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苏区音乐与音乐活动发展的历程

1929年12月，在福建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亲自为大会起草了决议案，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第四部分专门对红军的宣传工作做了方向性的规定，强调了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第一次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给无产阶级文艺宣传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决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以完成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决议》还批评了那些轻视红军宣传工作的错误态度，指出：“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主要工具，宣传队若弄不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要“理论上纠正官兵中一般对宣传任务及宣传队的轻视观点，‘闲杂人’‘卖假膏药’等等奇怪的称呼，应该从此取消掉”。《决议》还对于红军宣传队的选择和培养，做了规定：“除请地方政府选派进步分子参加红军宣传队外，从各部队士兵中挑选优秀分子为宣传员，政治部应经常的训练宣传队的质量。”据南丰县的老红军袁三仔回忆，1931年红军到南丰后，他担任了红军宣传员，曾被送到福建省的建宁受训，在训练班里学习了许多革命道理，也学唱了许多革命歌曲。

《决议》根据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和可能，还提出了进行宣传的各种方法。如：宣传队应化妆宣传，因为这“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式”；红军士兵中，要“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娱乐的工作”，把红军士兵中开展的文娱活动，作为政治训练的方法之一；还要“很艺术地编制”士兵教育的课本，用革命故事、歌谣图报等作为教材；要提倡和鼓励开展打花鼓、演话剧等活动。《决议》还特别强调要重视革命歌谣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规定“各政治部负责征集编制表现各种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责督促及调查之责”。

《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红军宣传工作的这一部分论述，不仅为红军的宣传工作，还为红军的文化艺术工作指明了方向，并且为红军的文艺宣传工作逐步向正规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对苏区的文艺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是体现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最早的重要文献。

为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确保宣传工作正常进行，1930年4月23日，红四军政治部还颁发了《宣传员工作纲要》，使红军的宣传工作更具体化了。《纲要》规定宣传队员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给连队战士教唱红军歌曲和举行文娱晚会。同年4月和11月，为配合红军中歌咏活动的开展，红一方面军政治部还编印了《革命歌曲》第一集和第二集。

《古田会议决议》在红军中贯彻执行以后，部队的文艺宣传工作焕然一新。红军作战时组织鼓动棚，宿营时开展唱歌、跳舞、演戏等各种文艺活动，有时还与地方联合举办军民联欢会，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更加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起来，一时蔚为大观。据傅钟同志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作的《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的报告中回忆：古田会议以后，“文艺工作就是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必须要有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种部队工作形式和生活形式。从那时起，文艺活动就广泛地表现于广大指战员的各种活动之中。”也就是从那时起，红军中的俱乐部和宣传队明显地开始向专业化、正规化方向发展，演出水平和创作水平也有一定提高，而且给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带来了很大影响，促进了地方俱乐部、剧团的发展，使苏区的音乐活动和其他文艺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0年7月20日，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滕代远、何长工等同志率领下，于晚九时攻占长沙，长沙城里有400多名知识青年加入红军。他们的参加，不仅给红军队伍增加新的血液，也为苏区的革命音乐活动输送了人才。到8月4日为止，红三军团总政治部还以皇仓坪伪国民日报馆为点，出版了6期《红军日报》，曾先后刊登了歌曲《反革命伤心记》《十二劝》《告敌方士兵歌》《共产党十大政纲》和其他文艺作品。接着，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平阳浏阳会师，二次攻打长沙，向东经醴陵过老关入赣，连克萍乡、宜春、分宜、新余、临江、峡江等县城。另一路攻占吉安、东渡赣江进入赣南老革命根据地，沿路都演出过文艺节目，所过县城的劳苦群众都看过演出。文艺宣传在当时起到了宣传土地革命、扩大红军队伍的巨大作用。

