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参加江南乡试：教育改革的启示

1897年，十八岁的陈独秀第一次离开家乡到南京参加苏皖两省的举人考试——江南乡试。尽管他的初试科举成绩让母亲有了发自内心的喜悦，陈独秀却视科举考试为“灾难”，而且他知道自己与“灾难”已经结缘。为了了却母亲的心愿，陈独秀虽然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却还是调整心态，积极用功，以备科考。但是，他已做好打算，考个举人之后绝不再考，以便“正经做点学问”。在备考的一年中，陈独秀虽然不时生病，还是下了一番工夫。在准备过程中，陈独秀对经义和策问产生了一些兴趣。尽管有些勉强，为了有一个好成绩，他对八股文的写作也做了研究。至于写字，陈独秀喜欢临碑帖，大哥庆元却总劝他习馆阁体，因为那是考试通用的字体，同等情况下考中的概率更大些。但是，陈独秀心里觉得有些好笑，因为他已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绝不愿意再上进，习那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他心中如此想，却碍于情面而未说出。陈氏兄弟感情极好，虽然意见上总不一致，陈独秀却没有一件事不依大哥的话去做。对于大哥，陈独秀始终总保持着温和态度，“不肯在口头上反驳他，免得伤了手足的感情”。^[7]陈独秀暗自决定，这次乡试后，决心不再上进，预示着他即将与科举决裂。果然，这次江南乡试让陈独秀进一步认识到科举实质，也见识到满嘴仁义道德“礼仪君子”的卑劣行为，更见识到视士子为草芥的科举制度之黑暗。

与陈独秀一同赴南京参加乡试的是大哥庆元、庆元的同学、庆元的先生以及先生的几位弟兄。那时到南京乡试的人，很多愿意坐民船，这并非保存国粹，而是因为坐民船可以发一笔财，船头上扯起一条写着“奉旨江南乡试”几个大字的黄布旗，一路上的关卡，虽然明知道船上装满私货也不敢前来查问。但是，陈独秀一行科考士子决定坐轮船去，因为轮船比民船快得多。“我们一批人，居然不想发这笔横财，可算得是正人君子了！”^[8]船到江心，凉风习习，年龄在四十上下的庆元的先生，穿着一件老布对襟褂子，一手托书，一手拿纸扇，全神贯注读书。“先生有范进之志啊。”陈独秀对哥哥轻声说。陈庆元看了陈独秀一眼，没有吱声。

初次赴南京，陈独秀心中充满向往。远远望见南京城的高大城门，陈独秀大开眼界，往日以为可以骄傲的安庆城，此时在他的脑中陡然变成一个山城小市了。坐在驴子背上，陈独秀一路幻想着，南京城内的房屋街市不知如何繁华美丽，又幻想着上海的城门更不知如何的高大，因为他听人说上海比南京还要热闹。进城一看，却很令人失望了，城北几条大街道之平阔，诚然比起安庆来在天上，然而房屋却和安庆的一样矮小破烂，城北一带的荒凉程度，与安庆相差无几。南京所有的特色被陈独秀概括为一个字——“大”。

南京科考经历为陈独秀留下深刻影响，辅之以赴考之前所下决心，终使陈独秀走上了背离科举之路。进入南京城的第一夜，一群赴考士子睡在熟人家的地板上。第二天一早起来，留下了陈独秀、陈庆元以及陈庆元的先生三人看守行李，其余分头外出寻找寓处。原因在于：陈庆元的先生，既是长者，又是这一批考生的“最高领袖”，不便“御驾亲征”，免得失了尊严；陈庆元则为不善言辞，不便派去找寓处；陈独秀则因年龄最小，在众人看来无法胜任寻找寓所的职责，但是被赋予留守看守行李的“重任”。午后找到寓处，一行人随即搬入。然而，随后的一连串事情让陈独秀始觉莫名，终觉失望。进入寓所，几个找房子的“正人君子”睁大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异口同声地说：“这屋子又贵又坏，真上当！”让陈独秀听得莫名其妙：他们刚才亲自看好的房子，怎么忽然觉得上了当了呢？直到三四天后，陈独秀才发现上当的缘故。原来，几位“正人君子”找房子时，看到房东家里有一位花枝招展的大姐儿，坐在窗口做针线，等到搬入后，那位“仙女”如同一阵清风不知何处去了。后来听说这是一种美人计，是南京房东招揽考生的惯技，房东临时请来一些有姿色的女子充当“仙女”，以便吸引投考士子并提高房租。当然，上当的绝不只这几位“正人君子”，还有先前以及随后的入住者。这种来自社会现实的教育对初入社会的青年学子影响更为深刻，它可能在不经意间颠覆这些年轻学子不太牢靠的世界观。

