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现当代音乐史纲简介

一、关于江西

江西省，因公元733年唐玄宗设江南西道而得省名，又因江西最大的河流为赣江而简称赣。江西处北回归线附近，全省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年均降水量1341～1940毫米；无霜期长，为亚热带湿润气候。东邻浙江、福建，南连广东，西靠湖南，北毗湖北、安徽而共接长江。省会为南昌市。江西总面积16.69万平方公里，人口4565.63万（2015年），由11个地级市组成，下辖25个市辖区、10个县级市、70个县。

江西的汉语方言有赣语、客家话、官话（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吴语和徽语。赣语分布在江西省的中部和北部地区，赣语区面积和人口占全省的三分之二。南昌、吉安、抚州、宜春、鹰潭、景德镇等城市都说赣语。

客家话分布在赣南（除赣州市和信丰县城以外）的广大地区、赣西北的铜鼓县以及毗邻的一些地方。

江淮官话分布在赣北的九江市、九江县和瑞昌市。西南官话分布在赣南的赣州市区、信丰县城以及附近的一些农村。

吴语区有4个市县：赣东北的上饶市、上饶县、广丰县和玉山县。

徽语区包括赣东北的婺源、德兴和浮梁三县（不包括说赣语的景德镇市区）。徽语区与安徽省南部徽语区相连。

除赣语、客家话、官话、吴语和徽语以外，全省各地还有一些从外省迁入的移民，说不同的方言，主要是“福建腔”即闽语，分布在赣东北的一些县。

少数民族语言有瑶语。在全南县竹山奚山村，有一百多人，说瑶语和客家语。

江西开发的历史，从出土文物考证，可以上溯到距今一万年以前。而江西作为明确的行政区域建制，则始于汉高帝初年（约公元前202年）。时设豫章郡（赣江原称豫章江），郡治南昌，下辖18县，分别为南昌、庐陵、彭泽、鄱阳、馀汗、柴桑、赣、新淦、南城、宜春、雩都、艾、安平、海昏、历陵和建成等，分布地域为赣江、盱江、信江、修水、袁水沿岸，即与后来的江西省区大致相当。汉武帝时划全国为13个监察区，称13部州，此时的江西属杨州部。公元291年，即西晋元康元年，改设江州，其主体为江西地区原有郡县。隋时曾作行政区划调整，州的级别降与郡同，因而隋代的江西地区设有7郡、24县。至唐时增加到8州、37县，分别为洪州、饶州、虔州、吉州、江州、袁州、抚州和信州。贞观元年，唐太宗划全国为10道监察区，玄宗时增为15道，洪、饶、虔、吉、江、袁、抚、信8州隶属于江南西道监察区。五代时期，江西地区先辖于吴后辖于南唐。交泰元年，南唐中主决定建南都于洪州，并因此升洪州为南昌府。宋代在州之上改道为路，江西地区被置9州、4军、68县，其大部分隶属于江南西路，另有一部分隶属于江南东路。元朝开始确立行中书省制度（简称行省或省）。江西行省辖区远远大于今天的江西省区。除包括了今江西绝大部分地区外（原江西东北地区隶属于江浙行省），还包括了今天广东省的大部分。元朝行省下设路、直隶州、州（同县级行政机构）和县。江西行省下辖龙兴、吉安、南康、赣州、建昌、江州、南安、瑞州、袁州、临江、抚州、饶州、信州等13路和南丰、铅山二直隶州以及48个县、16个县级州。

明朝虽然基本上保留了元朝的省区建制，但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然称省），改路为府和改州为县。江西布政使司辖南昌、瑞州、饶州、南康、九江、广信、抚州、建昌、吉安、袁州、临江、赣州、南安13府，下辖78县，地域基本等同今天的江西省区。

清代改江西布政使司为江西省，行政区域基本承袭明建制。

民国时期，清朝的府、州、厅一律改为县，江西省共辖81县。至1926年北伐军进驻南昌时正式设南昌市。1934年从安徽划婺源县入江西，1947年划回安徽，1949年再次划归江西。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先后在江西建立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其中，著名的有赣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3县和吉安、安福、遂川与湖南酃县的一部分）、湘赣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包括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等县，后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以及包括铜鼓、修水、万载、宜丰等县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赣南和闽西地区的21县（包括江西的瑞金、安远、信丰、广昌、石城、黎川、宁都、兴国、于都、会昌、寻乌等11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故瑞金有红都之称。赣西南部有被誉为“中国革命摇篮”的井冈山，是毛泽东创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中国革命胜利”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