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围剿”前夕，红军政治部在黄陂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阐明了我军的“空室清野，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红四军宣传队根据这个方针，编排了话剧《活捉敌师长》和《空室清野》，在于钓峰河滩上举行的反“围剿”动员大会上首次演出。12月25日，为协助动员部队和群众准备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四军宣传队奉红一方面军总部命令，在小布河畔的军民誓师大会上再次演出。毛泽东、朱德等首长和一万多军民观看了演出，影响很大。除《活捉敌师长》和《空室清野》外，还有一些歌舞节目，后来在反“围剿”的战斗中，我军不仅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而且果真把敌人的“围剿”总指挥、师长张辉瓒活捉。《活捉敌师长》亦改名《活捉张辉瓒》，在红军的许多宣传队中传演。为了庆祝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苏区群众还编唱了《活捉张辉瓒》的歌曲，表达苏区军民在战斗胜利后的喜悦和自豪的心情。

1931年，国民党军队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多次军事“围剿”，在以鲁涤平、何应钦为总司令的第一、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又于同年7月亲任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采用长驱直入的战略，由北向南进攻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指挥下，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自8月上旬到9月中旬，先后在莲塘、良村和黄陂连续打了3次大胜仗。当敌人退却时，我军又乘胜追击，分别在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歼灭了大量敌军。全军共歼敌3万余人，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红三军团政治部为此编印了《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胜利歌共218句，每句7个字，用通俗的文字，详实地记述了反“围剿”斗争的全过程。歌中对反“围剿”的准备、对敌实行坚壁清野、群众拥护支前的空前盛况、我军三战缴枪数万及敌人被动挨打的困境作了分段描述。

在这个时期，1929年出现的《1929年的斗争》和《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歌》《第二次反“围剿”胜利歌》等歌曲仍然十分流行。《1929年的斗争》这首歌，系统地记述了1929年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首长的带领下转战赣南、闽西的战斗生活，采用了民间十二月歌唱的形式，有用《孟姜女》曲调唱的，也有用兴国山歌来唱的。《第二次反“围剿”胜利歌》是用泗州调唱的：

工农革命新高涨，工农红军有力量，共产党最好主张。哎哟哎哟，共产党最好主张。

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坐在南京大害怕，调兵来疯狂镇压。哎哟哎哟，共产党最好主张。

一次派来鲁涤平，二次派来何应钦，到江西屠杀革命。哎哟哎哟，共产党最好主张。

龙岗活捉张辉瓒，高田活捉公秉藩，把敌人全部肃清。哎哟哎哟，共产党最好主张。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在红军中从事宣传工作的彭加伦同志还曾创作过犁花打鼓：“犁花打鼓闹开场，不讲天上张三姐，不讲地上李四郎，单唱蒋介石与张学良……”

除上面介绍的红军中开展的宣传队、剧团和编写歌曲的活动外，这个时期，各个苏区的群众山歌队、化妆宣传队和演剧队也很活跃。

古田会议以后，闽西革命根据地在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邓发和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同志的参与与倡导下，文艺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一队队由山村妇女、儿童组成的山歌队，从这个村子唱到那个村子，用山歌宣传革命道理。这时，出现了许多表现新内容的革命山歌，如《新打梭镖》《风吹竹叶》等等。由于山歌在革命宣传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所以邓子恢同志在他担任闽西特委宣传部长期间，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山歌部长”。

1930年1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青年团闽西特委发布的第14号通告中，除指出应充分用文艺的手段表演新剧，组织化妆宣传队来宣传“二七”精神外，还对化妆宣传提出形象具体的要求：“化的妆要有技术、有意义。化帝国主义牵着军阀杀工农，装乡村妇女上台演说，最好是用玩猴把戏一样，二个人牵着二只猴子，拿二面锣，多聚集群众。牵猴者是帝国主义、猴子是军阀，借此提高群众观看的热心。”当时的闽西苏区，除山歌队和化妆宣传队外，各地的俱乐部也很活跃。1930年2月22日的《红旗》第78期刊登了定龙的文章《闽西工农兵政府下的群众生活》。文章描述了以俱乐部为核心开展的乡村文化活动：“俱乐部四周墙壁上贴满了标语与画报，屋里一切桌凳与器具虽不及资产阶级的那样华丽，却充分表示无产阶级的精神！每晚有人做政治报告，有人讲故事、讲笑话、演新剧、唱歌、呼口号。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乐器，全乡老幼男女每晚相聚一堂，欢呼高歌，真是十分热闹。……它的作用不但供群众游玩，而且是教育群众最好的地方。”

