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现当代音乐史纲：繁荣阶段的苏区音乐及活动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央苏区进入了土地革命的全盛时期。大好的政治形势给苏区的音乐事业繁荣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力的环境和条件。

由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继续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文艺宣传工作的指示精神，加强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并先后组织成立了各种专业的文艺机构，瞿秋白亲自兼任了教育部所属的艺术局局长，极力倡导大众化的文艺工作，使得苏区的文艺运动更加趋向于组织化、革命化和群众化。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除了在思想上予以指导、组织上给予保证和物质上给予帮助外，还采取各种方法培养、训练文艺骨干，使得红军广大指战员、地方干部和工农群众参加群众性文艺活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戏剧、歌谣、音乐、舞蹈等的创作和演出空前活跃。苏区创办了不少报刊，文艺作品有了发表的园地，文艺创作的内容和形式有了很大的发展，质量也有明显提高。如：1933年上半年，《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出版了一本《革命歌集》（铅印，32开本）。它一共收集了34首革命歌曲（其歌词大都是苏区流行的红色歌谣，如《十送郎山歌》等）。这本歌集初版时印了6000本，很快便销售一空。于是，《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在同年8月将它改为袖珍式再版，并定于9月底出书。1934年1月6日，《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出版了第二本《革命歌谣选集》（铅印，32开本）。书中共收集65首革命歌谣。这一切，都促进了苏区音乐的繁荣昌盛。

这阶段各种文艺团体的建立是苏区音乐事业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

1931年12月14日，发生了著名的宁都兵暴，原国民党二十六军的17000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率领下起义。毛泽东同志得知起义的消息后，特派李伯钊、胡底、钱壮飞等同志组织了一个17人的宣传队去“唱唱歌，演演戏，慰问慰问他们”。行前，毛主席说：“我们一定要好好团结他们，欢迎他们来参加革命，使他们成为革命军队。主要是启发广大士兵的觉悟，使他们懂得为谁牺牲，为谁打仗……唱歌也好，演戏也好，不要离开这个题目。”宣传队第一次演出的剧目就是《为谁牺牲》，剧本写一个菜农被国民党拉去当兵，妻子流落街头，靠卖唱为生，她含着眼泪，歌唱《湘累》：“泪珠儿要流尽了，亲人啊，你回不回来哟？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散；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涨有落，我们心中的愁云啊，我们眼中的怒潮啊，永远不能消，永远只是潮……亲人啊，你回不回来哟……”那个白军士兵被红军俘虏后，领了遣散费回家找亲人，却被再次抓去当兵，又二次当了红军的俘虏，他决心不再要遣散费，铁心当了红军。他的妻子逃到瑞金寻找红军，结果找到了自己的丈夫。这部戏在起义部队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据李伯钊回忆：“我们台上演出，全场一片寂静，看不见观众的反应。偶尔，台下传来饮泣声，或发出使人气闷的长叹。直至幕落，没听见观众的掌声。我们有些纳闷，怀疑演出的效果。突然，从部队中迸发出‘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全场像烧开锅的水似的沸腾起来了。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与松林发出的松涛声相呼应，发出惊人的怒吼！”12月22日，红一军团的战士剧社也为起义部队进行慰问演出。兴国县还组织了一支人数很多的慰劳队去瑞金慰问。其中有一个23人的宣传队，共慰劳演出了20多天。一时，各地的慰劳队、宣传队络绎不绝，送米送柴送猪肉的，还有唱歌跳舞的，随处可见。这些演出大大激发了起义将士的阶级觉悟，文艺这个武器，对于二十六路军士兵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宣传队从由原二十六路军组建的红五军团演出归来后，成立正式剧团的条件趋于成熟。于是在赵品三、蔡乾、刘月华等人倡导和红校政治部主任欧阳钦同志以及其他负责同志的支持和鼓励下，中央苏区第一个正式剧团—“八一剧团”便于1931年底宣告成立。剧团委员会由黄火青、霍步青、伍修权、李伯钊、危拱之、蔡纫湘、宋发明、钟维剑、洪水、张欣等同志组成，赵品三任团长并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剧团先后充实了提琴专家、朝鲜族同志崔音波，有表演才能、善饰老太婆的石淡峰，红五军团的贾耀德、孟陶、李建平，上海来的石联星、彭舜华等4位女知识青年，能歌善舞的“施家四姐妹”—施月英、施月娥、施月霞、施月仙和王普青、刘月华、沈乙庚，以及十几位从漳州来的爱好文艺的知识青年等音乐、舞蹈和戏剧人才。“八一剧团”的成立，标志着中央苏区的音乐活动跨入了一个新阶段。“八一剧团”一诞生，就受到了苏区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和赞扬。剧团演出的音乐、舞蹈和戏剧节目均获得很大成功，经常被邀请到各地去演出，对整个苏区音乐艺术的普及和整个苏区音乐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就是临时中央政府召开各种会议或有重要活动，也少不了请剧团前往演出。

1932年5月16日，党团中央局、福建党团省委、汀州党团市委在汀州水东街召开茶话会，招待漳州工人参观团。当晚，“八一剧团”为参观团举行公演，表演了唱歌、口琴、舞蹈等精彩的节目。演出结束后，中央领导同志对剧团的负责人谈了中央准备组建一个专门的机构来领导整个苏区的文艺活动的想法。回到瑞金后，张爱萍、蔡乾、钟维剑三人便发起组织了工农剧社，并于该年7月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经过几个月筹备，一个全苏区性质的研究革命文艺的组织“工农剧社”于1932年9月2日正式宣告成立。它的成员除了“八一剧团”成员外，还广泛吸收部队和地方文艺爱好者参加。社址就设在瑞金沙洲坝，隶属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由于大多数社员都在红军学校工作，为便于剧社开展活动，同年10月遵照教育部意见及剧社成员的提议，并经红军学校政治部同意，工农剧社划归红军学校政治部领导。11月18日，几经重新起草和修改的新的《工农剧社章程》经红军学校政治部批准，在瑞金正式公布实施。该章程规定，工农剧社下设组织部、编审委员会、导演部、舞台部、音乐部、跳舞部和出版部，负责文艺节目的公演，歌曲与剧本创作的出版、研究和审查工作。由此可知，工农剧社名为剧社，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文艺机构，它对中央苏区的文艺工作起着指导、示范的作用，也是苏区音乐活动的指导机构和组织机构。