江西历史悠久，山川秀丽，人文荟萃，名胜古迹众多。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滕王阁、八大山人故居在省会南昌。庐山和三清山先后作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国家级候鸟自然保护区有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及鄱阳湖国家级候鸟自然保护区。36处国家级森林公园，5个国家重点保护寺观，52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省各类风景名胜区（点）多达2400余处。

拔地耸立于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滨、凌云飞寺于滔滔奔腾的长江南岸的庐山，风光秀美，景色奇特。历代以来，有500多位名人到此游历过，并留下了4000多首诗词、400多处摩崖题刻，是鸿儒云集、群贤竞至的文化名山。该山容纳了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东正教的寺院僧舍。经历代修建，现山上仍有360余处，因此被誉为“一个山上六个教，走遍天下找不到”的宗教名山。

在庐山东部的五老峰下，有初建于南唐，由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复建的白鹿洞书院。书院经宋、元、明、清各朝的兴修，历久不衰。许多名儒大师都曾来此讲学授业，为我国历史上较早、规模颇大的著名学府和教育圣地。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近10年，他制定的学规成为当时各大书院的楷模。他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学等诸多方面的贡献，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朱熹认为，音乐思想应偏于道德修养。他根据“声依咏、律和声”的说法，又认为“乐乃为诗而作，非诗为乐作”。他认为空谈音乐理论是片面的，主张在实践中研究音律。

江西音乐的历史在唐代以前因材料少而难以考证，只能从已发现的文物和古文献中探知一二，无法形成系统。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新余拾年山一期文化类型、山背文化、樊城堆文化等许多文化遗存中都充分展现了新石器时代江西地区的文化。1961年，在江西修水公元前28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山背遗址发现单孔陶埙一件（这也是迄今为止江西发现的最早的一件乐器）。可以推定，江西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即有音乐之声，江西南昌又存有洪崖先生古迹。据张衡《西京赋》说：“洪崖，三皇时伎人。”洪崖，即黄帝之臣伶伦，《吕氏春秋·仲夏·古乐篇》记其断竹创制乐律，成为“律吕之本”。关于其人其事，有许多相关记载，如：

“洪崖先生，或曰黄帝之臣伶伦也，得道仙去，或云帝尧时已三千岁矣。居西山洪崖，为其得道处，故以为号”。

再如，据清代王杰等人编的《西清续鉴甲编》记载，乾隆二十六年在清江临江镇出土了春秋时期吴国的“工敖王”铜钟11件。这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吴国铜器。“青铜饶”在宜丰、靖安、万载、新余、吉水等地均有发现。“雨钟”在泰和、新余、萍乡、鹰潭、清江、万载、靖安、乐平等地出土数十件。“编钟”在吉水、乐平等地出土了13件，其中乐平一地就出土了10件，同时还出土了敲击编钟用的“木褪”一件。“谆于”在修水、靖安各出土一件，修水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军钟”一件。在都昌发现青铜打击乐器句鑃一件。1979年，在江西贵溪崖墓中出土有3件乐器，一件木制“扁鼓”和两件“十三弦琴”。“十三弦琴”，前7孔，后6孔，有一个长方形的音箱，形制独特，有专家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琴。1989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青铜乐器镈一件、铙3件。江西宜丰天宝乡辛会村出土青铜饶一件。2002年4月，在江西永修县燕坊乡四联村出土两件青铜饶，专家鉴定为商代晚期的乐器。樟树吴城商代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掘，证明江西地区商、周的文化遗存比较丰富，既有古越族鲜明特点的地域艺术，也有先吴区域文化的存在。

从秦汉到隋朝的统一，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全面融合，江西地区儒学随之兴盛，外域佛教文化传入，宗教艺术蓬勃发展。宗教音乐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庐山高僧慧远等人的“唱导”“转读”，以及陆修静的道教科仪音乐等，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特别是隋唐统一后，江西的行政区划概念确立，开始使用“江西”作为文化的地理名称，思想大家和文艺巨擘辈出，从此江西的文化艺术进入自主性的创造和演进时期。