在湘赣苏区，1930年元月，当地的红光小学随湘东南特委从武功山的大安岭搬迁到莲花县花塘村的官厅里，改名为列宁学校。学校音乐教师王救平在校组织了歌咏组、舞蹈组，排练了《慰劳红军歌》《五更带姐》等节目，每周末都要举行文艺晚会，有时还深入部队、农村和红军医院进行慰问演出。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陈敏、丁立焘等同志常常到学校协助编导节目。

1930年8月，在湘赣省的武宁县周家源村也成立了列宁小学，由周平良任列宁小学教员。学校招收了20余名7～14岁的男女儿童，开设了读书、写字、唱歌、操演军事等课程。1931年10月，当年在湘东南特委儿童局担任领导工作的胡耀邦同志，在湘赣省儿童部召开的大会上，即兴表演了《大放马》片段。《大放马》为莲花县的陈敏、王救平根据《小放牛》改词而成，胡耀邦同志也参加了改词。同年，湘赣省儿童局在永新县举行了总检阅大会，参加表演的有二十几支歌舞队，演出了《大放马》《葡萄仙子》等节目。莲花队扮的《大放马》，演员英俊美丽，光彩照人，受到大会主席团和儿童局负责人胡耀邦、省军区总指挥蔡会文等领导的鼓励和赞扬。

1930年10月7日，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在写给中共中央的综合报告中，总结了赣西苏维埃区域的文化活动的开展情况：“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及各种革命歌曲……许多不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做很长的演说，国民党与共产党、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白军，每个人都能分别做出解释……每逢纪念节的文明新戏、革命小调都普遍有。”这些情况表明，摆脱了桎梏的苏区群众，对文化活动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当时，除了红军带来的革命传统歌曲外，油山根据地的群众还用山歌和民间小调编唱了《工农群众掌政权》《当兵就要当红军》《满山红旗蛮威风》和《我去当兵妹放心》等歌曲。

在古田会议之后的1930年，赣南苏区的音乐活动也发展得很快。在当时游击战争的情况下，红军每打进一城或攻占一地，常常要演几部文明戏。这种宣传方式很受欢迎，收获甚大。因此，戏剧活动便在赣南苏区迅速发展起来，也带来了戏曲音乐的繁荣。该年春天，宁都、于都、兴国三县的俱乐部在青塘举行了新的文明戏会演。除此之外，对旧戏的改革也取得了成果。从该年2月起，兴国县就对民间流传的旧楚剧进行改革，充实新的革命内容，编演了表现打土豪分田地、送郎当红军题材的新楚剧。南康龙回乡由部队、游击队、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组织的文明戏团，在演文明戏的同时，也演新编的以采茶曲调填词的三角班采茶戏。在1930～1931年间，他们以采茶曲调填词的《无产领导马列宁》一曲，效果特别好，在老百姓与红军中流传甚广。歌词为：“无产领导马列宁，起了共产党，又要打军阀。工农赶快入红军，我们是革命军，真正的革命军，勇敢向前进，打倒蒋介石，消灭反革命，亲爱又同心，团结向前进，解放全世界，男女都平等。”赣县的东河戏“双福兴”班也编演了《送郎参军》《打会昌》等新戏，并向红三军团宣传部学习移植了以讽刺地主阶级为内容的《三子学艺》。在《打会昌》剧中，他们根据传统武打程式，创造了步枪、刺刀、马刀的对打场面。以燃放鞭炮做枪声效果，改进“大彩”撒放技术，显示火力爆破城墙，加上高腔戏的大锣大鼓，配以满台烟火，有声有色，效果良好。赣南苏区军民和民间艺人对旧戏的改革，使古老剧种在苏区焕发了青春。

