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变迁与水利开发：黄运关系与国家安危息息相关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市），漕粮取之江南。最初采用水陆联运，由江淮溯黄河至封丘的中滦镇，陆运180里至淇门镇，再由御河（今卫河）至直沽（今天津市），再溯白河（今北运河）至通州，然后再陆运至大都。其后为了缩短运输路程和解决陆运的困难，自南而北先后开凿了三条运河。至元二十年（1283年），修济州河，自济州（今济宁市）达东平之安山。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修会通河，南至安山与济州河相接，北到临清入御河。至元三十年（1293年），又修成通惠河，解决了通州至大都的漕运。这样，形成了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使黄运关系出现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借黄行运”，即利用徐州南至清口（在今淮阴市西）一段黄河为运道。在此以前，运河利用黄河故道多已有之，而利用黄河经行河道则较为少见。这一情况的出现，使漕运常受黄河的干扰。二是济州河和会通河经由黄河冲积扇前缘与鲁中山地西侧山前坡地之间，黄河一旦北决，运道易受侵淤之患。元代后期，黄河的决溢给运河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其中最严重的是至正四年（1344年）的白茅（在今曹县西北）决口，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成武，以至曹州、东明、巨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皆罹水患，“水势北侵安山，沿入会通运河，延袤济南、河间”［14］。

明朝建都北京，漕粮仍取之江南，情况和元朝相似，所不同者是终元之世以海运为主，而明朝则以漕运为主，维护漕运事关国家安危，而保运与治黄又密切相关，使黄运关系的复杂化大大超越前代。明代前期治黄保运的举措有二，即“引黄济运”与“遏黄保运”，前者是因运河水源不足，想引黄借以增补运河的水量；后者是因黄河洪水时期水势凶猛，易于冲决阻运，因此又需要对其遏制。明人王轨在《处河患恤民穷以裨治河疏》中说：“运道自南而达北，黄河自西而趋东，非假黄河之支流，则运道浅涩而难行。但冲决过甚，则运道反被淤塞。利运道者莫大于黄河，害运道者亦莫大于黄河”［15］。充分反映出两者之间的矛盾。

