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叔父(也是陈独秀的养父)陈衍庶对少年陈独秀影响颇大。陈衍庶,字昔凡,二十三岁时中举。先考入誊录馆,后补知县,因在山东治理黄河有功,保举以直隶州用,后又调往盛京(今沈阳)办理文案,得将军裕禄奏留奉天,历任奉天府军粮同知、历代怀德及柳河等地知县;旋又授任辽阳州,升凤凰厅,以知府赏戴花翎,权新民府擢道员。陈衍庶颇有才力,《怀宁县志》载:“在官惠政,以柳河最著。柳河固新设治,凡创建一出其手,念柳民苦,专输为筹巨款,并蠲廉设局一贷,行十余年无弊。尝从钦使某公放荒产,随辕司案牍,一昼夜理讼卷三百余件,悉得民隐。”
除了善政,陈衍庶还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才子。他擅长诗文,书画也有一定的造诣,在艺术界有一定的影响。他喜欢收藏真迹古玩,自称“石门湖叟”。他的画在当时曾流行一时,《怀宁县志》记载:陈昔凡“工书画,以邓石如、刘石庵、王石谷、沈石田四先生为师。门额曰:‘四石师斋。’……藏匿真迹,古玩甚富。每陈列璀璨盈室,友朋来观,流连不肯去。或假归一二,绝无吝啬。平生最关心折同邑姜筠,谓当时画家,无出其右者,余子不欲下之。晚年朝文汉隶,书益大进,得着珍如拱璧。尤嘉奖掖后进,于潘勋篆刻,萧憨画,称誉不去口。”养父的博学多才,对陈独秀不无影响。
在官本位的社会中,升官、发财总是勾连在一起。陈衍庶钦加四品,以官宦致富。他在辽阳、新民等处为地方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东北辽东一带成了两军战场,战争中需要的马匹、粮草等,需就地解决。一些精明的商人就贩卖大批马匹到战区出售,陈衍庶便在自己所辖境内,按匹征抽税捐。在那个非常时期,临时征税均有地方官自饱私囊之嫌,上缴国库之数依据官员个人欲望程度而定,还算清廉的陈衍庶也借此聚敛了横财,在新民府彰武县置地两百多亩,又因其擅长书画,在北京琉璃厂投资约一万两白银开设了一家古玩铺——崇古斋,收藏真迹古玩。再后来,陈衍庶亦官亦商,在东北、北京、杭州、安庆等地广开商店,大置产业,聚资数万,还在安庆贵池殷家汇置地八百多亩,仅在安庆四牌楼附近的房产就将近十处,又在安庆南水头盖有一座公馆,是当时安庆有名的陈家大洋房。这个久久被人瞧不起的书香寒门,一跃而拥有了巨资,成了令人羡慕的“安庆望族”。陈衍庶名利双收,并能审时度势。他意识到自己在风雨摇曳的大清朝仕途难卜,倒不如挂冠归乡,安享晚年。1908年前后,陈衍庶荣归故里。
陈独秀这位官运亨通的叔父虽家财万贯,却“香火不旺”,虽先后娶了三房妻,始终没有子嗣。陈独秀父亲去世的那一年,陈衍庶的妻子方氏也去世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眼看年事已高,生子无望,心急火燎的他不禁想起自己的哥哥陈衍中曾按祖上旧例,过继给了叔父陈章寅。陈衍庶的第二位妻子谢氏,亦无子出,她深知丈夫心事,一再主张过继一子为嗣。夫妇二人均有此心,但是按照家族传统,过继之事必在一族之内,过继之人必是陈家血脉,为保持陈氏血统的纯正,外姓人是不能进入家谱的。想到哥哥陈衍中的长子陈庆元已继承父嗣,能过继的只有小侄陈独秀了,如果让他继承自己殷厚的家业,对去世的哥哥也是一个很好的报答。
陈独秀一举考中秀才后,陈衍庶夫妇也与嫂同喜。他在道喜的同时,曾试探性地提出想过继陈独秀为子的想法,但是心中并无把握。查氏是通情达理之人,思想不拘泥,对陈衍庶这一想法欣然答应。她想着,一则丈夫有子庆元为嗣,族有先例,可成人之美,结束四弟无嗣之忧;二则四弟家资丰厚,必不会为难了庆同。更重要的是,四弟为官为学俱佳,为儿子前途计,能跟随陈衍庶左右,必定广识达人,博进才学。很快,一家人在陈氏祠堂就举办了过继礼仪。“没有父亲的孩子”陈独秀,便有了嗣父。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陈昔凡挂冠归乡,本可过着一生富贵安逸的生活,他却依旧梦寐发财。他于1909年做起了洋生意,企图发洋财。可是,他既没经商的头脑,又不懂外语,最终官运亨通的陈衍庶受人愚弄,栽了跟头,落了个倾家荡产的结果。好不容易打拼出来的陈家“名门望族”毁于旦夕之间,他忧愤成疾,竟于1913年5月去世,后葬于安庆市郊十里的老祖山。
令人奇怪的是,陈独秀从未提过“过继”之事。陈独秀参加革命后,陈衍庶终日惶惶不安,生怕这个“叛逆”的儿子连累家族,在祠堂举办了退继仪式,不再承认与陈独秀有父子关系。但是,陈衍庶依然暗中接济陈独秀这个养子。陈独秀参加革命后屡次说到自己是“没有父亲的孩子”,即便在《实庵自传》中,也只字未提官运亨通的嗣父。陈独秀自幼性格刚烈,从不贪图嗣父的财产,不愿继承其遗产,即使过着窘困的日子,对于家业的兴衰,也是全不关心,对于家事也很少过问。但是,陈独秀与嗣母谢氏关系却显亲近。1939年3月,谢氏避难四川江津,病故时,陈独秀悲痛不已,披麻戴孝,并允诺嗣母谢氏亡灵:“您老人家安息吧,待抗战胜利后,我同松年一定带您老人家回安庆!”不料,抗战还未胜利,陈独秀就于1942年5月27日病逝于江津鹤山坪寓所,孝子心愿只得由其子陈松年实现。1947年,谢氏的灵柩随同陈独秀灵柩一并迁回安庆故乡。
【注释】
[1]陈独秀:《实庵自传》,上海:亚东图书馆,1938年版,第6页。
[2]陈独秀:《实庵自传》,上海:亚东图书馆,1938年版,第6—7页。
[3]金风:《中国革命史小丛书——陈独秀》,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www.xing528.com)
[4]陈独秀:《实庵自传》,上海:亚东图书馆,1938年版,第7—8页。
[5]陈独秀:《实庵自传》,上海:亚东图书馆,1938年版,第7页。
[6]陈独秀:《实庵自传》,上海:亚东图书馆,1938年版,第13页。
[7]陈独秀:《实庵自传》,上海:亚东图书馆,1938年版,第23页。
[8]陈独秀:《实庵自传》,上海:亚东图书馆,1938年版,第24页。
[9]陈独秀:《实庵自传》,上海:亚东图书馆,1938年版,第29页。
[10]陈独秀:《实庵自传》,上海:亚东图书馆,1938年版,第34页。
[11]陈独秀:《说国家》,《安徽俗话报》第5期。
[12]沈寂:《陈独秀研究》(第2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页。
[13]吴晓:《陈独秀一家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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