苏区人民的歌谣活动，与当时苏区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结合紧密。这在“扩大百万红军运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扩大百万红军运动”从1933年初至1934年8月，历时一年多。在此次“扩红”运动中，群众性的歌谣活动开展得最为广泛、最为热烈，形成了群众性歌谣活动的高潮，并由此而掀起了报名参军的热潮。苏区的青年妇女、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还分别组织了许多“唱歌队”，到各村各户去唱鼓动参军的歌曲（如《当兵就要当红军》《送郎当红军》《十绣枕》《十送郎》等）并给已报名参军的青年戴大红花。当时，在兴国、瑞金等县，到处都可以听到鼓励青年人报名参军的动人歌声。就在这响遍苏区各地城乡的动人歌声中，涌现了父送子、妹送哥、妻送郎参军的动人事迹。仅兴国一个县参军的青壮年就有5000余人，经过军事训练后编为一个师，由临时中央政府和少共中央局命名为“兴国模范师”。

此外，苏区开展的“识字（扫盲）运动”和“讲卫生运动”以及其他运动，都有群众性的歌谣活动紧密配合。如在“识字（扫盲）运动”中，各乡（或村）俱乐部便组织“青少年唱歌队”，挨家挨户去演唱《识字运动歌》。由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印的农民识字课本和小学生低年级用的课本上，都采用了许多在群众中流传的短小精悍的歌谣做教材，使参加学习的农民和少年儿童，既学习文化又学习唱歌，学习起来很有兴趣。

在这一时期，赣南苏区的兴国山歌广为传唱，使苏区的革命歌谣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当时，无论是群众还是红军战士，人人都在唱兴国山歌，中共领导同志也不例外。1931年秋，任弼时同志应少共兴国县委邀请，在出席少共青年团首届代表大会时，听了会议期间举行的兴国山歌比赛。当时他就拉着女山歌手、县妇委书记谢佩兰，作揖拜师，要求收他为徒，教他唱扩大红军的山歌。当他悄悄学会之后，居然操着兴国客家话口音，在大会上唱起了《当兵就要当红军》：“哎呀嘞，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是工农子弟兵；哥呀哥，勇敢杀敌上前线，家中事情莫挂心……”他唱得很像兴国本地口音，与会代表都很惊讶。任弼时同志拜师学兴国山歌的事，曾在苏区传为佳话。后来，任弼时果然成为一个知名的山歌手。兴国山歌的广为传唱，在苏区开展的各项工作中起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作用。据彭加伦同志1954年发表于《解放军文艺》上的《中国工农红军中的诗歌》一文中回忆：在兴国高兴圩战斗中，在离火线不远的一个村庄上，妇女和儿童组成的宣传队唱起了兴国山歌。其中一位女山歌手唱道：“哎呀嘞，白匪到了兴国城，今天又到了高兴圩。哎呀，他们一心要消灭我根据地，红军哥呀，快快杀敌莫迟疑！”红军战士回唱道：“哎呀嘞，白匪到了兴国城，上级下令调援兵。哎呀，一天跑了两百里，同志妹呀，赶到高兴圩杀敌人！”一时歌声、口号声、枪炮声震天动地，红军战士们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勇敢地冲了上去。敌人垮了，都跪下缴枪了。兴国山歌在动员群众参军中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据被陈毅同志称为“山歌大王”的兴国县长冈乡女山歌手曾子贞回忆，有一次她们区的农民协会主席在动员青年参军时，有的调皮青年说，我不听你讲大道理，要是你用歌声唱出红军好处来，我才服服帖帖到红军里去。农会主席是个爱唱山歌的青年农民，他张口就唱：“哎呀嘞，对河一兜幸福桃，要想摘桃先搭桥；受苦穷人要翻身，快当红军打土豪……”后来他们区便成立了山歌宣传队，动员群众当红军。歌曲有编好的，也有现编现唱的，很受群众欢迎。不管走到哪里，拿着红旗往台上一站，就唱起歌来。有的后生去当红军时，特地点名要曾子贞给他们唱歌才肯爽快地去。她的弟弟刚结婚，舍不得新娘子，上级动员他当红军，他也说要姐姐唱歌他才去。听了歌后，他果然去当了红军，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兴国山歌不仅能鼓舞红军战士英勇杀敌，动员青年参加红军，还是瓦解敌人、克敌制胜的有力武器。如：坝南乡妇女赤卫队李美群在对敌宣传时唱的“白军士兵们，不要给豪绅来卖命，耕田耕地是本分，不打工农自己人。白军士兵们，工农本是一家人，你们都是受苦人，快快看望妻儿父母亲”就起到了较好的宣传作用。当时白军也流行一首山歌：“一怕红军刀枪镇，二怕兴国山歌声，刀枪镇来头落地，山歌声来勾掉魂。”1931年夏，兴国长冈乡妇女山歌队就以唱歌的形式动摇了敌军的军心，使被游击队围困的一个白军班，在排长带领下向红军投诚，可见兴国山歌的威力。苏区军民非常喜爱兴国山歌，国民党军队对兴国山歌则又恨又怕。也是这年的夏天，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在兴国牛坑，一次就亲手杀害了毛伲里等十多位山歌手。

