级而言，倒是具有阶级性的判断。
陈松年回忆说，他的父亲就生在后营，因此说陈独秀是怀宁县人也可以，实际上是安庆人。“我家世居安庆府城，听说我父亲出生时，尚住在安庆北门‘后营’旧居，又名十八家，是贫民窟，在同仁医院（现在的一一六医院）的东隔壁。由于怀宁县境内有一座独秀山，距安庆市北四十里，有人误传为我家祖籍。”[4]
据考，后营原是清廷的驻防营地，毁于太平天国安庆之役，终至废弃而成为居民区。陈家祖籍在怀宁县广圩，屋基恰好处在两个地保分辖之间，遂称为“陈家剖屋”，由于家道中落，又加“剖”与“破”谐音而被诨称为“陈家破屋”。[5]而这祖籍“破屋”与陈独秀是毫无关系的。
独秀山矗立在怀宁县境中部，据康熙《安庆府志》、民初《怀宁县志》记述，独秀山“潜岳绵亘，落平冈百里，顿起此峰，形势突兀，条干所为，名柝可数”，“西望如卓笔，北望如覆釜，为县众山之祖，无所依附，故称独秀”。实际上，安庆四周皆名山，独秀山相对于安庆周边的名山，不过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山。陈独秀出生地虽与独秀山无关，但咫尺之遥的独秀山却对他有一定影响，他的名字陈独秀即源于此，既表示了他对故乡的深深眷念，又寄托了他的志向与抱负。陈独秀这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因独秀山而得名，独秀山因陈独秀而著名。陈独秀以独秀山为自己的笔名，这与他傲然于世的个性和卓尔不群的心志关联在一起。
说起陈独秀曾用过的名字，让人眼花缭乱。其官名乾生，原名庆同，字仲甫，曾用的别名、别号、署名有众甫、重甫、陈重甫、由己、三爱、熙州仲子居士、陈仲、CC生；二次革命失败后，又署只眼、实庵；建党后，曾用程志孟；后期则以撒翁、顽石等署名，又有别署雪衣、三户等，别名明宜、明夷、季丹等。1914年，他始署独秀山民，嗣后专用陈独秀为名。
1914年5月创刊于日本东京，章士钊主编、王天生发行的政论刊物《甲寅》杂志，于11月10日出版的第1卷第4号发表了署名“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批判了传统的“国家观”，提出救国之道：“自今日始，外不举债，内不摸金，上下相合，岁计倍益。”这是陈独秀第一次用“独秀”在《甲寅》杂志上发表文章，也表达了陈独秀的救国主张。这篇四千余字，结构严谨、文笔洗练、观点新颖的文章，在日本留学生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也引起轩然大波。当“独秀”这个名字出现在刊物上以后，又引起人们的一番议论。“独秀是谁”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有人说他太狂妄，他的同乡好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风趣地对他说：“仲甫，你太不客气了，似乎目中无人，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是‘秀’的，其他的都是‘莠’也！”陈独秀连忙解释道：“哪里!哪里!我们家乡安庆有座独秀山，秀气挺拔。我用这个名字，只不过是说我是这座山下的居民而已，别无他意。”此后，陈独秀代替了陈庆同而为人们熟知，他的本名反而为人所陌生。
陈独秀出身于书香门第，其家族以诗礼传家。虽家道中落，但自祖父以下，多博学多识而道德文章俱盛者。家族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给幼时的陈独秀很大的影响，幼年的陈独秀在其祖父、父亲、叔父、兄长等人的教导下，读书识字，秉承庭训，温习经书，积累下丰厚的传统文化根基。数年后，陈独秀走上了传统仕人所向往的科举之路，竟一举夺得头名，成为名副其实的秀才。
陈独秀是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帅，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但是，在科举时代，与所有读书人一样，陈独秀同样走过艰难的科举之路。
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那时捐班出身的官，人们还不大瞧得起，而且官也做不大，大官必须是正途出身，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做地主。
但是，新生社会事物在不断腐蚀着民众对科举的迷信。那时某家生了儿子，周围人便会恭维：他将来定做买办。虽然这种情况仅限于通商口岸，但它至少表明，人们的上升渠道不再仅限于科举一途。同时，随着人的视野开阔以及新观念的形成，会出现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判断。当然，像任何新生事物一样，虽然富有生命力，却在刚刚出现时显得脆弱、稚嫩一些。因此，恭维的另一种方式就是高中科举，预祝新生儿将来能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当然，贫苦农民的儿子，中举人、进士、状元不用说，连中秀才的好梦都不敢做，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供给儿子读几年书，好歹能写出百八十字，已经算是“才子”，如果能够跟着先生进城赶一次考，胡乱写几百字交了卷，哪怕第一场就榜上无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头地，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看待。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即使已儒业不兴的陈家，也将博取功名作为教育孩子的最大方向。陈独秀的母亲迷信科举，希望陈独秀及其兄长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这便是这个从未受过任何教育的妇女的最大心愿。虽然讨厌八股文章，可是陈独秀也得依母亲的心愿行事。