二、唐代江西音乐概略

唐代士人中音乐舞蹈的风气浓厚，大批北方艺术人才来到江南，外地音乐舞蹈传入江西，同当地的民间艺术相互交融，共同形成了唐代江西地区音乐艺术的繁荣。

唐代以来，江西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唐太宗之弟滕王李元婴都督洪州，修建了江南三大名楼中的第一名楼—滕王阁。这座综合性的以宴乐歌舞为一体的宫廷式的豪华建筑，是王府官员和文人雅士经常宴集、结社和欢娱之所。每逢胜饯，宾主争相吟诗，疾笔挥毫，还有大群的歌伎助兴。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给予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高度赞扬。唐代诗人刘禹锡诗云：“滕阁中春倚席开，柘枝蛮鼓殷情雷。”所谓柘枝舞就是从中亚塔什干一带传入的。因为舞时必须踏着鼓点，因此，为柘枝舞伴奏的鼓，也就叫柘枝鼓。而诗中所写的“蛮鼓”就是古越人的传统乐器。

白居易《钟陵饯送》说南昌“翠幕红筵高在云，歌钟一曲万家闻”。钟陵人熊孺诗：“汉家遗事今宵见，楚郭明灯几处张。深夜行歌声绝后，紫姑神下月苍苍。”描写正月十五观灯，到处笙歌彻夜，灯火阑珊的景象。杜牧说：“滕阁丹霄倚，章江碧玉奔。一声仙妓唱，千里暮江痕。”“歌谣千里春长暖，丝管高台月正圆。”每到夜晚，“城头晚鼓雷霆后，桥上游人笑语多。日落汀痕千里色，月当楼午一声歌”。“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这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南昌滕王阁上留下的著名诗句。这些诗歌描写出唐代的南昌是一座繁华的城市，章水悠悠，楼阁高耸，商贾云集，不断地上演着各种歌舞，从不同的侧面描写了当时的音乐生活。

隋唐时期，清商乐在江西地区非常流行。据唐代袁郊《甘泽谣》记载，陶观“有生之初，通于八音，命陶人为譬，潜记岁时，敲取其声，不失其验。撰《乐录》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陶观曾自制三舟，备极坚巧。一舟自载，一舟致宾，一舟贮饮撰客。“而晚有女乐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兴，则穷其景物，兴尽而行”，“经过郡邑，无不招延”。陶观三舟顺流而移，遍游江湖，往往数月不归，其舟所至之处，即闻其所奏之清商曲。今人或以陶观为江南丝竹音乐的首创者。

唐代江西本地善歌者有许和子、张好好等。

许和子，唐代永新人。唐段安节《乐府杂录》所载教坊乐人中有许和子：“开元中，内人有许和子者，本吉州永新县乐家女也。开元末选入宫，即以永新名之，籍于宜春院。”据此，许和子入宫前已在乐籍。唐代很看重善声乐者，以其为“术”，即段氏所说“歌者，乐之歌也。故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迥居诸乐之上”，“既得其术，即可致遏云响谷之妙也”。许和子就是这样的声乐奇才，她“既美且惠，善歌，能变新声。韩娥、延年没后千余载，旷无其人，至永新始继其能。遇高秋朗月，台殿清虚，喉哗一声，响传九陌”。段安节还具体讲了一则故事：“明皇尝独召李漠吹逐其歌，曲终管裂，其妙如此。”唐玄宗叫善笛的李漠吹笛为许和子伴奏，结果许和子歌唱完李漠笛亦裂。

关于许和子的事迹有不少史料都有记载，如：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宋龙衰《江南野史》记载更为详细。

另一著名歌手张好好，据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并序》载，“君为豫章姝”，“牧，太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来乐籍中二”。张好好曾在南昌滕王阁演唱，“高阁倚天半，章江联碧虚。此地试君唱，特使华筵铺”，“盼盼乍垂袖，一声雏凤呼。繁弦迸关纽，塞管裂圆芦。众音不能逐，袅袅穿云衙。主公再三叹，谓言天下殊”。张好好歌如雏凤之呼、声穿云背，同样也是伴奏的乐器不能追逐她的歌喉，被赞为天下少见。张好好后来在民间飘落，命运凄惨。

