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音乐家程懋筠与其创作-江西现当代音乐史纲

程懋筠，音乐教育家、作曲家、指挥家、歌唱家，是我国近代社会音乐教育的重要开拓者。他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他的音乐教育思想产生显著的变化，将音乐文化所具有的“艺术功能”进一步提升到“斗争精神”武器的地位。他使“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成为全国各省开展音乐教育活动最有成效的一个机构。1933年4月创刊的《音乐教育》月刊成为我国近代音乐期刊中连续出版时间最长、册数最多、内容丰富、质量很高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刊物，在中国音乐期刊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取得具有全国影响之成绩，这在地处偏僻、文化相对落后的江西，在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他是中国现代音乐的拓荒者之一，抗战时期在江西积极成立音乐社团，大力开展宣传抗日的音乐活动，创作了一批抗日歌曲，成为江西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有影响的音乐家。

程懋筠（1900～1957），字与松，又名誉松、雨松、然云，江西省新建县大塘乡人。程懋筠的父亲虽为一名普通国文教员，但其祖上、叔伯辈则多在朝为官或经商于市，属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程懋筠自幼谙熟国学，尤喜京剧等音乐艺术科目，1918年由其兄携至日本留学，1921年后就读于东京音乐学院（一说东洋音乐学院），主修声乐，兼修作曲。著名音乐学家田边尚雄誉之为“特生”。1926年学成归国，先后在江西省立一中、二中、女中任教，同年与江西省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舒文辉（1905～1993）女士结婚，生有一子一女。1928年以后，在多所大学和专科学校从事音乐教育。1928年5月任创设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系（下设艺术专修科、艺术教育科）艺术专修科主任兼声乐副教授。1930年起在杭州湘湖师范等校任教。1933年3月任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音教会”）主任委员，奠定了他一生音乐事业的业绩。1939年与张咏真女士（1914～1992）结合，生有二子二女。1946年起在上海幼师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1951年春应西北师范学院吕斯百教授之聘赴兰州，途经西安时患脑溢血。1953年南归养病，居住南京农学院宿舍。1957年7月31日因脑溢血症复发在南昌病逝，享年58岁。

1929年，适逢国民党中央以孙中山先生“黄浦训词”为歌词，在全国征选“党歌”，程懋筠投稿竞选获中，一时名噪朝野。1937年6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议，将此歌确定为“国歌”。从30年代初至抗战胜利，这十几年间，是程懋筠音乐活动影响最大的时期，他除了主持江西“音教会”和《音乐教育》月刊的工作事务以及众多的音乐会组演、指挥乃至登台演唱，还创作了大量歌曲，撰写了许多音乐论文。自1938年日军攻陷南昌，程懋筠率领“音教会”抗敌歌咏团辗转深山小县，宣传抗日，坚持在极恶条件下出版音乐刊物。

虽然程懋筠1929年曾为“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黄埔训词”谱曲，成为国民党“党歌”，后又被定为“代国歌”“国歌”的曲作者，一时名噪朝野，但他一直不肯加入国民党。1949年，朋友安排好他赴台湾，最后时刻他选择留在了大陆。1949年，程懋筠带病冒雨和市民一起，走上街头，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在音协上海分会《上海音乐》创刊号上发表合唱曲《新中国颂》：“看啊，我们的祖国真是伟大雄壮。山有珠穆朗玛，水有黄河长江，物多地大历史久长，人民勤朴又坚强。联合阵线，民主专政，中华民族团结得像铁和钢。斧头和镰刀建立了自由平等，政治文化增进了幸福安康。前进啊前进！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在飘扬，努力啊努力！新的中国伟大坚强。”

2007年6月15～16日，由中央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江西省新建县人民政府主办，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音乐教育系、校友会、院长办公室承办的纪念音乐教育家、作曲家、指挥家、歌唱家程懋筠逝世50周年学术活动在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行。在研讨会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文联主席、著名作曲家赵季平，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罗艺峰，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黄旭东等作了学术报告。

2007年在程懋筠先生逝世50周年之际，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编辑了《音乐教育家歌唱家作曲家指挥家程懋筠的音乐人生》纪念文集一书，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是截至目前有关程懋筠研究的一本最为完整的音乐资料文集，从多个角度为全面深入认识、了解、研究程懋筠提供了翔实、珍贵的资料。