当然，陈独秀也是科举的受益者。他考中秀才，声名大噪，身价倍增。安庆城一些从不曾登门的名门望族和富户人家，纷纷托人前来说媒。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人间两大喜事接踵而来，陈家更是高兴万分。在这些媒人中间，有一位是安庆副将高登科托来的。这媒人嘴快，不到一炷香功夫，已把高登科和女儿高晓岚的情况竹筒倒豆子般，全说清楚了。
高登科，字敬亭，为清朝末年安徽安庆营统领副将，出生于安徽霍邱城东（今临淮乡）一个贫苦的农家。幼年丧母，继母对其很是无情，虐待打骂自不必说，还经常不给饭吃，小小年纪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不仅如此，他要放羊、放鹅，上山砍柴。十二岁那年春季的一天，他赶着鹅去山边草地放牧，晚上放牧回来，发现丢了两只，吓得不敢回家，蜷缩在麦地里露宿过夜。正巧一队清军路过这里，发现麦地里有人，以为是叛军的探子，上前一看却是一个孩子。清兵头领怜惜他，便把他收作勤务兵。这对年幼受苦的高登科来说，不只是绝路逢生，更使他今后走上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他珍惜这上天赐予的机遇，在清兵营里能吃苦，后又扛枪打仗屡立军功。于是，高登科步步高升，还被清廷赏穿黄马褂。
高登科仕途得志之后，先后迎娶了三位夫人，女儿高晓岚是续弦詹氏所生。不幸的是，詹氏一场大病身亡，高登科后又续弦阜阳亓氏女儿为妻，生女高君曼。高登科军务在身，高晓岚由亓氏抚养。但亓氏生小女君曼后，对晓岚十分苛刻，多有虐待，将其当作丫头使唤，吃剩饭，穿破衣，稍不顺眼非打即骂。后来，高登科从乡邻亲友口中得知晓岚如此遭遇，不禁想起自己童年的不幸经历，不免心酸内疚，便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亓氏，并把晓岚带到安庆，亲自教养。这时，晓岚已是身材颀长、面目清秀的大姑娘了，也到了该婚配的年纪。
高登科听说陈家公子中了秀才，且嗣父又是名声显赫的知州，学识渊博，能书善画，深孚众望。陈公子也是个理想的乘龙快婿。他心想若自家女儿与陈家公子文武相合，倒是门当户对。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托媒人上门说亲。陈昔凡听到说亲的是赫赫有名的高登科，很是重视。先前的媒人们皆是由陈独秀的母亲查氏及嗣母谢氏来接待的，但对这位高将军托来的媒人，陈昔凡却是亲自招待的。高晓岚比陈独秀长三岁且从未入过学堂，目不识丁，但陈昔凡也不征询陈独秀有何意愿，便做主应承了这门亲事。隔日，陈昔凡从收藏的书画中，选了两幅稀世珍品，带着陈独秀登门拜访高登科。看到陈独秀脸色黝黑，面容俊俏，浓眉大眼，炯炯有神，个子虽小，眉宇间却显露出几分英气，高登科喜上眉梢，打心眼里高兴，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对着陈昔凡夸奖起来：“陈家公子一表人才，小小年纪就中秀才第一名，前程远大。”
两位家长交谈甚欢，两位年轻人则互相对望。坐在高登科下首的高晓岚，远远地和陈独秀对坐着。默默静坐的陈独秀偶尔偷偷抬眼瞧一下高晓岚，正碰上高晓岚远远投来的娇羞目光，两人顿时脸颊绯红，心中怦怦然。从高府回来，陈独秀一路无话。正是年少情窦初开，陈独秀也不曾经过这样的场面，心里乐滋滋的。母亲问他：“怎么样？”陈独秀头也不抬，只是笑。问急了，答道：“说不上来。”母亲笑了，说不上来便是同意。这件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它表明，科举功名绝非虚荣，一旦功名加身，生活中的机遇会大幅增加。(www.xing528.com)
甲午战争爆发那年，陈独秀十五岁，尚不知国家为何物。中国的惨败，却使他那并不成熟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知道了有个日本国，把中国打败了，才隐约懂得“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是大家坏了，我一身也就不能快乐了，一家也就不能荣耀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6]。此时的陈独秀已经开始将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联系起来，并开始思索中国何以屡遭列强欺凌的原因。对于一个自幼接受传统礼仪教育的十五岁孩子来说，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这成为促使他去寻求新观念、接受新事物、寻求能够回答自己问题的诱因。
陈独秀参加江南乡试期间，结识了汪希颜，他对陈独秀影响颇大。回到安徽后，又与在皖维新人士汪孟邹结识并成为莫逆之交。汪孟邹在事业和生活上给陈独秀以很多帮助。[7]另外，当时广为流传的《时务报》对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催化剂作用。他说：
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8]
在接触康梁思想之前，陈独秀虽对科举教育不满，却没有找到可以舒缓的途径，只能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可以彰显自己个性的内容。受夷夏之分的影响，他甚至对于当时世人学习洋人文化颇有微词。直至南京乡试亲身体验了科举考试的真实面目和科场种种弊端，得以接触到康梁的维新思想之后，陈独秀幡然醒悟，方知外国之政教学术有强于中国之政教学术的地方，这个善于接受新思想的新青年开始从思想上全面了解西方文化。陈独秀对康梁的维新思想大加赞赏。他后来回忆说：“甲午之役，兵破国削，朝野惟外国之坚甲利兵是羡，独康门诸贤，洞察积弱之原，为贵古贱今之改制学风所致，以时务知新主义，号召国中。”他也极力拥护改良主张，反击顽固派对维新派的攻击：
尊古守旧者，觉不与其旧式思想，旧式生活状态相容，遂群起哗然非之，詈为离经叛道，名教罪人。湖南叶德辉所著《艺教丛篇》，当时反康派言论之代表也。吾辈后生小子，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吾辈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9]