工农剧社一成立，就在红军学校政治部的领导下开展了创作、排练和演出活动。1932年10月10日，工农剧社的全体演职员在红校举行的第3期学生毕业典礼上，为1000余名毕业生表演了双簧、京剧、唱歌、舞蹈和三幕新剧《到前方去》。这是工农剧社成立后的首场演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对这场演出进行了报道。工农剧社的组织名称也首次见之于报端。紧接着，在红校举行的欢送新编师、上级干部政治班毕业生上前方、欢迎十九路士兵拖枪当红军大会上，工农剧社又表演了李伯钊、胡底、钱壮飞执笔的《为谁牺牲》。次年2月，红军学校举行军事演习，工农剧社亦沿途为学生表演。2月23日，红军学校在大操场举行大会，庆祝苏联红军成立15周年，工农剧社组织了歌舞表演等各项游艺活动，并表演了舞剧《为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而斗争》。3月13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祝贺马克思主义学校开学，工农剧社表演了唱歌、舞蹈、活报、新剧等节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全体学生及各机关代表参加了晚会。晚会节目精彩，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尽管工农剧社的活动属于业余性质，剧社社员均不脱离生产和工作，但演出非常频繁。他们就是这样开展着剧社初创时期的活动。

1933年5月21日的《青年实话》上发表了《工农剧社社歌》，当时未标明词曲作者。据李伯钊在《岁月磨不去的记忆》一文中回忆：“歌词是大家凑的，由朝鲜族作曲家崔音波同志谱曲。”该曲调最早是一首苏联民歌，由C·波托茨基编曲，A·别齐勉斯基填词而成的《红海军共青团员之歌》，于1917年至1922年间问世，在苏联海军中相当流行，在人民群众中也普遍传唱。此曲由李求实介绍传入我国。在1926年7月27日出版的《革命歌集》中，登载了他根据这个曲调填词的《纪念五一歌》。李求实时任《中国青年》主编。此歌在节拍与起句上与原曲有所不同。崔音波等人填词的《工农剧社社歌》在曲调节拍上则有了更多的演变。与汉语结合更为紧密，也更符合群众的演唱习惯。

工农剧社社歌

工农剧社成立以后，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重视、关怀和剧社的指导、推动下，各地纷纷成立了工农剧社分社和支社。省、县一级设分社、基层设支社。支社隶属基层俱乐部，在业务上接受分、总社指导。1933年4月25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部分学生、工作人员与瑞金叶坪各机关联合成立了工农剧社分社。据1933年5月20日的《红色中华》记载，已成立分社的，计有汀州、叶坪、红校和江西军区、兴国、博生等六处，约会员六七百人。到1934年，工农剧社分社和支社，几乎遍布整个苏区。许多地方都抽调得力干部去领导分社和支社，如赣东北省的上饶县委就委派组织部长担任分社社长，并从基层挑选许多优秀青年发展为剧社社员。

在这一时期中，中央红军各部队也相继建立起各种文艺团体。据1933年2月25日《红色中华》报道：“近来各部队中都开始组织随军剧社，总直属队亦组织了新剧团歌舞团，经常练习与排练各新剧、活报及歌舞，以便经常在驻军中举行晚会。”

早在1930年，红一军团的一些爱好文艺活动的负责同志和机关干部就组成了业余性质的战士剧社，在战斗空隙搞些文娱活动。1931年12月26日，战士剧社还为参加宁都兵暴的起义部队进行慰问演出。虽然他们以演剧为主，但革命歌曲演唱也是剧社演出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内容。1933年春，罗瑞卿受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委托，在红一军团举行了为期3个月的团文化娱乐骨干训练班。训练班开设了文明戏的排演和歌咏、活报、游戏等课程。学习文化宣传知识，还学演了歌剧《扩大红军》等剧目。训练班结业后，正式成立了战士剧社，以专业活动为主，但仍然与业余文娱活动相结合。根据党的方针、政策，结合当时的任务，用花鼓戏的调子和山歌填了新词来演，自编自导，自演自唱。当时，前方部队没有女同志，演女角色就男扮女装，妙趣横生。他们的演出具有很高的思想性、政治性和极广泛的群众性。据童小鹏同志的《军中日记》一书（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记载，战士剧社在1933年上半年进行过下列演出活动：“1月1日在黎川三都演出《漳村的火》；1月20日欢迎新战士，演出《阶级》《到前方去》；1月24日开群众大会，演出《斗争胜利了》《我们的出路》；1月25日在金溪欢迎新战士，演出《两个新年》；2月5日在黎川三都开干部同乐会，演出《喜与愁》；4月11日在永丰水东演出《工农的出路》；4月23日在凤岗开青年晚会，演出《我觉悟了》；4月25日听博古（秦邦宪）的形势报告，会后演出《反对贪污腐化》；5月2日因昨天游行太晚，‘五一’游艺晚会今天举行，演出话剧《今古奇观》《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另据《红色中华》报的报道，1933年纪念八一建军节时，红一方面军在永丰县东沙陂举行运动大会，有军事、政治、文化各项比赛。战士剧社在大会期间演出了话剧《八一》《杀上庐山》和讽刺喜剧《工作在箱子里》。这次演出，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受到中央军委和第一方面军领导同志的表扬。战士剧社曾根据当时搜集到的农村实际生活材料，编写了一出名为《谁给我们痛苦》的话剧。由于这出话剧深刻地揭露了土豪劣绅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对于劳苦大众来说，是一堂活生生的阶级教育课，因而演出的效果非常好，成了战士剧社到农村演出的保留剧目。他们在每一次演出前，都先由演员进村作一番调查研究，然后把剧中人的名字换成当地真人的名字，剧情稍作变动，便给当地群众演出。群众看过后都说：“红军真神了，才来3天，就将我们这里的事编成了戏文。”战士剧社还先后创作和演出过话剧《广州暴动》《一车子弹》《一个团长》《老先生教书》和歌剧《血汗为谁流》《扩大红军》以及讽刺剧《秘书长万岁》等，都受到观众的欢迎，获得良好的宣传效果。

1932年，红三军团政治部成立了火线剧社。1932年7月，红三军团组成东方军，东征福建后，火线剧社得到很大发展。

成立于1934年春的猛进剧社是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的剧社。任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同志，非常重视部队的宣传工作和文化娱乐工作。他领导创办了《猛进报》和“猛进剧团”，举办文娱训练班，建立了军人俱乐部，在红五军团中开展了大唱红军歌曲活动，使这支队伍生气勃勃。另据《陈伯钧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记载，猛进剧社在1934年上半年进行过下列演出活动：“4月16日，在花桥，刘（伯坚）主任、曾（日三）部长，召开十三师连以上干部会议，并由‘猛进剧社’表演新剧。5月28日，在老沟，‘猛进剧社’总社表演反法西斯的活报剧《赛特克的梦》以及《反对开小差》的歌剧，生动活泼，剧情深刻，感人至深。5月30日，军团直属队及我们（五军团十三师）开纪念‘五卅’的示威大会，并演戏剧……这是五军团在第五次战役中比较盛大的一次群众大会。8月2日，在木斜，‘猛进剧社’在三十九团军人大会上演出抗日活报剧《亡国奴》《秋耕》，殊为有力。”

