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黄河决徙的原因及黄河变迁与水利开发

金代黄河决徙的原因较为复杂，既有自然的因素，又有人为的因素，而人为的因素又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这些因素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共同发生作用的。

北宋时期，黄河的决徙十分频繁，灾害大大超越前代，当时治河又无长策，而且还夹入政治派系斗争的成见，因此，迄无成效，河患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严重的问题。金初，杜充决河，黄河南徙，河患更日益严重。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战争破坏和人口大量南迁，曾一度出现人口减耗，土地荒芜的景况，如“两河之民，更百战之后，田野三时之务，所至一空，祖宗七世之遗，厥存无几”（《三朝北盟会编》建炎元年五月六日）。山东地区是“老稚离散，田野荒芜”（《三朝北盟会编》绍兴三年正月）。经济凋弊，人力、物力的缺乏，当然给黄河的修防带来客观上的困难，但是，金朝初期，统治者对黄河的修防又是持怎样的态度？宋金对峙初期，宋朝曾一度同意以黄河为界，挞懒曾说：“我初与中国（指宋朝）议以河为界。尔今新河且非我决，彼人自决之以与我也。……今以新河为界，则外御敌国，内扼叛亡，多有利吾国矣”（《三朝北盟会编》绍兴九年七月）。充分说明金人是利河南行。其后，宋金虽不以黄河为界，但黄河南行仍无异于给金人增添了一条天然的防御线，对金人有利。当时黄河南行，接近宋境，金人也怕因修防黄河，“骤兴大役，人心动摇，恐宋人乘间构为边患”（《金史·宗叙传》）。由于上述原因，金初，虽然对河防也有一些措施，但未有足够的重视，造成黄河“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的状况。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议和，北方相对稳定，金熙宗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农业生产开始复苏。及至金世宗、金章宗时，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已达到有金一代的极盛时期，号称“小康”，这时对河防逐渐重视。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金政府下令沿河的地方官都兼管河防，这道命令一方面固然反映金朝政府对治河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当时因黄河决徙频繁，河患严重，才愈来愈重视河防。但为时太晚，而且没有从它的根本来治理，所以仍然不能防制明昌五年的决徙。

下面还要说明几个影响金代黄河决徙的社会经济问题，而这几个问题也是互有关联的。

金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在北方的统治，将猛安（千户长）谋克（百户长）户大量迁入中原，实行猛安谋克屯田制。如天会十一年（1133年）秋，“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8）。当绍兴议和后，“金人既复取河南地，……始创屯田军，及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8；《大金国志》卷36《屯田》）。猛安谋克屯田制是“计其户口，给以官田”（《大金国志》卷36《屯田》）。金世宗时，全国猛安谋克垦田数为1690380顷有奇。当时共有猛安202个，平均每个猛安垦田为8368顷有奇，金朝在中原的猛安为130余个，以此计算，在中原的垦田为1087840顷有奇。同北宋神宗时北方垦田为1662978顷来比较，约占北宋北方垦田总数的65%［6］。猛安谋克户占有如此众多的土地，其来源不外乎金朝政府采用括田，借“牧地”、“荒地”的名义大量夺取汉族人民的膏腴良田而得。汉族人民被迫失去土地后，不得不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开垦，而被新开垦的土地一旦变为熟田又时时有被括为官地或以荒地换易的危险。(www.xing528.com)

随着北方的相对稳定，农业逐渐地恢复和发展，金朝的人口也有所增加。据近人计算金朝统治的原北宋归地的人口较北宋时增加2280184户，33616152口，减去猛安谋克户移入中原的估计数390000户，3900000口，尚增加1890184户，29716152口［7］。人口骤增，迁入中原的猛安谋克户又占去大量的土地，人民为了生计，不得不开垦荒地，而金朝政府又实行奖励开荒的政策。《金史·食货志》：“请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八年始征之。作己业者以第七等减半为税，七年始征之。……佃黄河退滩者，次年纳租”。其后，在收租年限虽有些变化，但总的精神还是奖励的。在奖励开荒的同时，金朝政府还弛放禁地许民开垦。金初，曾将大量的土地划为牧地、猎地和苑囿。“封禁”这一措施，一方面它限制农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然资源起着保护作用，从生态平衡的角度来看是有利的。从金熙宗起，禁令渐弛，到世宗、章宗时，更大量的弛放禁地，许民开垦。在奖励开荒与弛放禁地的影响下，遂出现一个开垦荒地的高潮，于是“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1《保大军节度使梁公墓铭》）。由于牧地变为农田和荒地大量的被开垦，以致有的地方弄得“官民杂畜往来无牧放之所”（《金史·食货志》）。金朝政府对植树、保护森林本来就不重视，大规模的开荒当然更给森林植被带来了破坏。黄河中游吕梁山区的岚州（今山西岚县）、石州（今山西离石）在北宋时还是“山荒甚多”，欧阳修曾建议在这一带恢复牧监，发展牧业（《欧阳文忠公集》卷112《论监牧劄子》）。但是到了金代，却已是“田多山坂硗瘠”（《金史·石抹元毅传》）。这是当时黄河中游地区开垦荒地的一个较为典型例子。同时，上面提到的金朝政府在规定征收开垦荒地的租税，把黄河退滩地也包括在内［8］，说明当时在黄河退滩地上开荒耕种已是较为普遍的事。中游地区的大规模的开垦，破坏了植被，加剧了水土流失，下游平原地区黄河的退滩地及淀泺地被开荒耕种，不利于泄洪、滞洪。这些不能不说与河患的增多有一定的关系。

这一时期，黄河多在豫北的卫州、延津、原武一带决徙，除人为因素外，则与黄河自身的泥沙沉积及其所引起的地貌变化有关。黄河自孟津以下，北岸是豫北平原，南岸有邙岭、广武等山脉，所以自先秦以来，黄河主流容易偏北。随着时间的推移，泥沙长期堆积，北部地势抬高，河道逐步南移，“北岸生滩，水趋南岸”，增加了在上述地区南岸决口改道的可能性［9］。因此，金代黄河多在这一带决徙。

综上所述，通过对金代黄河决徙原因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黄河的决徙，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承北宋河患日益严重之后，黄河南徙，河道散乱，防治本来就很困难，再加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金朝统治者对防治不够重视而造成的。另外，这一时期因军事原因所引起的决徙也不容忽视。至于金代中期大规模开垦荒地对黄河决徙所带来的影响，虽是较为次要的，但对研究黄河变迁史却提供了一点有益的启示，即在研究黄河决徙的诸种原因时，不可忽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以农为主的小农经济不断扩张耕地，增长人口促使环境退化，加剧自然灾害的影响。推而广之，在今后开展对黄河的历史研究中，除研究历史上的河道变迁、防洪、灌溉、航运和治河方略等方面以外，还应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我国几千年来人类在黄河流域改造自然环境的经验教训，为今后的根治黄河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