由此，陈独秀的思想转向了康梁，拥护改良主张。思想的转变皆因内心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陈独秀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撰写了《扬子江形势论略》。一个出生宗法社会世家、幼承庭训的江淮青年，因其叛逆心理，加上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的刺激，终于义无反顾地投向了维新思想，并且成了坚定的“康党”分子。当然，受影响的绝非陈独秀一人，举凡胡适、鲁迅、蒋梦麟乃至青年毛泽东等一代年轻学子，都受到康梁等人的维新思想影响，只是当时正忙于变法活动的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还没有认识这些即将要取代他们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地位的风云人物。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正是对于现实的不满足，使得这些人在年轻时代就树立起改造社会的目标与使命，其人生经历便成为实现目标与使命的过程。
陈独秀参加江南乡试的那年，正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划分势力范围狂潮的时候，清政府的腐败使得民族危亡日渐加深。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和康梁维新救国主张的影响，乡试落榜回到安庆后，陈独秀“痛感时势日非，不堪设想”，怀着一颗拳拳之心，挥笔写下了《扬子江形势论略》等论述加强江防建设的文章，意在向清政府献策，注重长江的整治，加强军事设施，以防内乱、御外欺。这是一个站在民族主义立场的热血青年所迸发出的爱国激情，这篇文章印发后，陈独秀的文名远扬，被誉为“皖城名士”。文章最后一段说：
扬子江为东半球最大之水道，绵亘五省，便于商运。东京以后，兵争重地，洎咸、同间，粤逆蜂生，蠹流江表。曾、胡诸公初出山时，即以通靖长江为平荡东南之重计，卒不越其算中。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时事日非，不堪设想，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勉付梨灾，愿质诸海内同志，共抱杞忧者。[10]
《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约七千字，但仅仅就军事问题而论，未涉及政治问题。这与此时他还处在相对闭塞的安庆，还未看清整个国际国内局势不无关系，但这并不能削弱他那爱国赤子之心。此时的陈独秀，与维新派人士一样，将救亡图存的理想寄托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身上，想借此提醒清政府和海内一切有识之士认清国家危在旦夕的严峻形势，以便采取相应的救国措施。它表明，陈独秀对国事的深切关注，不再囿于书斋。
上述情况表明，处于被启蒙阶段的陈独秀，开始了自我启蒙，即开始将现实与自己处境结合起来思考中国问题，并能做出符合时代潮流的判断与选择。作为皖南青年“康党”分子，陈独秀思想中透露出维新思想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清醒的忧患意识，二是深沉的爱国主义。这种思想的形成固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更与陈独秀善于思考、富于时代使命感联系在一起。这种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与陈独秀一生相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表现得显著而强烈，爱国更是始终贯穿于陈独秀的全部政治思想、政治活动乃至有关学术文化活动。
历史发展固然有其规律，但偶然的历史事件往往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轨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再度听政，并一手导演了“戊戌政变”。“百日维新”随之夭折，支持变革的光绪皇帝被囚，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戊戌变法失败。血的事实，使陈独秀看清了清王朝顽固派的反动面目，使他认识到依靠清政府实行改良以救民于水火的道路行不通，于是他抛弃对清王朝的幻想，放弃维新改良主张，去探求以革命的方法推翻清政府，使中国走上真正富强的道路。
【注释】
[1]沈寂：《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1980年7月。
[2]强重华等：《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页。
[3]陈章旭生四子，唯老三衍中有后，陈独秀哥哥庆元去世后，四房“衍”字辈只陈独秀一个传代人了。
[4]沈寂：《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1980年7月。
[5]王观泉：《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6]陈独秀：《说国家》，《安徽俗话报》第5期。
[7]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8]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页。
[9]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年12月1日。
[10]现藏安庆市图书馆，仅存孤本，无出版者名，大概是陈独秀私人印发。1897年冬，以石印竖排本形式刊印出版，署名“怀宁陈乾生众甫撰”。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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