成立于1933年的铁拳剧社是红军第一方面军总部直属队的剧社。据1933年12月2日的《红色中华》报的报道，该剧社是在1933年的一次祝捷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的。在这次祝捷大会上，铁拳剧社公演了话剧《一只草鞋》。另据童小鹏的《军中日记》（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记载：“1933年8月3日，总部直属队（表演）哑剧《武装保护秋收》……特别是《永远地记忆着》一剧，算是这天表演得最动人的。”

除中央红军外，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亦成立了总政治部剧团。

红军各部自正式成立剧团后，演出更加频繁，也更加正规，表演水平也大大提高。每次胜仗后的祝捷演出更是必不可少。据报道：1932年1月，中央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各部队均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演出活动。战士剧社演出了歌剧《苏区景》，京剧《祭头》《塘沽恨》，歌舞《送郎当红军》《可怜的白军》《红军胜利反击歌》《工人舞》《海军舞》《乌克兰舞》等等。1933年6月，中央红军在北线取得胜利，解放了宜黄、崇仁、乐安、永修边境的广大地区，成立了崇仁县革命委员会，各军团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同乐晚会。据6月14日《红色中华》报道：在乐安举行的全方面军营以上干部的同乐晚会上，一军团的战士剧社、三军团的火线剧社、五军团和总直属队都参加了演出，同乐会从下午开到深夜两点，演出了许多歌舞节目和话剧、喜剧、活报剧，还有大鼓词等。特别是火线剧社一群活泼小朋友的唱歌“博得了不绝如雷的鼓掌声”，“因为他们艺术的天才，确是令人称赞不止”。同年8月1日，中央红军在藤田召开运动会，并演戏发奖，举行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纪念八一建军节活动，参加演出的有战士剧社、火线剧社和猛进剧社，共演出了3天，盛况空前。战士剧社演出的是李兆炳针对当时敌人到处修碉堡、步步为营，并提出欺骗士兵的口号“多流一滴汗，少流一滴血！”和当时俘虏兵较多的情况写的歌剧《血汗为谁流》。第一幕：在白军士兵筋疲力尽时，官长挥舞鞭子抽打，叫士兵卖苦力。第二幕：国民党在老百姓中抓兵，搞得人民群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田地荒芜无人种。第三幕：恢复第一幕情景远远传来红军的歌声—“当兵的家里痛苦啊，你的妻子被国民党抓去呀，做劳军呀，你的儿子也没有书读，没有工作喽，没有饭吃喽，无父无母无依靠，孤苦伶仃呀……”这是一首用《龙江调》填词的歌曲。歌声越来越响：“当国民党有什么出路呢？天没亮你们就起来挖工事，太阳下去了你们还在挖工事，晚上还要挖工事，军官这样欺骗你们，多流一滴汗，少流一滴血，可是哪一个地方能报偿你们的血汗呢？你们不过替国民党当炮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想想看，你们的老婆是不是被国民党强奸了，家庭是不是被国民党摧残了？”歌声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悲苦愤怒：“士兵不打士兵呀，穷人不打穷人呀，拿起枪来当红军，我们要找出路，我们要找光明，我们不给国民党当炮灰。”开始只有一个士兵在听，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这时国民党军官出来，手拿鞭子大骂：“你们晚上还在偷听共匪的反动宣传，不要命啦，你们不要头啦！”士兵们非常气愤，刺死军官，齐声唱道：“我们没有出路，我们当红军去，这才是出路！”然后推翻碉堡，背着枪，朝着歌声的方向奔去，当红军了。在专为白军俘虏演出的时候，尽管伴奏乐器只有一支口琴，但对白军的教育效果却很好。尤其是演第二幕时，许多俘虏兵想到自己的妻子儿女也在受苦，都流下了眼泪。演到最后，台下沸腾了，有的士兵高喊口号，台上台下联成了一片。当时当红军的就有好几十个。这个歌剧直到延安时期仍然在演。战士剧社的宣传活动，由开始的写标语、喊口号、唱歌、跳舞、演小节目，逐步发展到能演一两个小时的大戏、大节目。

各类文艺团体和组织在苏区各地纷纷建立，从而产生了文艺人才短缺的矛盾。因此，1933年3月4日召开的工农剧社第四次社员大会上，讨论了征调青少年开设“蓝衫团”训练班以培养人才的问题。3月6日的《红色中华》上发表了少共中央关于组织“蓝衫团”（“蓝衫团”这一名称是搬用当时苏联群众剧团的名称，因当时苏联的群众剧团，多是不脱离生产的工人、农民所组成的剧团，他们的衣服仍是工农日常穿的蓝布衫，所以被称为“蓝衫团”）的决定：决定征调40名18岁以上、25岁以下，身体健壮、活泼的共青团员组织蓝衫团。其中男的占三分之二，女的占三分之一。被征调者将长期受到训练，学习识字、读书，学习各种歌舞、游艺、音乐、新剧、活报剧等，将来到各地表演，发展文化运动。

1933年4月4日，蓝衫团和蓝衫团学校正式成立了。李伯钊担任团长和校长，并从红军大学抽调沈乙庚、王普青、石联星、施月英、施月娥、魏恩远、刘月华为专职教员，聘请沙可夫、胡底、钱壮飞为义务教员。该年3月13日的《红色中华》预报：工农剧社所办蓝衫团训练班决定于4月4日举行开学典礼。从4日起将公演，某同志的新作巨剧《我—红军》与活报歌舞等多种节目。这是工农剧社公演的第一声炮。据赵品三同志回忆：“那场晚会的内容丰富多彩，音乐、歌唱、海军舞、快板、崔音波的提琴、‘哎呀来’的山歌（‘哎呀来’的本名陈亭秀，嗓音清脆嘹亮，一出台就是一声尾音很长的‘哎呀来’）都是当时有名的节目。”该年4月8日的《红色中华》进而总结道：“工农剧社这一次大规模的公演，无疑地开辟了苏区文化教育的新纪录。可以说，这是苏维埃文化与工农大众艺术的开端。”蓝衫团的团员每人备有一身蓝衫，三角形的上襟，里红外白。演出时翻出红色，代表革命人物，白色代表反动人物。当年“五一”前夕，蓝衫团前往博生（今宁都）、兴国、于都等地公演，受到热烈欢迎，被苏区群众称为“苏维埃的花篮”。《红色中华》《青年实话》上都报道了他们巡回演出深受欢迎的情况：“蓝衫团来到博生，群众特别的拥护与欢迎。‘五一’这天，群众特别来得踊跃，过去的大会从来未见这么多群众，就是那些小脚妇女们也同样来看。每次新剧演到半夜，群众总是不肯回去，要求再演。蓝衫团真正成了群众中文化教育的有力武器……蓝衫团到于都表演之后，颇引于都群众热烈的欢迎，不上3天工夫，于都的蓝衫团就成立了。即到新陂、禾丰（扩大红军最多的地方）两区表演。”同年夏天，李伯钊同志再次率团出发，奔赴前线各军团进行慰问演出，历时约3个月。她在以笔名戈丽发表的散文《蓝衫团出发前方慰问红军》一文中，细致地描写了慰问演出的动人情景。