唐代善琴者多，许多的古诗中均描写和记录了善琴者在江西的活动。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任九江司马的第二年，即元和十年（815年）送客湓浦口（九江）时，听到另外一条船上有琵琶声，随后将船向前靠拢，上船后，见弹琴者是一妇人，遂命酒，令其再弹数曲。在其演奏中，白氏“听其声，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乃长安倡女。观其色，年长色衰，询其人，为贾人之妇”。并了解到此妇人从小就喜爱音乐，学得一手好琵琶，被选进宫做乐人，如今已离宫两年，四处漂泊，致以憔悴。白居易有感而发，挥笔写下了千古卓绝的长诗《琵琶行》。在诗中，白居易对琵琶演奏的音调、音色、音量和各种技巧的运用及力度、速度的变化和处理，以及音乐内涵的表现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的描绘，从而表现出他善于音律，并十分了解音乐各方面的要求和它们的特殊功能。从白居易的这首长诗中，也可反映出当时江西民间器乐活动的一些状况。

唐代江西寺庙禅林的兴盛，促使佛教音乐迅速发展，不但讲唱、赞观之声时时可闻，而且寺院组织的音乐活动也很频繁。

三、宋代江西音乐概略

江西宋代音乐艺术的显著特征是艺术下移民间，呈现出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宋代理学的兴盛，推动了儒学的发展。江西是理学思想的大本营，陈彭年、王钦若、王安石、曾肇、杨万里、姜夔、朱熹等人，潜心研究音乐与礼教、音乐与社会、音乐与人性的关系，各有建树。朱熹从音乐着手，力图恢复《诗经》“声诗”的原来面目，成果卓著。王安石的《礼乐论》《礼论》，杨万里的《乐论》都是宋代重要的音乐理论著作。他们把音乐和政治改革、风俗教化结合起来，以求推动社会的进步。宋代江西也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律吕研究的专家：北宋上高人易延庆，字余庆；南丰人曾宰，曾巩之弟，潜心研究经史音韵；永新人刘泣，应诏与梁适监议大乐，对于钟磐律制进行研究。成就最突出的当属姜夔和朱熹。朱熹参与了制定乐律的工作；姜夔上书朝廷，建议整理国乐，表达了他对音乐的深刻思考，并对后世产生了影响。

建于唐代的奉新华林书院，到了宋初胡仲尧时已经是名满天下。

各地书院重视传统礼乐思想的教育，各地的官学、书院从《诗经》入手，诵诗学乐，不仅弦诵吟咏不辍，其祭祀活动大都得到规范，音乐的教化作用受到重视。

江西琴派：宋代江西士人热爱古琴，对古琴艺术的探究颇有成就，形成了江西琴派，黄庭坚、欧阳修、朱熹、姜夔等人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都有相关论述流传。江西琴派重视技巧，音节华丽，风格柔美，抒情委婉。北宋有皇室推行的“阁谱”，民间则流行“江西谱”，曾风靡一时，“江西谱”的特点是以琴歌为主，多一字一声，配合演唱。南宋著名琴师毛敏仲、徐天民等都曾研习过“江西谱”。

宋代江西民间器乐活动更为普遍。1972年出土的宋代绿釉花瓶，在瓶肩上4个人物的雕塑中，就有打鼓和打板的民族乐器演奏形象，展示出一种由几件乐器伴奏演唱的形式。1956年南昌市出土的宋代磬，上面的铭文注为“绍兴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1975年在波阳县也出土了铜钹一类的打击乐器。

南宋时的音乐家和词人姜夔（1155～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波阳县）人。不但工于诗，而且善于音律，能作曲。在其留下的《白石道人歌曲》6卷中，《扬州慢》《暗香》《疏影》等词曲17首，均有古工尺谱旁谱。最后一首是琴歌《古怨》，乐曲旁缀减字谱。这首古琴曲表面上看是首琴歌，实际上他是借此作侧商调的研究。有诗云：“侧商调里唱伊州。”当时“侧商调”已亡，他想根据这诗句研究“侧商调”到底是什么，在古琴上如何才能得到“侧商调”。经过研究，他认为伊州大食调就是黄钟律清之商调。由于“慢角乃黄钟之宫”，那么“侧商乃黄钟之侧”。

《宋史·乐志》记其《大乐议》，又记“夔乃自作镶圣宋饶歌曲”，“然夔言为乐必定黄钟，迄无成说”。姜夔对于我国古代音乐史的主要贡献是他自己琢创音韵最娇的“新词”，在中国音乐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著有《白石道人歌曲》6卷，包括他自己的自度曲、古曲及词乐曲调等。集中有17首词，自注工尺旁谱。宋词乐谱现已大部失传，因此，这是流传至今唯一一部带有曲谱的完整的宋代词乐文献，大致能反映宋词音乐的原貌，被视为“音乐史上的稀世珍宝”。

