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互学，庆元庆同两兄弟教育成果斐然

在祖父的严格要求下，在慈母令人心碎的眼泪督促下，尽管陈独秀讨厌甚至惧怕学习八股文章，却不得不奉命行事。陈独秀聪慧活泼，学业不断进步，祖父对他的态度也由严厉转向关爱。但随着陈独秀一天天长大，已是风烛残年的祖父渐渐走向人生的尽头。

1889年7月10日，祖父陈章旭病死。祖父去世后，为了保证陈独秀学业的顺利进行，查氏先后为陈独秀换了几个塾师，却均不满意。到十二三岁时，由大哥陈庆元代教。中国传统家教的说法是“长子代父”，陈独秀父亲去世时，大哥庆元尚不满十岁；祖父去世时，庆元已十八，为府学禀贡生；陈独秀十二三岁时，哥哥庆元已考取了秀才。陈独秀敬重哥哥，兄弟亲洽。母亲对庆元说：“你教弟弟读书吧，庆同听你的。”陈庆元点头答应，从此无怨无悔地担负起了教育弟弟的责任。因祖父去世，陈独秀颇有些“解放”的感觉，庆元是个慢性子，跟他念书，陈独秀自是求之不得。从此时直至陈独秀得中秀才这五六年间，皆由长兄代行塾师之职。

这位菩萨心肠的兄长知道陈独秀不喜欢死板的八股文章，不忍逼迫亲兄弟只攻读科举之学。除教他温习经书外，还教他读《昭明文选》。《昭明文选》是一本先秦至南朝梁代时的大型诗文总集，收有诗文、辞赋和杂文，比起经书来说，自然更具文采，也更有趣些。陈独秀初读时，有点头痛。“后来渐渐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这件事使我‘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一面受了母亲的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应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欢这一套。”陈独秀后来回忆说。

一日，母亲查氏见陈独秀在看《昭明文选》，埋怨道：“庆同，正经的书不看，这东西管用吗？”陈独秀没有答话，向母亲扮了个鬼脸。“庆同耐不下性子来，看一点闲书，总比不看好。”老实的庆元替弟弟解围。

衣着随意、嘴上已露出茸茸小胡子的庆元讲话总是和颜悦色，一脸的谦和。可是顽劣的弟弟心不在焉，剑走偏锋，这让夹在中间的庆元很是为难，却也奈何不得。这种相对宽松的氛围一直持续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陈独秀已经十七岁，在县考前一两个月，庆元实在挨不过去了，才硬着头皮对弟弟说：“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陈独秀当时一声不响。庆元知道弟弟的脾气，不作声响并非反对，而是默认了。他高高兴兴地拿出适合于小考格式的路德文章给弟弟讲解，陈独秀表面上是在听他的讲解，心思却还在《昭明文选》上。不久，庆元也看出路德的文章太不合陈独秀的口味，于是另想办法，再拿出金黄和袁枚的制艺吸引弟弟的注意力，陈独秀对于这几个人的文章虽然有点兴趣，却始终格格不入。对于这位难说话的弟弟，庆元实在束手无策，只好任其自然了。庆元虽然十分忠厚老实，但陈独秀料定大哥此间必是急则智生，向母亲谎报情况了，说自己如何用心学八股文，因为在这期间总能看到母亲喜悦的面容，对此陈独秀亦是乐得自在。陈独秀想，像我这样的八股文程度，县考、府考肯定都不会中，只需完成科考的过程，也算不辜负母亲的心意。

迫于母命，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陈独秀参加了科举考试。虽然顺利通过了县考和府考，成绩却不尽如人意。参加院考时，宗师（安徽语称书院山长为宗师）所出题目为“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是截搭题，就是把原本无关联的两句话的不同部分嫁接在一起。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陈独秀也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正在收拾考具准备交卷的陈独秀，被收卷的李宗师喊住：“站住，别慌走！”让从未有过这种经历的陈独秀吃了一惊，心中嘀咕不知闯下了什么大祸。宗师略略看完之后，睁大眼睛对陈独秀从头到脚看了一遍，问：“十几岁了？为啥不考幼童？”“童生今年十七岁了。”陈独秀答道。他点点头说道：“年纪还轻，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www.xing528.com)

陈独秀回家后把考试情况告知兄长，庆元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陈独秀本想应考只是为了敷衍母亲，算不得什么正经事。可是，看到大哥失望的情形，心中却开始难受。

但是，不曾想到那篇随便胡诌不通的文章，竟然被宗师看中。陈独秀不仅考中秀才，而且高居秀才榜首。捷报传来，陈母乐得几乎掉下眼泪。然而，在陈独秀看来，这种胡诌的文章也能高中科举，使得本来对科举制艺有成见的陈独秀成见更深，“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陈氏是怀宁的书香寒门，向来被当地绅士们瞧不起。全族中，到陈独秀的父辈中，才出过一个秀才、一个举人。如今，庆元、庆同两兄弟都是年轻的秀才，呈现出向上发达的趋势。只是他们万万想不到，陈独秀后来可没有成为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而是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胆的大事。

科举功名换来了关注，换来了称赞羡慕，也换来了实质性的好处。陈独秀的母亲因两个儿子都考取了功名（尽管是最初级的功名）而乐不合口。这不仅是因为儿子有了功名，而且因为几家富户看中了获得功名、年少有为的陈独秀，争先恐后托人向陈母提亲。终于，在母亲的主持下，陈独秀与高晓岚定下了终身，彼时堪称一段美谈，邻里乡间称羡庆贺之声不绝于耳。但是，秀才与文盲结合，喜忧难说，刚刚迈入成年人序列的陈独秀更是难以明白其中道理。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处在那个儿女婚事均由父母包办的时代，这几乎是所有中国人都需要接受的现实。定亲本是大喜临门，陈独秀却怏怏不乐。因为，他知道江南乡试的“灾难”又要降临到他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