赣东北苏区在方志敏同志的领导下，文艺宣传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弋横暴动前后，在赣东北党组织和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的倡导下，“串堂”班开始摒弃它落后的一面，演起了新戏。如将《击鼓骂曹》和《骂毛延寿》的唱词稍稍改动，便成为《击鼓骂蒋》和《骂蒋介石》：“骂一声蒋介石，你这卖国的奸臣。生是汉家的人，死是汉家的鬼，为什么投日寇，死绝了良心？”到1929年前后，活跃在赣东北乡村中的“串堂”班，差不多都演起了新戏，成为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文艺的“轻骑兵”。“串堂”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被赋予了革命的崭新内容，焕发出青春的异彩。更加令人称道的是，当时赣东北苏区的主要领导人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中，还亲自编写剧本和歌曲。在他们的关怀下，赣东北苏区的各部队、各区、各乡都相继成立了演出队，以编演歌舞为主。苏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是这些编演活动的积极倡导者、组织者和参加者。早在1928年，方志敏同志就编创了歌剧《政权》，向群众传播革命思想。1929年冬，他创作的四幕话剧《年关斗争》在贵溪县的北乡首次演出。方志敏同志扮演剧中主人公、贫农团长张三。邵式平、黄道、方志纯等同志也参加了演出。这是苏区舞台上出现的第一部多幕话剧，也是第一部直接反映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暴动的大型话剧，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邵式平同志作词的《红军歌》也在苏区广为传唱：“同志们，快来，快来当红军！伟大的使命解放工农兵。反动派、军阀、土劣真可恨，压迫与屠杀工农，痛苦到万分。大哉！红军职责，山河改变鲜红色。壮哉！红军战士，瞄着枪口来杀贼！愿同志们起来！奋发精神以热血，一致向前，努力创造劳动共和国。”1929年10月，“信江特区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在弋阳县吴家墩成立，学校开设音乐课。

1930年元月，赣东北红军独立团在团林赤卫队的配合下，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全歼了窜到团林，企图向漆工镇进犯的黄宗靖卫团。为庆祝胜利，红军领导人之一的黄道同志将一首群众编的歌谣“……不怕黄宗鬼，红军打包围，歼灭靖卫团，大壮我军威，为民除了害，胜利凯歌飞”改编成一出非常受群众欢迎的小歌舞剧《红军打包围》。在庆祝大会上演出以后，这个歌舞剧就在赣东北苏区流传开来。同年11月，蒋介石在调遣1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的同时，又命令4个师3万多人，进攻赣东北苏区。方志敏同志指挥红四军在敌人经过七星尖山路时，打了一个出其不意的伏击战，大获全胜。黄道同志为此又编写了《红色十月歌》，赞扬红军的英勇善战。该年度在葛源创立的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所属的第一个红军新戏团，还将此曲改编成舞蹈在苏区各地演出，大大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斗志。赣东北省新戏团是赣东北苏区的专业文艺组织。据方志纯同志回忆，这个戏团是以原赣东北红军军乐队为基础组建起来的，有40多人。团员有叶云松、叶慧英、叶群、徐文玉、方远信、方慧英等人。除了专职的，还有兼职的演员，如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和缪敏等。剧团遵照方志敏同志的指示，坚持“为工农大众和革命战争服务”的方向，除了休整和参加省苏维埃政府在葛源召开的庆祝会、纪念会、祝捷会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山区、部队给群众和战士演出。有时还在县独立营的掩护下，深入到游击区去演出。剧团演出的节目都能紧密配合革命战争和当时各项政治运动。比如《送郎当红军》《邵式平活捉了张天师》《动员参战》《消灭白狗子》等，有的是歌舞剧，有的是活报剧。(www.xing528.com)