蓝衫团演出的大部分是音乐舞蹈节目。表演的主要是反“围剿”和保卫土地革命果实的内容。演出形式比较简单，人亦可以代表机器、车、马等，这是李伯钊从苏联学来的，大家称之为“活报”，很受欢迎，一时盛行于苏区。当时演出的歌剧都是比较小型的，近似于秧歌剧。据当时报刊报道和老蓝衫团员的回忆，蓝衫团经常演出的歌舞音乐节目有：崔音波的提琴独奏，著名民歌手陈亭秀、刘秀章的兴国山歌独唱，说唱音乐类的有大鼓，沙可夫的苏联歌曲独唱，最著名的海军舞、工人舞、农民舞通常都是由赤色舞蹈家李伯钊和“施家四姐妹”表演。

在蓝衫团的影响下，苏区各地纷纷成立了地区性的蓝衫团，征调到蓝衫团学校学习的学员学成归来，成了各团的骨干。他们把大量的节目、演唱材料、剧本带到各地，使较高层次的专业音乐活动大大突破了少数文艺工作者的圈子。据兴国县的老蓝衫团员回忆，兴国蓝衫团在成立的一年多时间里，走遍了全县18个半圩（因均村与万安交界，故称半个圩）。他们经常演出的音乐舞蹈节目，可以连演三晚而不重复。可见节目的丰富多彩。其中有歌舞表演《国际歌》《妇女解放歌》《暴动歌》《共产主义青年团礼拜六》《共产儿童团》等，表演唱《优待红军亲属》《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十送郎当红军》等，舞蹈《新海军舞》《老海军舞》《工人舞》《农民舞》《团结操》《可怜的秋香》《葡萄仙子》《打沙县》等等。还有大量的兴国山歌演唱、小话剧、小歌剧、活报剧等。节目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风味，短小精悍，形式多样。他们有时还深入战场，进行对敌宣传，收效很大。

到1934年，各种演出组织已在苏区遍地开花，各种演出活动真正成了群众性的活动。1934年1月22日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从另一个角度讲，好比一次苏区的戏剧歌舞会演。据老红军胡德兰回忆，大会开幕的当晚，除举行热烈的提灯大会外，还由中央工农剧社组织了盛大的文艺晚会。还有很多剧团和红军宣传队向大会献演，先后演出了七八个晚上，有歌有舞，还有戏，不过歌舞占多数。这是一次对苏区文艺演出的大检阅。“二十二夜晚，工农剧社举行晚会，娱乐大会代表，白银般的灯光下坐满了代表和各机关的观众三千多人，一声银笛，台上戏幕掀开，首先是工农剧社蓝衫团演出国际歌舞及团体唱歌。继后就是三大赤色跳舞明星李伯钊、刘月华、石联星的村女舞。他们为庆祝二苏大会开幕，表演极为精神。一拍一跳，谐和着悠扬的琴声，再加上美丽的背景更为生色。特别是李伯钊同志的表演纯熟，博得全场观众不少的掌声。”（1934年1月24日《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另据赵品三同志回忆：“七八场晚会，演出了话剧、歌舞、活报、杂技等节目，除各种歌舞活报，‘哎呀来’山歌，崔音波的提琴，四部合唱《二苏大会歌》《台湾草裙舞》《黑人舞》，以及插秧、播种、收割、打禾、送粮、篮球、足球、网球、海军、骑兵、炮兵、追击、肉搏各色各种表现生活的歌舞外，主要的话剧是《沈阳号炮》《松鼠》《烙痕》《武装起来》《北宁路上的退兵》《活菩萨》《非人生活》等名剧。演员极为严肃认真，舞台、布景、服装、道具、效果、灯光等都较平常完备，受到大会和首长们的嘉勉，毛主席还亲自招待演员吃了饭。”1934年1月21日第5期《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上刊登了工农剧社总社在大会期间公演的歌舞节目单。其中包括：崔音波等人的乐器独奏与合奏，李伯钊、刘月华、石联星表演的舞蹈，施月霞主演的歌舞《骂军阀》，李伯钊创作、导演并主演的歌剧《扩大红军》等。1934年2月3日第7期《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上则记录了这场晚会的情况：“这个晚会不比寻常，人多极啦，总在四千以上……场外继续涌来了我们工人农民自己兄弟，他们都来庆祝大会，打着锣鼓，叫着口号，提着明亮的灯光。有些老同志带了老花眼镜，有些小同志倚着妈妈臂膀。有的女同志准备革命歌，有的男同志准备热烈的鼓掌，大家更准备了把一切服从战争，我们的心完全一样，我们共同娱乐，共同生活，共同战斗，共同胜利，共同争取全国的解放。”晚会上“有着新的形式、新的内容、新的节奏谐和的合唱”。更值得一提的是李伯钊创作、导演和主演的歌剧《扩大红军》。它告诉我们，扩大红军要紧张，提高我们的阶级警觉性，地主富农造谣破坏要提防，大家都要踊跃到前方。去捉白军的师长，去缴白军的武装，快些把我们的红旗子插到南昌城上、武昌城上、南京城上，我们的红旗子要在全中国到处飘扬。

1934年3月，遵瞿秋白提议，蓝衫团改为“中央苏维埃剧团”，隶属中央教育部艺术局，剧团团长李伯钊，成为当时苏区演出水平最高的戏剧团体。演员有一部分是原蓝衫团的成员，还有一部分是高尔基戏剧学校毕业的学员。按照《苏维埃剧团的组织法》的规定，该剧团的主要任务：“一是研究并发展苏维埃的革命的戏剧运动，争取无产阶级意识在戏剧活动之中的领导权；二是在戏剧的技巧、内容等方面，帮助广大工农群众的工农剧社运动的发展；三是用表演戏剧等的艺术宣传，参加一般的革命斗争，赞助工农红军的革命战争；四是发扬革命和斗争的精神，并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肃清封建思想、宗教迷信以及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的文艺意识的坚决斗争。”该剧团附设在“高尔基戏剧学校”内，演员们除了“助理该校的实习科目的教授（讲课）”外，还必须“在中央人民教育委员部领导之下举行定期的巡回表演”。剧团人员收集群众生活的实际材料进行创作，真实迅速地再现人民战斗生活，紧密地联系了群众。在剧团带动下，苏区各县也相应成立县蓝衫团、工农剧社、文明戏剧团、儿童剧团等，以各种表演方式进行演出。据《红色中华》报1934年4月26日至5月14日的连续报道，当苏区各地农村开展春耕运动时，中央苏维埃剧团便出发到梅坑、西江、洛江、庄埠、朱蓝埠、会昌、踏岗、武阳等地进行春耕巡回表演。他们每到一处，不仅给群众表演有关春耕运动的歌舞、戏剧等节目，还和群众一同下田劳动，教群众唱革命歌曲，并采集群众生活的实际材料编成歌曲、快板、戏剧等就地演出。因此，该剧团所到之处，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苏维埃剧团组织法》除规定了中央和省立苏维埃剧团的组织、领导、任务及经费来源等问题外，还要求剧团在每次巡回表演出发之前，必须充分准备剧本，练习表演戏剧活报和练习跳舞、唱山歌、说故事、奏音乐和化装讲演等。并要求各县要成立临时苏维埃剧团，巡回表演的节目不必全是繁重的分幕戏剧，可以更多地采取轻巧而灵活的方式，例如：春耕唱歌队、山歌队、锣鼓队，化装说故事，化装演讲和独幕活报剧等。巡回表演终了，即行解散。1934年6月14日的《红色中华》上，以“上杭临时苏维埃剧团在突击线上的活跃”为名，登载了上杭县教育部，于5月15日集中各区剧员组织临时苏维埃剧团和学生突击队出发各区，进行捐红和三升米运动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情况。

