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体育逐渐成为健康文明休闲的较佳选择之一。《意见》中也提到:“树立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推进健康关口前移,延长健康寿命,提高生活品质,激发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热情,推动形成投资健康的消费理念和充满活力的体育消费市场。”政府的主动性、民间的自发热情,再加上企业和媒体的助推,体育消费市场将迎来蓬勃发展。
受到体育赛事转播权解禁政策的鼓励,我国体育赛事的媒体版权竞争格局慢慢形成。例如2016年乐视体育凭借27亿签下中超联赛的两年版权,3亿收购章鱼TV;此外还有体奥动力(北京)体育传播有限公司以80亿元购下中超联赛5年的版权(黎慧玲,2016)。这对长期以来中央电视台在体育赛事转播领域享有的垄断权造成了冲击。
我国路跑赛事呈现井喷式发展,报名参加马拉松赛事还需通过摇号参赛,但是在全民健身的人群和举办群众体育赛事数量上,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着差距。如2015年的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在官方注册的比赛有120余场,参赛运动员有150万人左右,剔除重复的可能不到50万人,这与美国4 000万人的跑步人口群、近百万全程马拉松完赛人群相比仍然有着较大差距(易剑东,2016)。
2)国际体育的善治理念,推动中国体育体制改革
党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改进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执政能力建设。近些年,治理和善治逐渐进入体育领域。现在,世界上最成功的组织是国际奥委会,这个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在2008年就正式通过了《奥林匹克和体育运动善治的基本通则》,2013年又在奥林匹克大会通过了《善治基本通则》。国际奥委会的很多治理改革经验值得我们借鉴。2013年新上任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主动改革,推行了具有强烈改革精神的《奥林匹克2020议程》,其倡导的善治成为国际奥委会实现组织目标的伦理向度。中国体育体制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体育产业在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可以广泛参加的经济活动,但现有的系统体制将体育产业等同于体育公益性事业来做,掌握体育产业资源的部门较为封闭,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合作不足,体育部门如果不能主动适应社会的变革,便可能影响体育产业发展。
3)体育赛事利益呈现多元化(www.xing528.com)
国际奥委会2014年财务报告显示,在所有的收入当中只留下10%的资金来维持国际奥委会的日常运营,其他的钱全部分配出去。例如国际奥委会承诺给里约2016奥组委15亿美元,给北京2022年冬奥会组委8.8亿美元(易剑东,2016)。2015年9月,国际奥委会发布了一份北京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合同运行需求,这份运行需求把整个奥运会看作一个产品,包括要照顾到利益相关者,赛事服务要做什么,还直接把运行的要素归纳为治理,最后是商务计划和激励公众参与。
由于科技的发展,媒体版权收入成为体育赛事资金的重要来源,在国际奥委会所有的收益中有60%左右的钱来自于媒体(易剑东,2016)。普华永道做的美国职业体育赛事的收入结构报告包括了门票、媒体版权、赞助、特许商品销售等收入形式,媒体版权所占的比例也是最高的。媒体力量扩大了体育赛事利益版图已是不争的事实。
体育赛事利益呈现多元化是必然趋势,因此我国体育赛事的关联效应会越来越强,利益相关者也会越来越多,这必然催生更大更成熟的体育赛事市场。
4)资本和人才涌入体育生态
随着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推进,各种资金都投入体育产业中。有人说,《意见》中提出的5万亿体育产业目标有些不切实际,但是如果按照这种资本的投入势头,5万亿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能否具有持续的投入和回报很难说,产业的生态必须变革,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许多体育赛事组织者对赞助商的服务和回报不够重视。很多地方城市举办全运会多数情况下是由政府主动要求企业赞助的,有些企业是半推半就成为赛事赞助商的,并非都心甘情愿。由于我们不注重赛事赞助的回报和效益的得失,使得赛事的赞助呈现短期效应。在《意见》的政策推动下,中国体育产业对资本无忧,但要让投资者看到希望和效益,我们必须改变过去狭隘的赞助想法,要创造资本逐利的环境和发挥人才才能的氛围,留住资本,培养人才,这样才能让体育产业健康持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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