送郎当红军

（夫）我去当红军，小妹要小心，在家里一切事，总是要全靠你。哎哟我的妹，我的妹。

（妻）妹妹我在家中，不做寄生虫，谋幸福求解放，前进要冲锋。哎哟我的哥，我的哥。

（夫）我去上火线，妹妹你莫挂念，倘若牺牲了，万古留名传。哎哟我的妹，我的妹。

（妻）我郎志气高，壮气冲云霄，反动派见到了，马上就要逃……

（夫）军阀和资本家，专门剥削人，吃人的旧礼教，提起实酸心。

（妻）我郎在队伍，身体要保护，努力学习爱劳动，有文又有武。

（夫）妹妹在家里，千万要小心，千万希望你，工作要努力……

（齐）磨快刺刀杀，瞄准枪口打，杀又杀，打又打，敌人就很害怕，哎哟，我的哥（妹），我的哥（妹）。

1931年10月，剧团改名为工农剧团，设宣传（包括演员、编导）、乐器、总务、勤务4个组，演员从各军校、师范学校和列宁小学等校物色补充，增加到60多人。黄知真、邹毅、徐文玉、罗秋林、刘梅专、童火珠、叶娇莲、徐珍珠和钱荣花等都曾是工农剧团中年青有为、能歌善舞的演员。赣东北苏区于1928年秋开始掀起的土地革命运动，到1931年12月，已经在整个苏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得到土地的农民用小调《苏州景》，编了《苏区景》，四处传唱，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

据黄知真同志回忆，他们演唱的《苏区景》的第一段歌词如下：“谈谈苏区景呀，同志们听一听，苏区的幸福说也说不尽呀！工人来，天天有工做。农民来，有田分，生活好得紧。”

1931年秋季，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后，根据地有了进一步扩大。闽西的彭杨步兵学校和红一、三军团的随营学校合编，在江西瑞金成立了工农红军学校。擅长搞文艺工作的李伯钊、沙可夫、钱壮飞、胡底等同志也由闽西军区来到了中央苏区。新建的工农红军学校，不仅是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也是当时开展文艺活动的中心。学员除了学习军事、政治以外，还积极开展了戏剧创作和演出活动。当时，学校俱乐部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由伍修权、李伯钊、赵品山、危拱之、蔡纫湘等同志组成的戏剧管理委员会，负责全校的戏剧创作和演出活动。那时，红军学校几乎每周要举行一次文艺晚会，演出各种自编的歌舞、话剧、相声和双簧等。石联星在《难忘的日子》一文中回忆到：“赤色首都瑞金的红军学校俱乐部，每到礼拜六，室内堂屋成为我们的舞台，舞台上没有复杂的布景与华丽的前幕，但有两盏明亮的油灯。红校学院干部嘹亮的歌声与欢笑声显得非常热闹。乡亲们每次都来参加晚会，和同志们齐坐在长条板凳上，有时到处都站满了人。未开幕前大家兴高采烈地唱着歌，有时还互相挑战进行歌咏赛，有唱苏联歌曲的，有唱我们自己编写的歌曲，有唱民歌的……俱乐部主任赵品山同志在那里来回忙碌着。晚会节目丰富多彩，唱歌、跳舞、双簧、清唱京剧、提琴独奏、口琴独奏。李伯钊同志的苏联《农民舞》和沙可夫的独唱，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中央负责同志有时也从十几里外的叶坪赶来参加，他们不仅当观众，有时还当演员。蔡畅同志就经常来客串演出，何叔衡同志也饰演过重要的地主角色。特别是当时已年过半百的徐特立同志，由于他积极地和青年们一道搞文娱活动，被人们誉为“老青年”。除了话剧外，每场晚会都有唱歌和跳舞，非常热闹。红军学校周末文艺晚会的举行，对地方俱乐部的建立起了推动和示范作用，影响很大。因此，红军学校便自然地成为当时根据地开展文艺活动的中心。