《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中则规定，学校教育目的是培养苏维埃戏剧运动与俱乐部、剧社、剧团的干部。因此，参加学习的学员90%以上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都是参加土地革命斗争的青年积极分子。据李伯钊同志在1950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瞿秋白同志曾对该校学员指出：“高尔基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他认为艺术是一种武器，应该极大地运用这一武器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他对学员们说：“你们天天唱《工农剧社社歌》，‘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士，艺术是我革命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我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艺术这个武器你们究竟拿到手了没有？”以此来鼓励学员们好好学习。《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还规定：学员要唱歌（发音和音符）跳舞。学习的科目分别为唱歌、舞蹈、活报、文字课、政治、俱乐部问题、政治常识、戏剧理论等，课外教育则规定为：（1）每天早晚练习跳舞、唱歌和军事操；（2）音乐—中乐、西乐—文艺故事诗歌（歌谣）。由此可见，在高尔基戏剧学校，音乐是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和基本功来对待的。据当年老工农剧社社员回忆，当时高尔基戏剧学校教音乐课的是李伯钊和刘月华，学校有钢琴、风琴、小提琴。因此可以说，这所学校不仅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艺术学校，也是一所名副其实的、较完备的音乐学校。在讨论学校的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时，瞿秋白同志特别强调指出：“学校要附设剧团，组织到火线上去巡回表演，保持同群众密切的联系，搜集创作材料。”据庄东晓在《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一文中回忆：“高尔基学校内分戏剧、舞蹈、歌咏等班，剧团就有3个，经常下乡，到部队、到前线巡回演出……逢到群众较集中的圩日也要前去演出，以密切同群众的关系，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剧团演出剧本的主题和内容，是根据当前的方针政策和主要任务而创作的，剧情来自生活，走到哪里，演到哪里，吸取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真人真事，加以艺术提炼，自编自排自演，惟妙惟肖地再现在舞台上，因而很受群众欢迎……每次演出归来，都带有丰富而新颖的创作材料和节目在俱乐部会演，评选优秀节目和优胜剧团……毛主席经常观看会演，无形是3个剧团的主要裁判者。”通过经常性的比赛，演员们的进步非常快，正如瞿秋白同志所说：“闭门造车是绝不能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来的。”中央苏区的文化艺术，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的。瞿秋白同志还主张：“学校除普通班外，应添设红军班和地方班。红军里面的文化娱乐工作与各军团剧社的活动是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他认为，戏剧学校如果不为红军部队培养艺术干部，就失掉了创办的重要意义。高尔基戏剧学校完全是按照瞿秋白同志的要求去开展活动的。这所学校在不长的时间里先后共训练培养了1000多名文艺人才，并先后被编入60多个苏维埃剧团，成为苏区的文艺骨干。其中有不少优秀的演员，如刘秀章、郭滴海、杜锦绣、小演员秋兰等，他们的足迹遍及苏区的乡村和前线，在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激励士气、瓦解敌军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更名后的各级苏维埃剧团，以《苏维埃剧团组织法》为指导，组织更加严密，演出更加频繁。演出水平也大大提高，更加受苏区群众的欢迎。1934年3月初，注重剧团深入群众为大众服务的瞿秋白同志派刚刚改制的中央苏维埃剧团出发去会昌、西江、梅圩、踏岗、武阳、洛江、庄埠、朱蓝埠等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春耕巡回演出。《红色中华》对这一行动予以高度评价，立即发消息说：“苏维埃剧团（即以前的蓝衫团）最近几个月只停留在中央机关所在地，很不接近群众，现在他们解放了！”“解放”了的中央苏维埃剧团，在巡回演出中，除表演了事先准备好的关于春耕运动必要的节目外，还表演了根据群众生活提炼创作出来的歌舞表演和活报剧。如表演唱《惰二嫂不努力耕田》《小脚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富农婆压迫和毒打童养媳》《不识字的害处》《奸商富农破坏苏维埃经济》等。剧团每到一地，群众便一传十、十传百，成群结队、喜气洋洋地赶来，将演出场地挤得水泄不通。由于剧团演出的节目，绝大部分取材于群众生活，群众看演出，犹如现实生活再现甚感亲切。他们说：“优待红军家属那一出实在扮得好，春耕歌蛮好听，教得我们会就好！”因此，剧团每到一地，在做群众工作的那一天里，除帮助地方文化工作（教育部、列宁小学少先队、俱乐部等）和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外，还在区乡的列宁小学和少队集合场所教群众唱春耕歌和革命民歌。剧团驻地，不管白天晚上，假如从列宁小学路过，或在田野中、村庄旁到处都可以听见儿童团清脆动人的春耕歌：“春耕好！春耕好！今年春耕要提早……”

据一些红军老战士回忆，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不识字也不懂歌谱的红军战士，都会唱不少革命歌曲。这些革命歌曲，有的是在连队俱乐部里学来的，有的则是从“文明戏”里学来的（当时苏区人民把话剧、歌剧统称为“文明戏”）。在当时苏区的许多话剧中都插入了歌曲。有的借用了现成的曲调，如话剧《旧世界》《咆哮的都会》和滑稽剧《松鼠》等都引用了《国际歌》，话剧《春耕突击队》引用了《共产儿童团歌》，话剧《东方战线上》引用了《可怜的白军》，话剧《最后胜利归我们》引用了《工农兵联合起来》等等；有的话剧还特地创作了主题歌，如话剧《最后胜利归我们》中的《最后的胜利终归于我们》，话剧《春耕战线》中的《春耕歌》和反映妇女解放的话剧《最后胜利》中的《妇女解放歌》等。反映查田运动的话剧《战斗的夏天》的主题歌歌词就是“查田，查田，要查出富农隐藏的田地”。

许多老红军战士在回忆当年看戏的情景时，普遍认为，戏中的歌曲给他们印象最深。虽然戏剧的情节如今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戏中的插曲却经久不忘，至今还能从头到尾唱出来。可见，当年剧团演唱的歌曲给人们的印象有多么深刻。

