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以后，英国政府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动军舰进攻广州，史称“鸦片战争”。清朝步入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史由此开始。由于列强的到来，没落的清政府与侵略扩张的列强遭遇到一起，中国进入艰难的局势中。晚清中国的每一次变化，都以军事危机引发的政治危机为前导。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西郊的圆明园，纵火焚烧了这座有“万园之园”之称的著名园林。随后中国被迫与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在割让大片领土的同时，国门洞开。加之，以底层民众为主要成员的太平天国运动，试图从内部瓦解晚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内忧外患，成为晚清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
对于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而言，政治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助长了统治阶级妄自尊大的心理，统治者将中国称为天朝上国，盲目排外，不思进取，保守愚昧。这种思想阻碍了中外文化交流：既没有走出国门适时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也阻止了西方近代科学和技术传入中国，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新陈代谢。不仅如此，在“学而优则仕”观念与科举考试制度的规范下，科学技术依然被视为“奇技淫巧”受到不公正待遇，难以成为教育内容，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前进和发展。可以说，专制独裁与盲目排外，构成了中国社会不能实现变革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落后的根源所在。
观念上抵制变化与政策上不思进取使得晚清在文化和民众教育上陷于故步自封的境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故步自封是让人愚昧和无知的有力措施。一则西方医生的故事，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故步自封和愚昧保守。
1881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派二十六岁的医生梅藤更到中国杭州行医传教。在当时“城门上悬挂着人头”的杭州，中国人本能地抵制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建学堂、开医院是传教士传教的重要方式，虽然传教士积极努力，但是普通民众对传教士并不认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仅不熟悉人体构造，对于外科手术更是闻所未闻。而且，民间对教会医院有种种传言，如当时广泛存在“教会医师以媚药淫亵妇女，医院被怀疑挖眼剖心用以做药”的传闻。加之，受“死者为大”社会习俗的影响，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人体标本，不仅被民众视为对逝者的不敬，而且被认为是动机邪恶；对临终之人所做的“圣事”，被民众认为是教士挖死人眼睛“以为炼银之药”。这种对科学知识的无知不仅存在于普通民众之中，也存在于知识分子之中。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记载有传教士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等内容。当时民间由于对西医无知而充满疑惧，一个女人喝毒药自杀，被送到医院抢救，她的丈夫紧张地问：“我能不能带走她的遗体？”因为，当时传言梅藤更使用的药由病人的内脏制成。(www.xing528.com)
在梅藤更来中国生活的二十年间，官方文献中查到的教案在二百起以上。这些教案固然有列强侵略的原因，更有相互隔膜而误解形成的原因。医疗领域往往是冲突引爆点，因为死亡最容易激起受害的想象和集体不满情绪。1868年的扬州教案以及1870年的天津教案，华洋双方死伤惨重，起因都是疫病流行：育婴堂中几十名孤儿患病而亡。民间传言是孩童遭外国人绑架，“剖取幼孩脑髓眼珠”作为药材之用，甚至“烹而食之”。
以梅藤更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当时被看做是有邪恶巫术的“食人番”。由于这种存在于民间的原始恐惧与仇视，官方即便经过调查核实、公开澄清也收效甚微。曾国藩在负责处理天津教案时，有民众认为传教士腌制洋葱的瓶中满是婴儿的眼珠，虽经验证后确为腌制的洋葱，但是曾国藩仍然无法说服激愤的民众，甚至被民众斥为“卖国贼”。在士人带领下，民众砸掉了他位于湖湘会馆中的匾额，他作为官员的公信力大受影响。在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甚至出动兵舰催压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得不以对本国国民执以死刑的昂贵赔偿来平息这场冲突，可见，建立在偏见基础上引发的误解会导致严重后果。
号称“老大帝国”的大清国，对外面临各国入侵势力犬牙交错的局面；对内则是政令无序、民愚于教。风雨摇曳的晚清垂垂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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