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根据这次大会精神而创作了《奋斗曲》，其唱词如下：

工人们，摩你的拳、擦你的掌，向资产阶级斗争，打倒那帝国主义反动派，革命才能成功。工人们奋斗啊！新政府成立了。

农民们，摩你的拳、擦你的掌，向地主豪绅进攻，打倒那帝国主义反动派，革命才能成功。农民们奋斗啊！新政府成立了。

士兵们，磨你的刀、擦你的枪，向军阀团匪进攻，打倒那帝国主义反动派，革命才能成功。士兵们奋斗啊！新政府成立了。

工农兵，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向反动势力斗争，打倒那帝国主义反动派，革命才能成功。工农兵奋斗啊！新政府成立了。

这首歌的曲调是选用美国电影《璇宫艳史》的插曲《大刀进行曲》中的部分曲调改编而成的。

《奋斗曲》用简练的语言，激励工农兵大众团结起来，为实现苏维埃政府的施政纲领而奋斗。它只选用了《大刀进行曲》转调后的一部分曲调，进行了适当的加工改编，这就使得曲调既与新词的情感吻合，又避开了转调，更符合我国群众的歌唱习惯，便于流传。

为了丰富大会的文艺生活，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了由胡底、钱壮飞组成的大会文娱小组，这个小组组织了丰富多彩的节目，进行了两场非常成功的演出。一场是大会开幕时表演集体创作的《最后的晚餐》，由钱壮飞执笔；一场是在大会期间表演根据《黑人吁天录》改编的《农奴》，由李伯钊执笔。这两场演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激发了当时的戏剧爱好者成立剧团的要求。这标志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文艺演出活动已开始由业余走向专业。11月20日，“一苏大”闭幕，全苏区人民沉醉在狂欢之中。当晚，瑞金举行了万人灯会，盛况空前。与会者打着火把，提着各式各样的灯笼，有红灯、绿灯、黄灯、彩灯、五角星灯、镰刀斧头灯、鼓子灯、扇子灯、骰子灯、圆球灯等等。各县、各乡到会上表演的有龙灯、马灯、船灯、茶灯、虾公灯、蚌壳灯、花鼓灯、竹篙灯、八仙灯等等。各支灯舞队汇集瑞金叶坪，竞相献艺，各放异彩。庆祝活动一直延续到半夜，观看者多达万人，灯会组织者是李伯钊。

综上所述，这个时期苏区的音乐活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方向明确。古田会议决议在各部队的贯彻执行，不仅使部队，也使地方上的文艺活动有了明确的方向，开始更加自觉地使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革命战争服务真正落实到实处。

（2）组织健全。由于各级领导关心，各地各部队都普遍地建立了山歌队、化装表演队、宣传队和战士剧社等群众性的文艺宣传组织，使过去自发地开展活动变得更加有组织、更加规范，也更加经常化了。

（3）水平进一步提高。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和根据地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进入苏区，尤其是党把一大批从事文艺工作的专家派到苏区从事宣传工作，使得苏区文艺活动的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4）领导重视。上至中央、军团，下至县、区、乡，各级领导都充分认识到文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们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只限于发发文件，而是身体力行。总之，尽管这个时期苏区的音乐活动仍以业余为主，但已开始向专业化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