店主用带有色诱的方式吸引投考士子入住固然不对，但是，参加科考士子的做法，更让陈独秀见识到饱读诗书者是如何背离仁义道德的。房东厨房里或屋檐下的咸鱼腊肉，随时有不翼而飞的危险。当然，是被“正人君子”的考生“借”去了。由于考生有“读书人”这张护身符，奸淫窃盗的罪名，房东是不敢轻易加在他们身上的！士子们到商店买东西，有机会也要顺带一点藏在袖子里，店家就是看见了也不敢声张。因为，一旦被发现，他们就会说：“我们是奉着皇帝圣旨来乡试的，你们侮辱我们做贼，便是侮辱了皇帝！”这几句大话，未必真能吓倒商人。但是，“和气生财”的经营理念加上士子人数多，商人一旦得罪了这些“奉旨”参加考试者，他们便会动粗。而且，一旦打起来，路过的考生，无论认识不认识，都会上前帮助打架的考生。商人当然知道，这些人上前帮着打架不是目的，趁着人多手多的混乱中，顺带拿走店中物品才是目的。更严重的是，一旦见官，面对人多势众的考生，地方官也没有办法，而且地方官也不愿这种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多采取息事宁人之法，最终吃亏的还是商人。于是，在商人与士子之间形成一种不公开的平衡。每逢乡试，南京城都会增加万余人，平均一人消费五十元，市面上就有五十万元进账。于是，临时商店遍布城南各处，只要能够赚钱，商人们受点气也就算不了什么。当然，这些考生，也是有谦逊和善的时候。陈独秀发现，在钓鱼巷嫖妓时，这些人绝不会动粗，只口口声声自称寒士，商请妓家减价。“他们此时或者以为必须这样，才不失读书人的斯文气派！”^[9]陈独秀对他们这些鸡鸣狗盗的勾当很是不齿。他很迷惑：连这样的人都能来参加江南乡试，这乡试到底有什么好处？

当然，南京之行也有收获，这种收获因切合陈独秀的心理需要而对陈独秀影响更大。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国处于一片唱衰之中，敏感的士人提出变革现实的思想，借助现代传媒工具广泛传播。读到维新志士的著述，可能是陈独秀南京赴考的最大收获，因为这直接引发了陈独秀对自己和对身处社会的判断。一天晚饭后，陈独秀看到一位考生坐在门前看报纸，端详之后，发现是梁启超办的上海《时务报》。饭后，陈独秀借阅了这份《时务报》。从未听说过康有为、梁启超的陈独秀不知其为何许人。但是，通过阅读这张《时务报》，陈独秀对素未谋面的康有为、梁启超心驰神往，对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尤其欣赏。在其他人鼾声如雷的夜晚，陈独秀却难以入睡。

科举考场给陈独秀上了生动的一课。这一课直接引发了陈独秀背离科举之路。在陈独秀看来，科举考试的每一环节都使人难堪。进考场时，考生吵吵嚷嚷，蜂拥而进，唯恐进得迟了找不到考棚。陈独秀哪见过这阵势，肩上还背着考篮、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灶和油布，这已是竭尽了生平的气力，却被人挤得东倒西歪。若不是大哥代他领试卷，他在人群中都有被挤死的可能。

