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都汴梁，地处黄河下游，河患与京畿地区的安全密切相关，因而对治河还是相当重视的，如明确沿河地区地方官员的治河职责，并按地区设置了治河主管官员，治河不力者要给予处分，甚至对任期已满调任他职的官吏，也作了水落后方能交卸去职的规定［28］。在河工方面，所使用的人力、物力、财力，其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据《宋史·河渠志》的记载，上起孟州，下至棣州，在沿河两岸险要之处修建有45埽，来保护堤防的安全。元人沙克沙在《河防通议》中说，宋代“为埽岸以拒水者凡且百数，而薪刍之费，岁不下数百万缗，兵夫之役，岁不下千万功”。北宋一代对于黄河决口几乎是有决必塞，不堵的情况是极少的。每次堵口，工程规模也是不小的。如天禧三年（1019年）滑州堵口，“遣使赋诸州薪石、楗橛、芟竹之数千六百万，发兵夫九万人治之”［29］。又如天圣五年（1027年）滑州堵口，“发丁夫三万八千，卒二万一千，缗钱五十万”［30］。当时堵口技术也比较成熟，沈立在《河防通议》中写了一段“闭河”，专门谈堵口的措施。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记载了水工高超在“合龙门”时采用“三节下埽法”，使商胡堵口得以成功［31］。总之，北宋一代对黄河的治理是相当重视，正如任伯雨所言，“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32］，但效果却不理想，推其原因实由于宋朝在治河方面缺乏好的治河策略。前、中期以维修河堤及应付堵口为主，完全是处于被动的局面。后期则长期困于北流和东流之争。以自然条件而论，“东流高仰，北流顺下”［33］，黄河北流较为顺应当时的河势。但从防御契丹的需要出发，北流会带来不利的因素，因北流入契丹境和淤塞北宋边境上的塘泊，其结果是“失中国之险，为契丹之利”［34］。当时曾3次用人工堵塞黄河北流，使之东流，但因违背河势，有的立即就失败，有的也为时不久，最后仍以复归北流而告终［35］。举棋不定，时东时北，河道不固定，堤防不完整，使防治更加困难。以上所说在治河方面缺乏良策，系就其总体而言，当然，在这些治河策略中也有少数可取的，如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曾主张对当时黄河的北派“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36］。这一建议如被采纳，河道可能会稳定一个时期，河患也可能会减少一些。又如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任伯雨曾主张“正宜因其所向，宽立堤防，约拦水势，使不至大段漫流”［37］。这一建议似乎很平常，但因势利导，较为现实，在没有完善的策略时，如果采用这一办法，仍不失为稳妥之举。(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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