除了上面提到的各种专业文艺团体的建立外，俱乐部与列宁室俱乐部是中央苏区普遍设立的群众性文艺组织，也是中央苏区音乐事业繁荣的重要标志。按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1934年4月颁布的《俱乐部纲要》规定，俱乐部的性质是“广大工农群众的‘自我教育’的组织”。它的宗旨是开展“集体的娱乐、学习、交换经验和学识，以发扬革命情绪，赞助苏维埃革命战争，从事于文化革命为目的”。俱乐部的设置原则是：以每一级政府（乡、县、省、中央）机关或每个群众团体、工厂、学校、医院、合作社为单位组建，不设跨单位的俱乐部。俱乐部大都设在地点适中、人口密集的集市或村庄，房舍多半是利用地主的房屋或祠堂、庙宇。俱乐部的活动经费，一方面向社会募捐，另一方面从经营文化用品所得利润中提取或者由各机关、团体津贴。(www.xing528.com)

在中央苏区，不仅地方上有俱乐部和列宁室，工农红军中也有俱乐部和列宁室。按照《红军中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工作》的规定，“红军中以师为单位设俱乐部，以连为单位设列宁室”。其目的是“为了培养红色战斗员活泼的生活兴趣，消灭不良的习惯，提高文化水平，以补助政治教育所不及”。红军中的俱乐部必须“经常地计划进行娱乐工作和指导推动各列宁室的工作”；列宁室应“在连政治指导员、师俱乐部领导之下”，经常“计划并指导各组—如墙报、识字、游艺、体育、讲演工作之进行”。红军中的俱乐部与列宁室的内部机构设置及活动内容，与地方上的俱乐部、列宁室基本相同，是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广大群众“进行娱乐体育文化教育，用娱乐的方式深入政治教育”的有效工具，也是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政治、文化和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的良好场所。

俱乐部创始于红军。在地方，目前收集到的最早见之于文字记载的是1929年3月《中共江西省委赤字通告（第十一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与方针》中“举办阅书报处，利用学生会、俱乐部、工人帮口……找一同志组织其事”一段。1929年12月26日《共青团闽西特委各县宣传科第一次联席会议决议案》中的“文化的建设”一部分，则从俱乐部的组织、俱乐部的布置和处理、俱乐部的经费、乐器的来源、团在俱乐部的宣传等方面，对俱乐部的建设进行了规定，特别针对乐器较少的情况，要求把全乡私人所有的乐器集中起来，并设法随时购置扩充，将乐器登记入册，区的俱乐部要负责经常把各乡乐器互相调换，县的俱乐部也要负责经常把各区的乐器互相调换，以便各俱乐部乐器不致缺乏、群众不致生厌恶。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文化问题决议》中提出了“区乡要尽可能办俱乐部”的要求。但俱乐部的真正普及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后。

当时，红军连以上单位设有俱乐部，连队设有列宁室，配合部队的政治教育与宣传开展工作。俱乐部有管理委员会，下面又有晚会、艺术、墙报、体育、文化委员会。列宁室有干事会，下面有讲演、游艺、体育、识字、墙报等小组。其中游艺组又有音乐和化装两个股：音乐股负责展开音乐和歌咏活动，化装股负责进行化装宣传表演、讲故事、讲笑话等活动。只要在一个地方驻军3天以上，俱乐部和列宁室就要布置起来，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就搭棚。每逢革命的纪念节日或打了胜仗，只要不是行军或继续打仗，就一定开纪念大会或祝捷大会，同时必定有晚会。晚会虽然多半是小型的，节目简单，但都十分热闹。战士们跳舞、唱歌，如果没有器乐伴奏，就以有节奏的鼓掌代替。邓小平同志就曾在总政俱乐部组织的晚会上用法语演唱过《马赛曲》。战士们平时在操练之余，会纷纷到列宁室来拉胡琴、吹笛子，唱家乡的山歌、小调，或学唱新的革命歌曲。革命歌曲通常由宣传队员教唱，战士们学会以后，又教当地群众唱。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许多富有教育意义的革命歌曲便很快地流传开来，党的政策也就是通过这种教唱革命歌曲的方式逐渐深入人心。远道来找部队的同志，只要站在村口听一听有没有歌声，就可判断出村里有没有部队驻扎。《红星报》曾报道过红十二团五连列宁室的工作情况：“晚会每月开三四次，开晚会时都自动来参加。在晚会上有唱歌、讲故事、打山歌、拉琴子、吹箫，大家觉得很有味……”俱乐部和列宁室，这些部队开展文艺活动的群众性组织，是当时红军指战员们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园地。

有时，俱乐部还在战场上组织喊话，组织宣传队伍在阵地上演戏给敌军士兵看。据当时在红三军团政治部文书科工作的徐国东回忆：“敌军的士兵都会来看，并会派人监视他们的长官。等他们的长官一来，就放信号告诉我们。就是敌军的下级军官（如连、排一级）也经常会到前沿阵地来看我们演的节目。”赵品三同志也回忆到：“敌人采用堡垒战术，兵就缩在堡垒里不敢出来。我们在对面排列着，因为敌我相距很近，说话可以听到，演剧也能看到或听到，敌军士兵看的高兴时，也学我们喊‘呱呱叫’‘再来一个’，扔几包香烟过来。当敌军官到堡垒巡查时，就都鸦雀无声了，我们就熄灯停演，隐蔽起来。官长一走，我们再继续进行晚会。喊口号、唱歌、说书、互相问答、演短剧，收效很大。敌军士兵看过演出后，经常一班一排甚至整队起义过来。”1934年5月15日《红星报》登载的刘亚楼的文章《建宁朱马寨的战斗》中也写道：“红六团三营九连的战士与敌人很近距离地对峙，战士们对白军喊口号，以及很嘹亮雄壮地唱《白军士兵歌》《杀敌歌》，那些法西斯帝反动官长，只好指挥机关枪开火，号兵吹号来阻碍，不使白军士兵听见，但在枪炮声的稍停瞬间，一听见歌声口号声，白军士兵便鼓掌欢迎。”

后来，地方上的各级政府机关、每一个较大的工厂企业以及各个区乡，也都模仿部队的做法，建立了俱乐部组织。地方上的俱乐部通常有演讲、文化、游艺3个股，每个股的工作都与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演唱股在组织演讲会时，一般会同时组织小规模的晚会，唱山歌、演奏乐器和化装表演；文化股在墙报编辑中，通常会设文艺栏，登载山歌、童谣、小调、歌曲、活报、双簧、革命故事、谜语等；游艺股下设了歌谣、图画（壁画、布景、标语）、戏剧和音乐（中国乐器）小组，平时各组自己研究练习。歌谣组收集民间的、本地的歌曲、山歌，编制山歌，组织唱歌队。音乐组练习锣鼓、板笙笛、胡琴等中国乐器。每当俱乐部组织晚会，就可登台表演。地方上的俱乐部主要是配合生产、支前、扩红等运动，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1931年，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制定了《俱乐部纲要》《红军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工作》等条例。

