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郧阳山区农业开发历史-黄河变迁与水利开发

明清时期，山区农业开发的历史过程大致如下：

明太祖朱元璋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命邓愈统率大军在山区大肆屠杀农民军，然后又加以封禁。《明史·邓愈传》：“洪武元年，……大军经略中原，愈为征戍将军，帅襄、汉兵取南阳以北未附州郡。遂克唐州，进攻南阳，败元兵于瓦店，逐北抵城下，遂克之，禽史国公等二十六人。随、叶、舞阳、鲁山诸州县相继降。攻下牛心、光石、洪山诸山寨，均、房、金、商之地悉定”。实际邓愈所镇压者并非元朝残余力量，而系农民军。（明）高岱《鸿猷录》卷11《开设郧阳》条：“郧在古为靡（麋）国，……元至正间，‘流逋’作乱，元祚终，竟不能制，国初命邓愈以大兵剿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万历《明会典》卷19：“令荆、襄、南阳等处，深山穷谷，系旧禁山场，若不附籍‘流民’潜住团集为非者，许军卫有司，巡捕官兵，里老人等拘送各该官司问刑衙门，问发边远充军，窝藏之家罪同”。此禁令系成化七年（1471年）所下，时郧阳尚未设治，包括在荆、襄、南阳等处中，令中既称旧禁，想明初曾封禁过，而禁令亦可能大致相同。封禁的结果，使山区在明初数十年间成为一个草木丛茂、野兽众多的地方。乾隆《续商州志》卷9艺文载明赵贞吉《追祀吴公记》：“尝浮汉江横郧而东者屡矣，其地枕秦跨楚，包络深阻，幅员数千里，元季弃之为荒，国初歼之为墟，间置数县，以领其遗民，而在三省之徼，司燎击柝弃而不守者殆数十年”。赵贞吉曾多次亲历其地，他所描述山区荒凉的情况是比较可靠的。禁令虽相当严厉，但实际执行时打了折扣，所以在当时犯禁入山者即已有之，《明实录·宪宗实录》就记载“荆、襄、南阳等处‘流民’所在，有自洪武以来住成家业者”［1］。其后，随着土地兼并愈来愈剧烈，犯禁入山的农民就愈来愈多了。

明代中叶，大批的破产农民辗转迁徙，逐渐进入山区。因为山区“地界湖广、河南、陕西三省间，又多旷土，山谷阨塞，林菁蒙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2］。明初至明中叶，究竟有多少人口移入山区，根据历史资料可以作一个粗略地推算：据项忠的两个奏疏的记载，当时被迫迁徙出山的农民人数接近一百六十万人［3］。项忠强迫移民后，明政府又派原杰去进行所谓·“安抚”，他派人跑遍了荒山野谷去搜检人口，共“得户十一万三千有奇，口四十三万有奇”［4］。徙出的人口与留下的人口相加，为二百余万人，这就是徙入山区人口的总数。可以说明从明初至明中叶移入山区的人口在二百万以上。

最初明政府采用高压政策，用武装镇压来对待逃亡到山区的农民，为了生存，农民不得不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于是先后爆发了两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均由于明政府的镇压而失败。明政府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大肆屠杀山区的农民，接着又大批驱迫山区的农民出山，《明实录·宪宗实录》记载当时的情况是“兵刃之加，无分玉石，驱逐不前，即草薙之，死者枕籍山谷。其解去湖、贵充军者，舟行多疫死，弃尸江浒，臭不可闻”［5］。这样，山区的人口便大量地减少，据《明实录·宪宗实录》的记载：“房县编户初不过四里，自永乐以来，仕官侨居流移附籍者增至四十余里，各安生业，而忠等逐之，十不存一。其余州县，率皆类此”［6］。人口锐减，缺少劳动力，对山区的开发当然有影响。

明政府在镇压起义后，重申禁令，禁止他处的人民迁徙到山区［7］。尔后，又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统治。成化十二年（1476年），明政府将山区的十一万三千多户，四十三万多口编入户籍［8］，接着明政府又在山区设置郧阳一府和郧县、房县、竹山、竹溪、郧西、上津六县，来统治山区刚编好户籍的居民［9］，增置了竹溪和郧西两县，政区的建置和增置，虽然是为了政府加强控制，但也有助于地区的开发。后来，以郧阳为起点，修筑三条路：一抵西安；一抵汉中；一抵南阳，并“增置铺舍，疏凿险阻”［10］，发展交通，同样也是为了加强控制，但却密切了山区与邻区的联系，也有助于地区开发。(www.xing528.com)