进入考场后依然令陈独秀不舒服。挤进考棚，陈独秀已是“三魂吓掉了二魂半”。他发现，所谓的考棚，就是一串“矮屋”，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中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大小犹如现在警察的岗棚，却要矮很多，高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矮屋的三面是高低不均的砖墙，布满蜘蛛网和灰尘，由考生自己打扫干净，安放一块板算是写字台。由于清廷规定，考生进入考棚后只有考完所有科目方可离开，每场三天，三场九天。也就是说，在三个三天的考期中，考生吃喝拉撒睡全部在考棚中解决。在每条号筒内，总有一两间空号，便是这一条号筒的“公共厕所”，考场的特别名词叫作“屎号”，临近“屎号”的考生便要遭殃了。考试过程中会有各种突发事件，需要考生小心应对。如果不幸，座位编在“屎号”旁，三天饱尝异味，还要被人议论是干了亏心事的恶报。陈独秀赴考的那一年，南京天气直到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用带来的油布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是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一条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油布挂起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不通，加之每人都在墙上挂起锅灶烧火做饭，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就变成了“火巷”。从未做过饭的陈独秀对于煮饭做菜一窍不通，乡试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煮得烂熟成团的挂面。

考场环境恶劣。但是，在陈独秀看来，更为恶劣的是科举考试对士人的控制与残害。江南乡试留给陈独秀印象最深刻的是发生在考生身上的怪状，使他认识到科举考试简直是一种罪恶。暑气难避，考生们都不得不伸出身子，半探在号筒中答卷。考头场时，一位肥胖的徐州考生，将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裸着上半身，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炽热的长巷中来回走动，口中念念有词，边走边晃动脑袋，拖着怪声念他的文章，念到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跷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活脱脱一个范进的样子。这个情节被陈独秀看在眼中，惊得出了一身冷汗，也让他陷入沉思之中。晚饭后，大哥庆元见陈独秀神色不对，一摸额头，稍感发热。陈庆元赶忙倒水叫陈独秀喝下，毕竟这是在考试，一刻值千金，嘱咐陈独秀“晚上早点睡”。这次考试，陈氏兄弟俩双双落榜，陈庆元的先生也未考中。

但是，这次考试也有收获，它使陈独秀真切感受到科举考试的残酷，并让陈独秀对自己所受的教育产生怀疑。尤其是考场中遇到的“范进式”考生，让陈独秀联想到个体、群体与社会、民族、国家，成为他价值观转变的一次重要经历。他说：

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意外有益！^[10]

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追述的这段话，反映出来自现实的教育及其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比来自兄长的讲解以及阅读书本更来得实在，它直接颠覆了陈独秀对教育、对“抡才大典”的认识与态度。陈独秀发现，所谓“抡才大典”就是统治者通过功名利禄诱惑士子文人以实现政治统治的方式，而民众为了获得功名利禄，与统治者达成一致，形成合谋，从而使得教育成为围绕利益展开的愚弄方式，于个人、社会、国家几乎不相关涉。在《说国家》中，陈独秀曾有这样表述：

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奋发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战争，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11]

陈独秀的想法应该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普遍想法。未有功名者是被压迫者，有功名者是压迫者。被压迫者到压迫者之间的通道是开放的，但非常狭窄。也就是说，一旦通过科举考试，意味着这个人从被压迫者变为压迫者，即便他在压迫者序列中依然处在最底层。但是，就整个社会阶层而言，他已经从被压迫者变为了压迫者。教育成为制造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一种社会机制，科举考试起到了这种筛选作用。这种发生在教育与科举考试中的压迫与被压迫机制会被学生带入社会之中，进而使得社会处于压迫与被压迫的循环之中。正是这样一种文化制度安排，使得当时人们对民主、自由、平等相当陌生，甚至抵制民主、自由和平等，严复就曾认为民主虽然为中国社会所稀缺，却又为皇帝、大臣、民众所惧怕。因此，对于多数读书人而言，受教育、读书的目标与成功的标准就是通过层层科考成为统治阶层中的一员。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和其他许多旧知识分子一样，陈独秀还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及至甲午战败，虽然思想上有所震动，但仍不明显。正是通过《时务报》，陈独秀认识到八股之外还有学术，阅读康梁文章之后的陈独秀，为自己脱离科举之路找到了思想依据，并成为铁杆的康梁思想追随者。所有这种带有社会教育或以社会为课堂的教育方式，对人的认识以及思想改变意义重大，正是在人与社会的不断交往中，获得了来自现实的教育。这种教育可以使顺从者依附，也可使不顺从者发现人生的价值与活着的意义。