《音乐教育家歌唱家作曲家指挥家程懋筠的音乐人生》由上、下卷组成。上卷包括纪念篇和研究篇，下卷选载了程懋筠本人的部分研究文论及部分音乐作品。在上卷纪念篇中，海峡两岸程懋筠的昔日同事和学生，著名音乐理论家缪天瑞（1908～2009）、作曲家李中和（1916～2009）先生等，回忆了与程懋筠共同工作和学习的经历，讲述了程懋筠创作国民党党歌的经过，回顾了他创建“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简称“音教会”）、开展社会音乐教育活动、创作抗战歌曲等史实，详细介绍了创办《音乐教育》期刊的经过和刊物的内容。纪念篇的作者通过与程懋筠共同工作和学习的亲身经历，呈现了程懋筠在艺术领域的才华。在研究篇中，从事音乐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学者，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态度，或是从程懋筠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历史贡献及其现实意义，或是从研究程懋筠音乐思想和音乐创作，或是从程懋筠的音乐作品分析和排练其作品的心得体会等视角切入，研究探讨了程懋筠在音乐创作、普及音乐教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我国音乐文化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也解析了程懋筠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被埋没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原因。

下卷收集整合了程懋筠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陆续发表于《中华教育界》《音乐教育》等刊物的20余篇研究论文和提交的工作报告，内容包括音乐教学研究、音乐理论研究、普及音乐教育问题、音乐作品分析、“音教会”工作计划等。在文集的最后部分，集中选登了程懋筠创作于1928～1951年之间的独唱、重唱及合唱等不同形式、多种体裁的声乐作品，其中包括发表于1928年12月31日《申报》的《中华民国国歌》，刊登于1933～1951年之间的《音乐教育》《抗日救亡歌曲集》《音教抗战曲集》《上海音乐》等刊物上的抗战歌曲、抒情歌曲、儿童歌曲以及其本人作词和翻译的歌曲，共计60余首。（据记载共有百余首作品问世，此文集现收集了60首，还有40余首作品未在收集之列。）这部分选登的作品，为研究程懋筠的音乐创作思想、创作风格提供了乐谱实例。

西安音乐学院罗艺峰教授于《交响》杂志l988年第3期发表文章《一位被历史遗忘的音乐家—作曲家程懋筠》。该文是国内音乐史学界第一次公开提出有特殊政治背景的音乐家程懋筠，并对其进行正面评价的文论，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轰动。

程懋筠的音乐作品，大致可分为政治歌曲、抗战歌曲、艺术歌曲等几类。

政治歌曲目录表：

程懋筠的抗战歌曲，现能收集到的共有40多首。他的作品完全采用西洋作曲技法，多为短小方正的歌曲，尚且没有开始西洋和声“中国化”的探索。从20世纪30年代《音乐教育》记载的音乐活动来看，程懋筠的抗日救亡歌曲在当时被广泛传唱并且较有影响力，其中较受欢迎的7首抗日救亡歌曲，在当时的湖滨公园露天演出，有千余名学生参加会唱，观看的市民有4000余人，在江西南昌市盛况空前。这些抗战的歌曲，多是在敌机轰轰的炸弹声中和“咔咔咔”的机枪扫射声中，用手电筒射着微弱的灯光，一字一句地在膝盖上写成的。当夜幕来临时，这些歌曲却又在3盏汽灯的舞台上，由程懋筠指挥，将歌声传到群众中去，强化了抗战必胜的群众信念，给大后方千万民众带来了精神食粮。

抗日民歌

救国歌

程懋筠抗战歌曲目录表：

艺术歌曲：这类作品大都既非应景之作，又非感时而发，旨在艺术趣味、境界的追求，故形式精致，且不少为儿歌、填词或译词歌曲。他较高的外文修养和深厚的中文根基，使他给一些世界名曲即兴填词且恰到好处，令当时人颇为惊讶，例如以亨德尔《哈利路亚》为曲调的填词歌曲《国家至上》等。

艺术歌曲及其他歌曲目录表：(www.xing528.com)

程懋筠还创作了一部儿童歌舞剧《猴儿酒》，这也是他重要的音乐作品之一。

程懋筠的音乐作品的基本特征：

（1）歌曲为主。作品结构比较方正，为了“便于民众学习”，将抗战歌曲作为有力的宣传武器。歌曲采用民歌的音调为素材，比较朗朗上口，便于传唱和理解。

（2）创作采用的是欧洲古典音乐的作曲技法，部分歌曲还写了钢琴伴奏谱，四部和声比较规整而简洁，做和声“民族化”探索的意识不强。

（3）比较重视儿童音乐的创作，《猴儿酒》是最好的代表，对普及当时的儿童音乐教育具有指导意义，翻译的5首英美儿歌也显示了他一定的翻译水平。

（4）音乐作品大部分为抗日救亡歌曲，表达了他的爱国热情与抗战决心。这也是当时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尤其是组织学生与民众千人会唱其抗战爱国歌曲的场面，点燃人民的抗战热情，与战火硝烟时代的音乐要求相适应，达到了他认为的音乐在人的精神层面所起到的作用，也就是他的“音乐救国”的思想，也是他的音乐作品最大意义所在。