自郧阳设治之后，禁令已成名存实亡之势，破产的农民不断地进入山区，到了弘治十八年（1505年），山区的人口已增至二十三万五千多户，七十三万五千多口［11］。从成化十二年以后，直到明末农民战争以前，山区没有进行过战争，加以人口的增加，农业稍有发展。明末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曾经过山区，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十一日登仙猿岭。十里余，有枯溪、小桥，为郧县境，乃河南、湖广界，……自此连逾山岭，桃李缤纷，山花夹道，幽艳异常。山坞之中，居庐相望。沿流稻畦，高下鳞次，不似山陕间矣。但途中蹊径狭，行人稀，且闻虎暴”［12］。从上面记载的描述来判断，郧阳一带的山间小盆地中，居民是比较稠密，在河谷的坡地上，也开辟了梯田，说明山区的农业较前稍有发展，但从行人稀少和有猛虎出没的情况来看，山区仍是地广人稀，经济落后。

由于山区“西扼秦蜀，东捍唐邓，南制荆襄，北连商洛”［13］。地理形势，十分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末清初，战争在山区进行，前后达数十年之久，先是明末农民大起义时，农民军和明政府军在山区进行激烈的拉锯战；到了清初，夔东十三家义军据川东鄂西反清；其后，三藩起事，襄阳镇总兵杨来嘉，郧阳副将洪福、竹山游击谢泗等响应吴三桂反清；后来，川将谭洪（原为明将降清，后又响应吴三桂反清）又进攻郧阳。战争长期在山区进行，农业经济遭受到严重地破坏，人口逃亡，城郭丘墟，田园荒芜，出现一片荒凉的景象。战后郧阳所属六县的居民不满四千，而房县的编户才一百七十户［14］；竹山的遗民“不及十之一，又皆散栖山塞，荆榛满地，野无炊烟”［15］；竹溪是“野无三户之村，村无半缗之蓄”［16］，可见山区荒凉贫困程度。

清初由于山区地广人稀，封建剥削较轻，在灾荒的年月，就成为破产农民逃亡之所。到了清代中叶，又有大批的破产农民辗转迁徙，逐渐进入山区。严如煜在嘉庆初年著有《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一书，描述四川、陕西及湖北三省交界地区的情况，他说：“‘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居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复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17］。山区农民开荒情况大致类此。清初以后，山区的局势一直比较安定，因此，山区的农业经济不仅恢复；而且稍有发展。据《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的记载：郧县“近郊多平原水田，产稻颇佳”，郧西“崇山峻岭，道路畸岖，而山岭之下，多成平坝，居民开成水田，连阡逾陌”，竹山和竹溪“民勤稼穑，于山湾溪角，尽垦水田，其平原之中，锦塍相接，故其米谷之饶，洵阳、白河客民亦借资焉”。反映了当时农业在山区的一些山间小盆地中有一定程度的发达，居民开辟了许多水田，生产的粮食，且能外运供给邻区。与此同时，清朝政府对山区改变过去的封禁政策，听任移民垦荒，于是进入山区的破产农民就愈来愈多了。嘉庆末年，卓秉恬在《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的奏摺中对此有较详的叙述，他说：“山川险阻，地土硗瘠，故徭粮极微，客民给地主钱数千，即可租种数沟、数岭，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依亲傍友，垦荒种地”［18］。他所叙述的地区虽范围较大，但山区也包括在内。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仍在继续发展，山区的一些山地，也多被开辟耕种，如《三省边防备览》就这样描叙：“查汉郧一带，复岗叠嶂，山地多未垦，穷民往往流徙其间，开菁耕种”。

清代末期，山区的农业经济呈现出停滞状态，表现在土壤贫瘠，水利不修，农业人口过剩和耕地不足等方面，这在当时的地方志中有所反映：如同治《郧阳府志》卷4，田赋志序：“郧以火种刀耕，日就垦启，地无遗利，人无遗力，惟正赋之供或薄于他所，而岁一不登则道殣相望，夫固壤多硗确，户鲜盖藏，水利不修，浮民日益之故”。同治《郧县志》舆地卷2，风俗：“崇山峻岭，水险滩高，农民服田力穑，较他处尤为勤苦，开山辟土，专恃人力，理有固然，而水利之难，奚啻倍蓰，近山则渠路易塞，滨河则洪水易刷”，同治《竹溪县志》卷15，物产：“昔地广人稀，素号饶裕，今垦闢益多，硗瘠日甚，乐土其长可恃耶”。同治《竹山县志》：“竹邑幅员宽广，昔时土浮于人，又山多田少，水田十之一，旱地十之九，后因五方聚处，渐至人浮于土，木拔道通，虽高岩峻岭，皆成禾稼，每秋收后必荷锄负笼修治堤防，兴工累百，或值夏日淫雨，溪涧涨溢，则千日之劳一时尽废，是为农家苦况”。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农业经济停滞不前，山区农业也不例外，但除社会经济条件之外，还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山区的山地多，盆地面积不大，气温较低，无霜期较短，雨量较少而变率大，这样的自然条件本不宜大规模发展农业，过度的开垦、森林的滥伐、原始的耕作方式，破坏了植被，引起水土流失，使土壤日益贫瘠，渠道日益淤塞，自然条件改变得对发展农业愈来愈不利，这是山区农业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