乡试结果，陈独秀名落孙山，这也宣告了陈独秀与科举制度的最后决裂。南京乡试对陈独秀而言最大的收获是，使其萌发了由选学妖孽向康梁派转变的动机。科举之路的所见所闻，使陈独秀更加深切地意识到晚清社会的落后与愚昧，让他愈加厌恶清政府，从而萌发了寻求新思想的愿望；科举之路的见闻，使陈独秀对自己所接受的传统教育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促使陈独秀本人思考旧式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存在的弊端、不足，为其以后研究与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埋下了伏笔。正是这次“抡才大典”，给陈独秀上了生动的一课。他对科举的厌恶从感性变为理性，从屈服走上叛逆。他视科举为妖孽，具有“今是而昨非”的觉悟，决心与科举决裂，开始接受维新思想，并由此踏上追求科学与民主的革命征程。回到安庆的陈独秀情绪低落，发誓再也不参加乡试了。

在母亲的主持下，1897年9月，十八岁的陈独秀与大自己三岁的高晓岚完婚。高晓岚共生三子二女，即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三子松年，长女筱秀，次女早殇。然而，陈独秀与高晓岚，一个不安分，一个保守，认识与思想相差巨大。“平时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独秀留洋，欲借其夫人十两重金镯为游资，高坚决不肯。”^[12]婚后十二年，两人终因思想格格不入、文化教养悬殊、性格志向差异等原因而离异，陈独秀携小他九岁的妻妹高君曼私奔。

兄长陈庆元对陈独秀的影响是深刻的。“青灯课我读，文采励先鞭”^[13]，是陈独秀追忆兄长对他教诲时的印象。然而，不幸的是，这位好脾气的“阿弥陀佛的大哥”，于1908年10月3日因肺结核病逝于沈阳，时年三十七岁。此时，陈独秀正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听闻噩耗，痛苦涕零，悲恸不已。次年秋，陈独秀北上，接回大哥遗体，扶柩归乡。在沈阳寓时，他以长诗《述哀》，悼念长兄：

与君为兄弟，匆匆三十年。

十年余少小，罔知忧苦煎。(www.xing528.com)

十年各南北，一面无良缘。

其闻十年内，孤苦各相怜。

青灯课我读，文采励先鞭。

慈母虑孤弱，一夕魂九迁。

弱冠弄文史，寸草心拳拳。

……

入门觅兄语，尚怀握手欢。

孤棺委尘土，一瞥催心肝。

千呼无一应，掩面不忍观。

仆夫语疾语，一一无遗残。

依依僮仆辈，今作骨肉看。

故旧默无语，相视各汍澜。

中夜不成寐，披衣抚孤棺。

孤棺万古闭，非梦无疑团。

侧身览天地，抚胸一咏叹。

可以说，陈独秀幼时的启蒙教育大体是沿着旧时代士大夫之路而行，归纳起来，有如下特点：

其一，在祖父和兄长的教导下，陈独秀积累了丰厚的旧学功底。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一样，陈独秀早年秉承家学，积累下丰厚的传统文化功底。这些学术功底不仅陶冶和滋养了他，同时为他以后接受新思想打下了基础。这种学术素养，一方面培养了他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陶冶了他的性格，使他成为知书达理的君子式的人物；另一方面，在理性的成长与驱使下，他认识到旧学以及旧中国的痼疾之所在，因而渴望寻求新知识，以改变自己深爱的国家。正是在这一点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代学人，能够在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指引下，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思想面貌为之一新。

其二，陈独秀早期受教时所形成的倔强而坚韧的性格对其后的学术思想也产生了影响。幼年的陈独秀，面临严厉而又乖僻的祖父教导，使他的性格带有一些叛逆色彩。在祖父面前，他非但没有屈服，反而愈加显现出独特而又倔强的个性。这种个性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他以后的命运，同时也对他教育与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其三，陈独秀虽然自幼接受旧学熏陶，却始终对八股文章的路数不感兴趣。这种富于挑战、向往自由而求新的学术旨趣，为其自我启蒙奠定了基础，他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地求新、求变，不断地思考、探索，最终成就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