（5）比较重视词曲结合的和谐美，有较强的即兴创作能力等。

程懋筠的音乐思想：

程懋筠的音乐思想，受着他的家族文化背景以及当时社会所提供的文化氛围的双重影响。

一是程懋筠的传统文化功底极好，幼能吟诵诗文，擅长作曲填词，虽然出洋留学，受过西方文化熏陶，言论中每每流露出对西方音乐文化的欣慕，但仍在骨子里崇尚儒家“乐教”，自孔子以来的崇“雅”斥“郑”的音乐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他以为“雄毅舒朗之声，可以起顽立儒，中正平和之乐，可以止暴祛邪”，并说“今乃间巷充斥郑声，乡井争看埋剧，为之者颜厚不惭，司此者熟视无睹”，痛心于“民德颓废，风俗弛败”。他竭力推行音乐教育，力禁淫邪旧剧，反对黎锦晖一流香艳肉感、品格低下的剧曲、歌曲，都与这种思想观念缕缕相关。他认为：“一国文化之进步，端赖大多数人民对于文艺有正确之了解；表现者有合理之技能，而后真正伟大之艺术，得以产生，得以传播。”

二是他曾受过在20世纪初全球泛滥的“艺术至上”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潮的拍打，做着不少空想和幻想的“纯艺术之梦”，认为“文化、学术，为人类公共之物，无国界可言”。这就带来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艺术至上”的音乐观。在他看来，音乐是至高无上、重要之极的东西。中国文化的基本工具度、量、衡，即起源于《黄钟律》，我们的祖先并知道利用十二律，以测气候，名为《葭灰候气》，“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除一二人外，没有不推崇音乐的”。他曾宣传演出了许多西欧音乐名作以及中国的艺术歌曲，甚至毫无顾忌地在中学里教唱《国际歌》，以为“歌好就行”，或许希冀超脱党派主义之争。他曾自白道：“……四年以前/我们的血/和平地流/谬斯奉着里拉/在天上遨游/你我循着那谬声/为艺术而歌颂祈求。”这的确是他自己心境和观念的写照。

他为了反对当时颇有影响的城市淫邪不正的音乐，而梦想着通过推行音乐教育，营造现实中简直不可能出现的“纯正之音乐环境”，但这种纯艺术观念最终被冷酷的现实打个粉碎。抗战中，他的音乐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他所说，要在深刻之处再求普遍，终于从天上落黝了地下，从梦中回返了现实，也就是必然的了。

他在音乐思想中追求破坏与建设并重。他在为“音教会”制定的任务中，首列“除害”，二为“革故”，三为“创新”，已见这“并重”思想之端绪；抗战中更力言“抗战”与“建国”并重，始终坚持中小学音乐教育，发行音乐刊物，也是因此之故。程氏主持江西“音教会”时，曾凭借政府力量禁查淫邪旧戏和不良音乐，乃至于几年内焚毁这类唱本、刻版一万余件。

同时，他又发起和参与改良国乐的讨论，力图“旧物亦可致用”，以科学方法“创造适合吾国国情之新声”，以达到“与西乐共进，而至于世界音乐为目标”，认识到“今日之世界，非闭关所可守，今日之文化，岂故辙所宜循”。但是，他对我国固有旧乐的认识仍是肤浅的。例如：主张走日本的道路，而力陈“放弃中国音阶之中心地位”，因为中国音阶不科学，不合西洋和声学之物理原则；又主张改良中国音乐节奏，因其单调，闻之令人思睡，而旋律则有令其复杂高深之必要，所以要用西乐之作曲法，有“尽量采用和声之必要”，其他如制谱、歌词、发声、乐器等无一不是不如西洋。这种认识，自不必以现代民族音乐学观点来衡量，必须指出，这是当时具有普遍性的认识。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程氏这种破坏与建设并重的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就音乐教育所写的许多实用性论文和进行的实践，这在他的音乐活动方面尤可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