同年年底，江西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宁都召开，各县俱乐部均组织了文艺节目在大会上演出。兴国县俱乐部演出的是根据流行于兴国的旧楚剧形式，重新编排的内容为打土豪分田地，送郎当红军的新楚剧，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为此，李伯钊同志在为大会演出的各县俱乐部联席座谈会上发表了“改良楚剧、山歌，多演话剧和歌剧，多创作军歌、进行曲，多学习苏联舞蹈”的著名讲话。会后，李伯钊同志率团到兴国公演，并帮助兴国俱乐部训练新演员，传授新舞蹈、新歌曲和新的表演方法，给兴国县的音乐活动和俱乐部工作带来很大影响。

到1932年底，江西苏区已发展了712个俱乐部，各俱乐部每个月要开展演出竞赛活动。1933年11月26日，瑞金全县俱乐部大检阅，进行了3天会演，观众达数万人次，盛况空前。《红色中华》登消息说：“瑞金县举办俱乐部大检阅，每天晚上都有新戏演出，观看者特别踊跃，所以第三天晚上虽然表演到深夜两点钟，而看的人还有两千多人。晚会表演算儿童表演得最好。此次成绩，以城市为第一，方集区第二，下洲区第三。”

1934年1月19日出版的《斗争》第43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调查中写道：“全乡俱乐部4个，每村一个……俱乐部都有新戏……长冈乡是苏区模范乡，长冈乡的文化工作是苏区文化工作的缩影。”据1934年1月22日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统计，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2931个乡中，有俱乐部1656个。另据《红色中华》刊登的《苏区教育的发展》一文介绍，到1934年3月底止，三省和瑞金共有俱乐部1791个，参加俱乐部活动的固定人员达93000余人。由此可见苏区俱乐部组织的兴旺发达。

瞿秋白同志到中央苏区后，1934年4月又对《俱乐部纲要》进行了重订。重订后的《俱乐部纲要》指出：俱乐部应该是广大工农群众自我教育的组织，是苏维埃社会教育的重要组织之一。集体的娱乐学习，交换经验和知识，以发扬革命的情绪，赞助苏维埃革命战争，从事革命为目的，凡是苏维埃公民都得加入其所在地方的某一俱乐部为部员，从而使俱乐部的工作更加正规化、正常化地开展起来。

在农村俱乐部中，儿童始终是活跃分子，唱歌、跳舞基本都由他们来担任，演出的节目很受群众欢迎。为了组织好儿童的社会工作和文艺活动，1933年6月出版的中央教育部编的《俱乐部组织和工作纲要》中以附录的形式，登载了“儿童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条例。1934年2月11日的《青年实话》上，以《艺术战线上的收效，儿童俱乐部动员扩大红军》为名，介绍了万泰丝茅坪区茅坪乡儿童俱乐部，自1月1日突击扩红运动以来，天天到乡村去做化装讲演和表演新戏等宣传鼓动工作的情况：“至本月13日为止，就动员了29名英勇同志加入红军。首先是该俱乐部主任邱林山同志，领导了12个部员加入红军，并领导张琨梅同志宣传自己的胞弟和妹夫一致的报名当红军。”1934年9月28日，苏维埃教育部正式颁布了《儿童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条例，对儿童俱乐部的工作予以重视和指导。可惜的是，这个章程未能执行，红军便开始长征了。

综上所述，可以说，中央苏区的专业文艺团体和业余文艺组织都是真正的工农兵群众组织，是苏维埃文艺工作的主力军。这些组织为工农兵所利用，自觉地为苏维埃革命服务，表现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正确方向，是我党最早创办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团体，也是我党最早创办的音乐团体。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由于党加强了对音乐工作的领导，从而大大激发了群众演唱歌谣和创作歌谣的积极性。这一时期的歌咏活动，同根据地创建初期的歌咏活动比较起来，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这时红军中增加了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一批同志，他们用苏联的革命歌曲，填上新的词，配合任务，在部队开展歌咏活动。因此，这时的歌谣创作已从过去的群众自发的口头创作，发展为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自觉进行的歌谣创作。当时的报刊上还经常刊登一些征歌启事，号召和鼓励群众编歌，激发群众的创作热情。如：1933年8月31日的《红色中华》就登载了《青年实话》编委会的《征集山歌小调》启事，为计划出版的《革命山歌小调集》征稿；1934年4月3日的《红色中华》又刊登了《征求宣传白军士兵的革命歌谣小调》的启事等等。这些活动，一方面激发群众创作歌谣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一些革命的山歌小调不仅能流传于群众口头，也能登载于苏区的报刊和歌集中，使其流传的范围更加广泛。

另外，这一时期的歌谣创作和根据地初创时期相比，题材更为广泛，内容也更丰富，全面地反映了苏区军民战斗、生产、学习和生活各个方面的状况。

据瑞金等地的一些离退休老红军回忆，当年红军战士打山歌时，常常是见什么编什么，做什么就唱什么。如行军就唱《行军歌》，打草鞋时唱《打草鞋歌》，擦枪也有《擦枪歌》；军事训练时，还把训练内容编成《军事演习歌》《守哨歌》《摸哨歌》和《游击战术歌》来唱。当时因弹药缺乏，红军战士还编唱了《节省子弹歌》和《爱护武器歌》等：

我们的子弹，血水换来的，有了子弹，才能去杀敌。射击的军纪，大家要记清，浪费了子弹，帮助了敌人。没有见敌人，不打三百米，没有瞄准，切莫乱射击。努力学射击，一枪打一敌，最后的胜利，定是我们的。

有时候，在战场上敌人发起攻击时，红军战士也要高唱《冲锋歌》，以壮声威。每一次战士取得胜利后，战士们亦能很快地编出新歌来唱，如《打龙冈》《打吉安》《打横峰》《打鹰潭》等等。总之，歌唱革命歌曲、打山歌、编小调，已成为红军战士们斗争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据徐国东在《红军团政治部的组织情况》一文回忆：“部队在行军中没有敌情时，就以部、科、班等为单位赛歌。”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写道：“我们是为着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解放，抱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所以生活虽然痛苦，而精神还是非常愉快。愈艰苦，愈奋斗，愈快乐！有时我们受着白军的追逐，飞快地爬山越岭，一脱离白军追逐时，我们又唱起革命歌来了。”另据弋阳县老红军余金炉回忆：“当年唱歌你传我，我传你，老革命传新革命，一次可以学唱好几首。一边行军一边唱歌。走了30多里路，所唱的歌曲都没有重复的。这些歌很现实，流行也很广，有的连白区的群众，甚至连白军也会唱。一些从白区到苏区来的人，只要会唱红军歌，即使没有介绍信，在苏区也能吃上饭。”据袁血卒在《宁都暴动纪实》一文中回忆，宁都暴动前，他到苏区跟红军联络，因为没有路条，差点被放哨的少先队员当敌探捅死，幸亏他急中生智，唱了一段《国际歌》，少先队员们才“惊奇”地给他“松了松绳子”，送到了设在固村圩的彭湃县委办公室。