宋代不少文人继承隋唐以来注意向民歌学习的传统，吸收民歌的创作手法，采用民歌作为素材，或者直接将民歌融入创作歌曲中，文人创作的这类歌曲包括樵歌、渔歌、田歌、讽喻歌和山歌等。

江西曲艺的历史，大致可以追溯至两宋时期。“勾栏”“瓦舍”这类供包括说唱表演在内的各色民间艺人卖艺和市民娱乐活动的专门场所，在两宋时期的江西各地已经出现。今南昌市中山路有街名“瓦子角”，便是当年“瓦子”之所在。

至南宋时期，道情的演唱活动已经比较普遍而且也见诸具体的文字记载，在《武林旧事》第4卷，“乾淳教坊乐部”条的“大鼓色”目下，所列的一个名叫张守道的艺人，就特别注明为“唱道情”。

以韵散相结合的文体来说唱故事的“鼓子词”和讲史、讲经、商谜等“说话”类民间曲艺也已在江西流行。北宋欧阳修创作的《渔家傲·十二月鼓子词》和《采桑子·西湖好》这两部鼓子词作品，是宋代鼓子词作品中为数不多的遗世作品，为后世研究宋代鼓子词的演唱形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本。而且，宋代鼓子词的歌唱形式也被认为是明清时期流行的鼓书曲艺的一个重要源头。

江西堪称是戏曲之乡，江西戏曲的开始应该是南戏最初入赣的时期，大约是在宋元之际，《中国戏曲志·江西卷》：“这是永嘉戏曲于南宋咸淳年间传入江西南丰县的确切记载。经当地‘泼少年化之’，致使这种‘淫哇’之曲日益兴盛，并逐渐在南丰扎下根来。”

四、元代江西音乐概略

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朝建立后，江西归江西行中书省管辖。此时江西文化中成就最为突出的是元代散曲，元散曲中的江西作家有刘时中、周德清、赵善庆、汪元亨等。南昌人刘时中的套曲《端正好·上高监司》，褒贬政绩，针砭时弊，是元曲中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

元代，江西音乐人才辈出。崇仁吴澄、虞集等是元代对传统庙堂音乐有研究的学者，对元代雅乐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南北音乐的交流有所建树。安福彭丝著《黄钟律说》，豫章胡氏（姓名不详）著《胡氏律论》，富州熊自得著《释乐书》，这些论著都是江西律吕研究的重要成果。乐平人朱公迁，字克升，对于经传百家之书、礼乐律政制度文物无不精通，著有《诗经疏义》一部。

进贤人熊钊、都阳人徐素、清江人刘永之、乐安人何淑等人都专心致志地研究儒家音乐。安成（今安福）人刘闻、富州人揭汰、都阳人叶兰，先后在朝廷任太常博士之职，是朝廷主管音乐的主要官员。其中吴澄、熊朋来、虞集等是元代传统音乐研究和传播的佼佼者。(www.xing528.com)

熊朋来出任福清州判官，自号天墉先生，他无意仕途，一心只在音乐研究上。“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乐”。熊朋来的《瑟谱》，是瑟研究最为精深的文章，影响深远。《瑟谱》有6卷，在乐曲考古学领域具有重要价值。他还著有《魏氏乐谱》《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等。

元代，江西琴家甚多，其中代表性琴家有萧性渊、虞集、范梓、周鼎、李天和等。金溪人危素的《送琴师张宏道序（甲戌）》是研究琴派“江谱”和“浙谱”演变的重要文章。

元代江西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利用民歌的形式创作的歌曲共同推动着元代江西音乐的繁荣。《江西奉使宣抚谣》《女儿浦歌二首》《云锦溪掉歌七首》《采桑歌》等都是元代民歌的代表作。

江西也是元曲杂剧的繁盛地区，是元曲杂剧发展整体中一个重要部分。江西元代杂剧作家迭出，旅居江西的李文蔚、王廷秀、沈和以及赣籍作家肖德样、赵善庆、汪元亨都有作品问世。

元代戏曲艺术巨匠其代表人物有：

元代燕南芝庵，名姓里籍皆不详。《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以元代江西永修县人燕公南“著有《唱论》”，今姑从之，佼考。

