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这样一个不怕打、不怕杀,棒槌无法征服的倔强少年,却唯独怕母亲的眼泪。在“家长制”盛行的晚清中国,面对公公体罚儿子的做法,作为母亲只能暗自伤心。陈独秀受到祖父的打骂,母亲为此流过不少泪。可是,母亲对陈独秀不像祖父那样悲观,总是用好言劝勉:“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陈独秀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他揩眼泪,一面责备道:“你这孩子真淘气,祖父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地哭了!”母亲的眼泪,着实比祖父的板子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5]
陈独秀的母亲查氏,生于1852年,对陈独秀关爱有加,给他的性格以很大影响。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称她是“一个能干而慈祥的母亲”,人称“女丈夫”,对陈独秀非常疼爱。查氏一生吃斋敬神,虽然处事外圆内方,但是,她似乎秉承了婆婆劳夫人的心态,崇重科举。这位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妇人,视延续陈家的“书香门第”为己任。在那个时代,终究是“母以子贵,妻以夫荣”,连婆婆看待媳妇之轻重高低,都以儿子是否有功名或功名大小为标准。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头上,无功名的连佣人的气都得受。乡间流行着这样一句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农民的儿子如果考取了秀才,便是一步登天,也就确立了将来做土豪士绅的基础,一生吃穿不尽。所以无论城乡,屡考不中的人们,往往埋怨祖坟的风水不好,掘出尸骨来改葬,以便能出人头地为祖宗脸上添光,这便是那帮圣人之徒扬名显亲的“孝道”。
科举时代,科举支配着一般人的实际生活。即便是在未受过教育的妇女头脑里,成就丈夫或儿子的科举功名,也是振兴夫家的一项神圣事业。查氏的最大希望,便是陈独秀及其大哥能够科考高中,为她那位一生读书却无法中举的丈夫争气,光宗耀祖,以慰已故丈夫的在天之灵。查氏虽未受过任何教育,但是当时通俗的“忠孝节义”的教育标语还是懂得的,但是她并没有拿这些标语来教育陈独秀兄弟俩,而是教导他们要考科举,最起码要中个举人。当大哥陈庆元考取了秀才时,查氏很高兴,而陈独秀却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母亲高兴,忧的是学八股文章和应考的灾难,就要降临到头上来了!
在陈独秀的心目中,他的母亲查氏不仅能干,而且仗义疏财,好打抱不平,是个老好人,菩萨心肠。然而,母亲又往往优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陈独秀回忆母亲时,指出两件事可以充分表现出她这一弱点。
在宗族社会,族长对家族成员有着巨大的权力。陈独秀祖父辈的一位本家,是族中的族长,怀宁话称为“户尊”,在绿水乡(怀宁东乡)地方上是一位颇有点名望的绅董,算得上当地小社会的栋梁。查氏尊敬他,小辈的孩子们更奉其为族中首脑。有一年(大约是光绪十二年前后),大水冲了广济圩,全绿水乡被淹,这位族长哭丧着脸向查氏诉说乡民的苦痛,之后,就提出借钱救济他的家属。查氏对他十分恭敬,然而借钱的事却绝口不会答应。族长去后,陈独秀对母亲说:“我们家里虽然穷,总比淹水的人家好些,何以一个钱不借给他呢?”查氏皱着眉头一言不发。陈独秀是知道母亲脾气的,她不愿说的话,你再三追问也是枉然。陈独秀只能在心中纳闷道:“母亲时常当衣借钱济人之急,又时常教训我们,不要看不起穷人,不许骂叫花子,为什么今天不肯借钱给淹水的本家,而且是她一向敬重的族长呢?”事隔五六年,陈独秀才从许多人口中渐渐知道了这位族长的为人。族中及乡邻有争执的事,总得请他判断是非曲直,他于是非曲直的判断还是准的,因此有时他的亲戚本家会败诉,外人反而胜利,乡间人都称赞这位绅董公正无私!他还有一件值得讨论的事,就是每逢修圩放赈,他比任何人都热心,无论严寒酷暑,都忙着为大众奔波尽义务。但是凡他所督修的圩工,比别人的都差,他认为如果认真按照原定的工料做好,于他已是一种损失,失了将来放赈的机会,又是一种损失,这未免自己太对不住自己了!至此陈独秀才明白母亲皱眉不语的缘故,是因为她早已深知这位族长之为人。然而,母亲却仍旧恭敬他,这岂不是她的弱点吗?(www.xing528.com)
乡间总会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事件,陈独秀就有这种经历,只是他是以“破除封建迷信”为乡人所知。族长手下有一位户差(户差的职务,是奉行族长命令,逮捕族中不法子孙到祠堂受处罚),也是一位“阴差”(阎王的差人),常常到陈家来,说他在阴间会见了陈氏的祖先,并说他们的祖先没有钱用,托他来要钱买纸钱银锭烧给他们,查氏很恭敬地款待他,并且给钱托他代买纸钱银锭。不用说,那纸钱银锭是“烧”给这位阴差先生了,这位阴差走后,查氏对家人又说不信任他的鬼话,甚至说他就是“活鬼”。有一天,他又来到陈家,张开大嘴打了一个呵欠,直挺挺地倒在床上,口中喃喃说胡话,谁也听不清楚他说什么。陈独秀很生气,跑去约了同屋及近邻十多个孩子,从前后门奔进来,同声大喊某处失了火,这位阴差先生顿时停止了声响,急忙打了一个小呵欠便回到阳间来了,闭着眼睛问道:“这边失了火烛了罢?”查氏站在旁边微笑着答道:“是的!”他接着说:“这可不错罢,我在那边就知道了。”陈独秀见状在旁边弯着腰,缩着颈脖子,用小手捂着嘴,几乎要大笑出来,查氏拿起鸡毛掸子将他赶得很远,强忍着笑,骂道:“你这班小鬼!”但她还是恭恭敬敬用酒肉款待这位阴差先生,并且送钱托他买纸钱银锭“捎给祖先”。这便是查氏优容奸恶之又一事实。
能干、慈祥而又优容奸恶的母亲,对童年的陈独秀的影响,比家庭中任何一个成员的影响都大而深远,陈独秀如此说明自己的性格与母亲的关系:
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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