当时苏区各地男女老少都喜欢唱歌，而且各种群众性的组织几乎都有自己的歌曲。如赤卫队有《赤卫军歌》，少年先锋队有《少年先锋歌》，儿童团有《共产儿童团歌》等等。当时无论是开会、学习或是参加生产劳动，都离不开唱歌。每逢节日或纪念日，除了演唱《五一纪念歌》《八一歌》《共产青年团礼拜六歌》《拥护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歌》等特定的歌曲外，还要举行唱歌比赛或组织唱歌队到各地巡回演唱。在苏区开展生产运动时，为激励群众尽快投入春耕，出现《春耕歌》《插秧歌》；在开展查田运动时，出现了《查田歌》；扫盲运动有《识字运动歌》；集粮运动有《收集粮食突击运动山歌》和《借六十万担谷给红军》；卫生运动、扩军运动等也都有相应的歌曲。由于歌谣和歌曲的创作及时配合了党的任务，宣传效果更加突出。尤其是在“扩大百万红军运动”中，歌谣活动开展得最为活跃、广泛和热烈，不仅形成了歌谣活动的高潮，也由此引出了报名参军的热潮。

在苏区，还经常可见一些同志斜披一条红带，参加欢迎或欢送红军战士，缝补浆洗、抬送或护理伤病员等支前活动。这是一支除支前外，还用歌舞进行宣传表演的慰劳队，他们也是苏区群众音乐活动开展的生力军。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出版事业的发展对苏区的音乐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报纸、杂志有30多种。如1931年6月创刊的中国共产青年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同年12月11日创刊的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和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机关报《红星》（由红军总政治部编辑）以及1933年10月5日创刊的中央苏区中央儿童局出版的少年儿童文艺刊物《时刻准备着》（这是发表儿童音乐作品、游艺作品的唯一刊物），还有《列宁青年》等等。1933年5月1日《红色中华》的文艺副刊《赤焰》创刊，这是中央苏区唯一的文艺刊物，也是我党党报的一个纯文艺副刊。该刊宗旨：“为抓紧艺术这一阶级斗争的武器，在工农劳苦大众的手里，来粉碎一切反革命对我们的进攻，我们是应该为着创造工农大众艺术，发展苏维埃文化而斗争的。”上述这些报刊，除经常报道音乐工作动态外，还经常发表音乐作品，《赤焰》更是发表音乐作品的重要阵地。如：1933年4月29日《红色中华》上选登了思丸作词的《插秧曲》，8月1日登了韩进编写的《八一歌》；1934年2月16日登了刘建纶填词的兴国山歌《收集粮食突击运动山歌》，6月12日刊登欧阳钦填词的山歌《站在战线最前面》，14日刊登莫非填词的《革命山歌》《慰劳伤病员歌》，23日又登了显棠填词的《革命山歌》、灵张作词的《武装上前线》等等，不胜枚举。

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文艺书籍也有十多种，其中大部分是歌曲集，如1933年8月1日《青年实话》编委会编辑出版的苏区闻名遐迩的《革命歌集》和1934年1月6日出版的《革命歌谣选集》。《革命歌集》共分6个部分：（1）我们的前进，编有《国际歌》《少年先锋歌》《红军歌》等10首；（2）冲锋的号音，编有《上前线歌》《杀敌歌》《霹雳拍》等6首；（3）凯旋之歌，编有《庆祝红军胜利歌》《最后胜利归我们》两首；（4）田野里的劳动牧歌，编有《春耕曲》《共产青年团礼拜六歌》两首；（5）纪念节之壮调，编有《纪念列宁》《纪念马克思》《纪念四·一二》等8首；（6）附录，编有《查田歌》《红军学校毕业歌》《工农剧社社歌》等8首。共计36首革命歌曲。对这本歌集，编者指出：“革命音乐是我们在革命进程中的一曲战号，我们这里所有的，不是柔弱的靡靡之音，而是战场中的前进曲。”这本经陈微明核审歌谱的歌曲集受到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第一次印刷6000份，很快销售一空，第二次又印刷了15000份，形式改为袖珍式排列，也更为美术化。《青年实话丛书》之一的《革命歌谣选集》是一本没有曲调的歌词集，由《青年实话》的阿伪所编，共收集了《赤恋三部曲》《竹片歌》《送郎当红军》等65首红色歌谣。1933年5月由福建省苏区劳动感化院代印的中央教育部编的《儿童唱歌集》，共分4个部分：（1）《工农剧社章程》；（2）工农剧社略历；（3）简谱乐理；（4）革命歌曲231首。其中简谱乐理共有：音名、音阶、音符、休止符、拍子记号、变音及本位记号、乐谱组织、临时记号等8个部分，以极为简洁、集中的语言、图表，科学地概括简谱的常用的基本理论知识。

1932年6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编印发行了《红军歌集》。一些俱乐部、地方苏维埃政府和共青团也都各自编印了一些歌本，除了转载《革命歌集》或报刊上登载的歌曲外，也有一些自编的歌曲和民谣。这些歌本深受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的喜爱。中央苏区出版的各种音乐书籍，在当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些都是苏区音乐活动取得的可贵成果。

总之，这个时期的音乐活动走的是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道路。随着各专业音乐团体的建立，群众性的音乐活动也愈来愈普及，愈来愈深入。随着出版事业的繁荣，有关音乐活动的报道与音乐作品大量见之于报端，并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可靠的珍贵史料。

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具有以下特点：（1）不仅与党和苏维埃政府为了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而发动的各项政治运动紧密结合，而且在创作数量和质量上也普遍有了较大的提高；（2）虽然革命歌谣仍占较大比重，但也出现了大量的创作歌曲，使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从过去的单纯借鉴、模仿，进入创造繁荣时期。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是苏区音乐全面繁荣的时期。苏区音乐在当时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对后来延安时期的音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区戏剧的演出内容主要由李伯钊、胡底、韩进等红军领导及工农兵群众集体创作，剧目内容既有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扩军运动的，也有反映革命战争进程、反帝抗日及城市工人斗争的。据统计，各个苏区根据地当时创作的剧目，不包括各县的创作，就有戏曲15种，话剧、歌剧180种，舞蹈14种，表演唱等14种，共223种。这些剧目都紧密地结合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如《活捉张辉瓒》《庐山雪》《八一》《沈阳号炮》《为谁牺牲》《义勇军》《牺牲》《南昌暴动》《最后的晚餐》《妇女解放》《马刀舞》《杀上庐山》等。当时很多领导人，如何长工、蔡畅、何叔衡、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李克农、黄镇、方志敏、邵式平、黄道、方志纯等参加演出，剧中甚至还出现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