燕南芝庵的《唱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极其珍贵的声乐专著，是对古典戏曲声乐实践理论的总结。篇幅短小，不分卷数，首见元杨朝英所编《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卷首。

元杂剧的兴起，推动了音韵学的研究。高安人周德清在音韵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他是元代卓越的音韵学家，也是著名的散曲家。《高安县志》说他“工乐府，精通音律之道”。其最大的成就是所著的《中原音韵》，打破了《广韵》与《平水韵》分部的局限，在研究当时汉语音韵方面做出了贡献，在中国语音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曲韵、曲论、曲谱、曲选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使之成为中国最早的戏曲声腔之一，是北曲制作韵谱的第一人。

五、唐代以来江西宗教音乐概略

唐代以来江西的禅宗与道教极其兴盛，江西宗教所产生的艺术也体现了地域的特点与风格。江西的禅宗地位非常重要，在全国乃至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影响都很大。唐代以来道教活动在九江庐山、上饶三清山和灵山、贵溪龙虎山、南城麻姑山、樟树阁皂山、峡江玉苟山及南昌西山等宗教名山也相当繁盛。

据有关文献记载：唐天宝七年（748年），唐玄宗亲赐第15代天师张高手书，嘉贲天师符篆；同时召见张高，命即京师置坛传篆，赐金帛，免租税，在京设立授篆院。唐肃宗曾降金帛，建醮于龙虎山，赐宸翰以赞天师像。唐会昌年间（841～846），武宗召第20代天师张谌，命以官不拜，即赐金帛在龙虎山修建殿宇，并御书额曰：“真仙观”。唐咸通年间（860～874），懿宗又命张谌建金篆大醮，赐金帛还山。

北宋时期，真、徽二宗，笃信道教。这两位“道君皇帝”对张氏后裔更是青睐。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改龙虎山“真仙观”为“上清观”。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又召见第24代天师张正随，赐封“真静先生”。并赐币在龙虎山扩建上清观，蠲其田租，准其世袭。宋徽宗曾四召“虚静先生”，并命改“上清观”为“正一宫”。

南宋时期，理宗赐封第35代天师张可大为“妙观先生”，敕其提举三山（龙虎山、阁皂山、茅山）符篆，并兼御前诸道观教门公事，主领龙翔宫。

元代，各朝皇帝任天师（正一）历统江南道教和总管全国道教多年，各地道观都由正一道士提点。

明朝，朱元璋对江南天师道怀有特殊感情，第42代天师张正常备受信赖和重用，洪武五年（1372年）被授为“正一嗣教获国阐祖通诚崇道宏德大真人”，命掌天下道教事，并赐白金十五镒修葺天师府第。洪武十三年（1380年）又授第43代天师张宇初为“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大真人”，领道教书，使天师道得以兴旺和发展。

自明代中叶始，道教已逐步走向衰落。到清代，正一道进一步受到冷落。

中华民国时期，由于无神论思想的传人和广布以及“五四运动”的爆发，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席卷全国，给一切宗教活动以沉重的打击。中华民国元年，江西督都府取消了“张天师”的封号，收回其封地，天师道完全失去了当年的荣耀和尊位。

1948年，天师道的第63代天师出走台湾。至此，天师道形成了大陆与台湾两个方面的余绪。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20世纪60年代末，在道教以及备宫观道院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紧接着又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随之各地道士纷纷返乡务农，道教活动完全消失。一些道观受到进一步的破坏，有的被占作他用。

1982年，随着我国宗教政策的落实，一些道观庙宇得以修复，一些道士重返道院，宗教活动在一些宫观寺庙里的法事活动得以逐渐恢复。

江西道教音乐分为两类：龙虎山天师道宫观道乐与民间道乐。

龙虎山天师道宫观道乐，这是江西道教音乐的主体部分。天师道是重斋醮科仪的道教派别。它的斋醮科仪设有复杂繁多的程序：设坛、上供、焚香、升坛、画符、念咒、鸣鼓、发炉、降神、迎驾、表章、诵经、赞颂、宣词、步虚等内容，并配以烛灯、禹步、唱礼、音乐等形式。音乐是天师道斋醮科仪活动中绝对不可缺少的部分。江西道教音乐由传统道教经韵音乐，从当地的戏曲音乐和民间音乐曲牌中吸收过来的一部分乐曲，从儒学礼乐和佛教音乐中吸纳、兼容的乐曲等三方面构成。现存《道藏》保存了两部古代道教乐谱：一部是《玉音法事》3卷；另一部是《大明仿制玄教乐章》一卷，载有道教音乐14首。《道藏辑要》中的《全真正韵》也是一部道教音乐作品。