明初，黄河主流仍走贾鲁河故道，经今封丘南、开封北、东明、兰考之间，又过商丘北、虞城北、夏邑、砀山之间，东经萧县北，于徐州入泗水，循泗入淮。元末，黄河曾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16］。这条徙流至明初仍然存在。洪武元年（1368年），黄河“决曹州双河口，入鱼台”，当时，徐达方北征，乃开塌场口（在今鱼台北），引河入泗以济运”［17］。此举实为引黄济运之端倪。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在黑洋山（在今原阳西北）大决，分为三支：一支东流经开封，折向东南流，经通许、太康、淮阳，于沈丘入颍，循颍入淮，称为“大黄河”；一支仍走贾鲁故道，因水流微弱，称为“小黄河”；另一支经阳武、封丘、菏泽、郓城，东北漫流入安山地区，淤塞了会通河。永乐九年（1411年），用人工恢复了洪武元年的故道，由菏泽至鱼台入运，遂使漕运大通。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于新乡八柳村决口后，洪水直抵张秋，沙湾一带运道冲毁，虽经多次治理，均无效。景泰四年（1453年），徐有贞开了一条起自张秋运河西南经范县、濮阳、滑县等地，西接河沁交会处的广济渠，引黄河的水接济运河。这次开河的目的是引黄济运，漕运虽复，但河决仍旧。弘治二年（1489年），黄河在河南境内大决，分为南北数股，南决自中牟至开封县界分成二股：一股由颍水入淮；一股由涡水入淮；另外一支东出今商丘县南流至亳州后注入涡河。北决正流东经今原阳、封丘、兰考、商丘等地，东趋徐州入运，大体即贾鲁故河的流向，也即汴道。又有在金龙口、黄陵冈等处决出，冲入张秋运河的一支。同年冬决向张秋的一支因金龙口水消沙积而淤塞，从次年开始黄河下游形成比较固定的汴、涡、颍三道，以汴道为干流。弘治三年（1490年），白昂治河，在黄河北岸从阳武经封丘、祥符（在今开封）、兰阳（今兰考）、仪封（在今兰考东）至曹县筑一长堤，以防河水北决入张秋运河。此外，还堵塞决口，并疏浚入濉、入颍、入运诸道以分洪。这次治河后，不过二年，黄河又自祥符孙家口、杨家口、车船口和兰阳铜瓦厢决为数道，俱入运河。弘治六年（1493年），刘大夏治河，他的治理方针基本上同于白昂而更加完备，采取北堤南分，实为遏黄保运最具有代表性的措施。他疏浚汴道和入涡、入颍、入濉各分流道，分减黄河水势，并在黄河北岸筑起长堤，从胙城（今延津北）历滑县，长垣、东明、曹州（今菏泽）、曹县，抵虞城县界，共360里，称为太行堤；在太行堤之南还筑一道内堤，从于家店（今封丘于店）经荆隆口（即荆隆宫）、陈桥、铜瓦厢抵小宋集（今兰考宋集），长160里［17］。筑堤以后，固然防止了黄河北决冲淤运河，但南岸分流，却因黄河多沙，“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18］，造成分流诸道相继淤塞，并因“南行故道淤塞，惟北趋渐不可遏”［19］，致使入运口不断北移。由于引黄济运或遏黄保运都未能解决黄运之间的矛盾，于是明代后期转而采取避黄保运。隆庆元年（1567年）修成南阳新河，起自鱼台南阳镇南至沛县留城，全长140余里。新河位于昭阳湖东丘陵边缘，地势较高，可避黄河冲淤之害，开通后，留城以北的漕运得到改善，但留城以南仍有冲淤之虞，特别是徐州洪（在徐州）、吕梁洪（在徐州东南）仍为漕运之险阻。为了进一步避黄保运，从万历二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593～1604年）先后多次施工，修成泇河，起自沛县夏镇（今微山）李家港，至邳州直河口，全长260里。泇河开通后，可避黄河330里险段，漕运大为改进。天启五年（1625年）修成通济新河，上接泇河，下接骆马湖口，全长57里，避开了邳州、宿迁之间的刘口、磨儿庄等处的险阻［17］，漕运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清代前期仍继续采取避黄保运的措施。明末漕运，因骆马湖口和陈沟口先后淤堵，改行董口。清顺治时，董口又淤。漕船自泇至黄遂取道骆马湖，而湖上通道亦常淤浅。康熙十九年（1680年），靳辅以董口西之皂河为口通黄河，由皂河口向北偏西开河至窑湾接泇河，全长40里，称皂河。次年，以皂河口易为黄河倒灌，又从皂河向东开支河3000丈至张庄通黄，称张庄运口。张庄运口开通后，还有180里运道需经行黄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靳辅自张庄运口经骆马湖口开渠，经宿迁、桃源至清河仲家庄入黄河，称中河。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于成龙以中河南逼黄河，难以筑堤，又自桃源盛家道口至清河，弃中河下段，改凿60里，称新中河。次年，张鹏翮以新中河河身浅狭，且盛家道口河头弯曲，挽运不顺，于三义坝筑拦河堤，截用旧中河上段，新中河下段合为一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因仲庄闸清水出口逼黄河主溜趋南，有碍运道，遂将运口移至下游十余里的杨庄［20］。至此，除黄、淮、运交汇处外，黄运完全分开。(www.xing528.com)

清口为黄、淮交汇之处，亦为漕运咽喉所系。明代后期，潘季驯曾采取“蓄清刷黄”的措施，堵塞洪泽湖大堤决口，大筑高家堰，拦逼全淮之水尽出清口，使黄、淮合流，冲沙入海。但因黄强淮弱，不久“河身日高，高在清口，则淮水不得出，而为祖陵忧”［21］。蓄淮以后扩大了淮河的淹没面积，威胁了泗州（在今泗洪东南，盱眙对岸）及明祖陵的安全，同时清口淤积也妨碍了漕运的畅通。清代前期仍沿袭“蓄清刷黄”的措施，开挖了一些引河来冲刷清口，收到一些成效。乾隆以后，清口淤积日益严重，黄水倒灌之事常有发生。当时为了漕运，曾采用“借黄济运”，即借黄河倒灌入湖之水，进行浮送，结果又影响到运河的淤积，给漕运带来新的困难［20］。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兰阳铜瓦厢大决，当时正值清朝政府忙于对付太平军起义，无力堵塞，遂造成河水北徙改道夺大清河入海。黄河决徙，阻断运河，漕运终于为日益兴起的海运所取代，而运河的作用遂逐渐减小。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看法：

金元以前，黄河与运河虽也曾发生交汇与联通，黄河的决溢也给运河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关系是比较单纯的。金代黄河南徙，元代修京杭大运河，黄运交汇，其关系开始趋向复杂，并产生矛盾。明代，为解决这些矛盾，曾有过引黄济运、遏黄保运、避黄保运等举措，通过实践，以避黄保运较有成效。清代除沿袭避黄保运的举措外，还曾在局部地区施行过借黄济运，但效果不佳。清末黄河决徙虽改变了元代以来黄运关系的格局，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仍客观存在。今后在治黄和治运时仍应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