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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苏区音乐发展概述

时间:2023-10-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到1934年10月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北上抗日为止,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共历时7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下设教育委员会,委员会由瞿秋白、徐特立、沙可夫、方维夏、杨尚昆、阿丕、潘汉年、谢然之、魏挺群、曾镜冰、张欣等人组成,负责苏区的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工作。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这是苏区文艺的方向,也是苏维埃政府制定的各项文艺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这成为苏区音乐的重要特色。

江西苏区音乐发展概述

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9月秋收暴动,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10月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北上抗日为止,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共历时7年。在这7年的时间里,正是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党和苏维埃政府对文艺工作的重视以及苏区人民对新的文化生活的迫切需要,再加上红军宣传工作起的推动作用,新型的苏区音乐便诞生了,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革命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群众性革命文艺运动的产物,是各个革命根据地军民革命斗争和生活的真实写照,为我国音乐发展的历史写下了新的篇章,成为我国革命艺术宝库中光辉的组成部分。

苏区音乐发展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从1927年10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到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为第一个阶段,可说是苏区音乐文化的初创阶段;从古田会议召开到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为第二个阶段,这是苏区音乐文化的成长发展阶段;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到1934年10月主力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北上抗日为第三个阶段,这是苏区音乐文化蓬勃发展和繁荣昌盛的阶段。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前,苏区没有统一的专门管理文艺工作的行政机构。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苏区的文艺工作统由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因为临时中央政府没有设立文化部)。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由瞿秋白担任,1932年3月改由徐特立为代理部长,1933年7月11日,任命沙可夫为副部长。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下设教育委员会,委员会由瞿秋白、徐特立、沙可夫、方维夏、杨尚昆、阿丕、潘汉年、谢然之、魏挺群、曾镜冰、张欣等人组成,负责苏区的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工作。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所属的艺术局(局长由瞿秋白同志兼任),负责管理苏区的文艺创作(包括诗歌戏剧、音乐、舞蹈、美术创作)和文艺社团的演出活动以及文艺人才的培训工作。

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这是苏区文艺的方向,也是苏维埃政府制定的各项文艺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包括文艺法规)。其中有《俱乐部纲要》《儿童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苏维埃剧团的组织法》等。对苏区文艺的地位、作用、文艺应该为谁服务以及怎样服务等方面,都做了明确的规定,突出强调文艺是党的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应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群众起来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有力武器。文艺必须为工农大众服务,必须为工农大众理解,为工农大众所欣赏,为工农大众所掌握,成为真正的工农大众的文艺。

为了使苏区文艺真实地反映苏区军民的战斗生活,洛甫、瞿秋白、阿伪、尚昆、凯丰等同志都曾在讲话或在发表的有关文章中,号召苏区的文艺宣传工作者“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运用“广大群众最了解、最富有兴趣的宣传方式”进行宣传。瞿秋白还特别强调“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就不可能产生好作品”。他在与苏区“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学员谈话时,明确指出:“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俱乐部纲要》明确提出,苏区的戏剧工作者要“采集当地群众的生活材料,不但要一般地宣传革命战争,而且要在戏剧故事里表现工农群众的日常生活……提倡卫生及一切科学思想,发扬革命集体主义和战斗精神”。(www.xing528.com)

为工农大众服务的苏区文艺,不仅重视作品的语言通俗化,还特别重视采用传统的艺术形式,如民歌、民谣、地方戏曲、民间歌舞等形式。因为这些艺术形式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为广大工农群众所喜闻乐见。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关怀下,苏区革命文化活动以题材广泛、形式活泼多样、思想内容新、工农兵形象真、艺术形式大众化而蓬勃开展起来。

1933年上半年,《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出版了一本《革命歌集》(铅印,32开本),在《<革命歌谣选集>编完以后》一文中,编者写道:“在这小小的本子里,我们搜集了民众爱唱的歌谣65首。我们也知道这些歌谣,在格调上说,是极其单纯的;甚而,它是农民作者用自己的语句作出来的歌,(但)它道尽农民心坎里面要说的话,它为大众所理解,为大众所传诵,它是广大民众所欣赏的艺术……它的形式是旧的,它的内容却是革命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伟大的艺术,应该为我们所欢迎所支持。”此文还指出:“我们用不着像酒鬼迷醉酒杯那样,迷恋着玫瑰色的美丽诗词,我们需要动用一切旧的技巧,那些为大众能通晓的一切技巧,做我们阶级斗争的武器。”最后,编者呼吁广大“歌谣作家”继续努力创作,并且都来做编者“实际的助手”,以便进一步“开垦与培植这(块)大众的园地”。

瞿秋白同志也指出:“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大,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能流传,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好些。”因此,苏区流传的许多革命歌曲,有不少就是采用原有民歌旋律填上新唱词的办法来传唱的。有一些小型的歌舞、戏剧作品,也往往是借传统的地方戏曲的表演形式来宣传革命的内容。苏区的文艺创作在提倡采用传统艺术形式的同时,也不排斥运用新的外来艺术形式。如当时有不少从全国各地来到苏区的文艺工作者和青年学生,采用自由诗、话剧、外国流行歌曲的旋律等外来的艺术形式反映苏区军民的战斗生活,同样受到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的欢迎。

由于苏区群众性的歌谣活动紧密结合了苏区的现实生活,并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它既是一种文化娱乐活动,也是一种政治宣传活动,因而每当党和苏维埃政府宣布重要的法律、法令或开展重大的政治活动时,紧接着就会在群众中涌现一大批与之相呼应的红色歌谣。这成为苏区音乐的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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