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以前的黄运关系：黄河变迁与水利开发成果

黄运关系，可上溯到先秦时期。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在今鱼台和定陶之间，开凿了一条运河，即“通于商鲁之间”的菏水［1］。夫差顺着淮河支流北上，由泗入菏，再由菏入济，到达济水岸边的黄池（在今封丘南）大会诸侯。菏水大致相当于今万福河。济水，古为四渎之一，分为黄河南北两部分；河南的部分实际上是从黄河分出的一条支津。菏济相通，可视为最早的黄运关系。公元前361年，魏惠王开凿鸿沟。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曾概括地谈到鸿沟的情况是：“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鸿沟是人工为引用黄河水凿成的水道，它和它的支流还分别与济、汝、淮、泗相会合［2］，在黄淮之间形成了一个以鸿沟为主干的水运交通网，上述的菏水运道也包括在其间。战国后期地理名著《禹贡》记载徐州地区^[2]的运道是：“浮于淮、泗，达于河”。据《说文》、《水经注》，上文之“河”应作“菏”。就是说此运道系由淮入泗，由泗入菏，由菏入济，再由济而达于黄河。《禹贡》这段记载反映了鸿沟水系形成后的航运情况，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黄运关系。

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在魏郡元城（在今大名东）以上决口，“泛清河以东数郡”［3］。由于王莽不予堵塞，河患愈演愈烈，造成黄河泛滥于济、汴之间长达60年之久，一直到王景治河才结束这种局面。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汉明帝命王景治河。王景与王吴，“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碛，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因势利导，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在今滨州市蒲城）海口千余里”［4］，固定出一条新的河道。王景一方面整治黄河；另一方面又整治汴渠。于是“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5］。王莽时至东汉初年黄河泛溢时，作为鸿沟水系的重要水道汴渠曾遭到破坏，王景治理后汴渠又继续发挥作用。在《水经·谷水注》中载有阳嘉四年（135年）原刻在洛阳建春门石桥注上的一篇诏文，其中有“成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说明当时江淮一带的贡赋通过汴渠入黄河，然后由黄河溯洛河到洛阳。

魏晋南北朝时，由于战争频繁，需要利用水路运输军队、军粮，在黄河南北开凿了不少运河，使黄运关系有进一步的发展。

建安年间，曹操进攻袁氏，经营河北，开凿白沟、利漕、平虏、泉州诸渠，沟通黄河、海河、滦河三大水系。其中白沟直接与黄河相通，而且还利用了黄河故道。据《水经·淇水注》记载：“魏武开白沟，因宿胥故渎而加其功也”。黄河本身自宿胥口（在今滑县西南）北流，其后决口东行，北流故渎犹存，曹操开白沟，主要就是利用这条故渎加工而成的。

早在建安七年（202年），曹操在浚仪（今开封市）与睢阳（今商丘县）之间开睢阳渠，引黄河水入淮，沟通黄河和淮河的水运。曹操死后，曹魏政权还先后在黄河之南，淮河之北修了贾侯渠、讨虏渠、广漕渠、淮阳渠、百尺渠等，沟通了沙、颍、汝诸水。这些水道的开凿，更加便利了黄河和淮河水系的漕运。魏晋时，汴渠的地位很重要，从黄河入汴渠至大梁向南沿沙（蔡）水，可转入涡水通淮河，也可由沙入颍通淮河。三国时曹魏伐吴和秦晋淝水之战时前秦攻晋，大致都由此经过［6］。(www.xing528.com)

东晋太和四年（369年），桓温北伐，率水军溯泗水到金乡（今金乡县），由于大旱，水道不通，命毛穆之开渠三百余里，南起菏水，北达巨野泽（在今梁山、郓城、巨野、嘉祥诸县境）。这条渠称桓公沟，亦称洪水［7］，该渠沟通泗、汶、济，并从济水下游通黄河。东晋义熙十二年至十三年（416～417年），刘裕北伐，其主力部队，也是自淮、泗，经桓公沟、清河而后入黄河［8］。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巡视徐、淮一带，回京时“泛泗入河，泝流还洛”［9］，大约还是经过桓公沟，这表明直到北魏后期这条运道还是与黄河间接相通的。

隋代，开凿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使黄运关系有所发展。隋代大运河分为广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其中与黄河直接发生关系者为通济渠和广济渠。大业元年（605年），开通济渠，从洛阳西苑引谷、洛水入河，又从板渚（荥阳县汜水镇东北）引河入汴，至今开封近郊与汴分流，折向东南，经今商丘南，又经今永城、宿州、灵璧、泗县，在盱眙之北注入淮河［10］。大业四年（608年），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11］。永济渠主要是引沁，即引沁水南达于河，再从沁水北岸开渠引沁入永济渠。永济渠主要是利用白沟及黄河故道，最后溯桑干水（相当于今北京市南面的永定河故道）至涿郡（郡治在今北京城区西南隅）。通济渠和永济渠的开凿实为南北大运河与黄河发生关系之始。

唐宋时代，通济渠通称为汴渠，在漕运上仍继续发挥作用，但由于水源来自黄河，黄河多沙善淤的特性不可避免地也影响到汴河。唐代在安史之乱前曾规定“每年正月，发近县丁男，塞长茭，决沮淤”的制度［12］，对汴渠进行疏浚。北宋时除靠按期挑浚和加高培厚河堤来维持汴河通航外，还在改用水源上采取过一些措施。元丰二年（1079年）曾引洛入汴，泥沙大为减少，史称“清汴”。元祐年间（1086～1094年）又一度引黄河水入汴，但不久即再引洛水通汴［13］。直到北宋末年，汴河的水源仍以洛水为主。北宋灭亡后，南北分裂，汴河长期得不到疏浚，遂淤塞湮废。永济渠，在宋代称为御河。熙宁八年（1075年），程昉等建议由王供埽（在今卫辉市东）引黄河通过沙河注入御河。沙河是御河的支流，原已淤塞，北宋时进行修浚，以通漕运，目的是避大河风涛之险，这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早见于记载的引黄济卫。次年，文彦博提出反对的意见，认为引黄会给御河带来淤淀和决溢。是年12月宋朝政府派官员去视察，果然如彦博所言。北宋时，黄河多次在豫北决溢流入御河，尤其是元丰四年（1081年），河决小吴埽（在今濮阳西），对御河影响较大。如苏辙奏称：“昔大河在东，御河自怀（州治今沁阳）、卫（州治今卫辉市）经北京（在今大名东北），渐历边郡。……自河西流，御河湮灭，……今河自小吴北行，占压御河故地，虽使自北京以南折而东行，则御河湮灭已一二百里，何由复见”。王觌也奏称：“缘边漕运，独赖御河，今御河淤淀，转输艰梗”［13］。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宋将杜充为阻止金兵南下，在滑县李固渡（在今滑县西南沙店集附近）以西决河东流，经豫鲁之间，由泗入淮。在此以前，黄河虽也曾由泗入淮，但为时较短；而此后南泛入淮却长达720余年。金代，黄河南徙，由于当时汴渠已失去作用，故黄运关系矛盾一时尚不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