龙虎山天师道宫观道乐分为唱赞与曲牌两部分。

据说，龙虎山天师道宫观唱赞道乐共有100多首，如：唱赞《迎请师尊赞》《启请赞》《中央安镇赞》《符使赞》《迎三宝赞》《五星神咒赞》《三官经诵赞（一）》《灶司赞》《垂帘赞》《普陀赞（一）》《孤魂赞》《三大圣赞》等。

道教曲牌音乐，在科仪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在科仪活动中，每一项法事、每首唱赞道乐的转换之间，都必须使用锣鼓乐或曲牌音乐，作为过场音乐。这种过场音乐都是根据阴阳法事中的不同需要而安排的。常用的曲牌有：小开门、傍妆台、望妆台、山坡羊、垂帘文、浪淘沙等。

江西道教音乐中所使用的乐器分为两类：一类是管弦乐器，一类是法器。管弦乐器有竹笛、油箫、笙、唢呐、二胡、中胡、琵琶、三弦、扬琴；法器，即打击乐器，品种非常丰富，有大铙、小铙、大钹、小钹、铛子、木鱼、五音木鱼、大鼓、小鼓、钟、大磬、小磬、钵等，它们在道教科仪中的运用，是一种显示宗教法力的象征。

宋元间在南昌西山兴起的另一个道教派别，由灵宝派分衍而成，称“净明忠孝道”。净明道在各地也有较大的影响。

佛教传入江西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江西佛教的历史，大致经历了4个时期：初传期—东汉至三国（58～265）；发展期—晋至南朝（265～581）；鼎盛期—隋、唐至宋（581～1279）；保持期—元、明、清（1279～1911）。近代学者胡适曾对江西东林寺佛教文化有过一句精辟的点评：“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江西的佛教音乐十分丰富，虽然派别甚多，但均以吟诵唱念为主，丝竹、法器演奏为辅，它有一套佛教仪规的律制，一直沿袭不变。

江西佛教音乐分为两类：一类是寺院佛乐，一类是民间佛乐。寺院佛乐由梵呗与法曲两部分构成，民间佛乐由俗呗与曲牌两部分构成。佛曲的代表曲有《杨枝净水》《开经偈》《大悲咒》《三皈依》《劝世佛颂》《弥勒佛》《地藏菩萨礼赞》《赞佛偈》《大阿弥陀赞》《戒定真香》《赞礼西方》《拜愿》等。

江西的佛教音乐流传也很广，但主要保存在九江能仁寺、东林寺，永修真如寺、广济寺，南昌佑民寺，靖安宝峰寺，萍乡莲宗寺，宁都莲花寺等寺院中。

六、明清时期江西音乐概略

1958年，南城县明益庄王朱厚烨和妻（妃）王氏、万氏合葬墓出土了文物多达656件，其中与音乐有关的乐俑就有105个，可分大小型骑马乐俑、男女管弦乐俑和步行男乐俑等诸类。所持乐器有鼓、腰鼓、锣、钹、唢呐、笛、箫、笙、琵琶、琴、筝和拍板等，个个神态各异。它反映出当时王府的音乐活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明代江西是一个高奏高腔的时代。当时流行于江西的高腔音乐有弋阳腔、青阳腔、海盐腔、四平腔、道士腔等，均属曲牌联套体。高腔音乐，如弋阳腔又衍生出徽州、青阳、四平、乐平、京腔等诸多高腔，即所谓“弋阳诸腔”。高腔在江西几百年持续流传。高腔之外，康熙、乾隆年间在江西形成的宜黄腔亦因其戏曲音乐特色而风靡一时。

明代江西戏剧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元杂剧逐渐走向衰微，弋阳腔发展为成熟的声腔，且影响遍及许多地域，为其他地方戏曲所吸收和借鉴。在弋阳腔以及余姚腔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青阳腔传入江西，成为受欢迎的戏曲声腔。明代中国出现了两位大戏曲家，一位是江西临川人汤显祖，一位是江西南昌人魏良辅。

汤显祖（1550～1616年），戏曲剧作家、文学家，又精通音律，以“临川四梦”（即《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和高扬人性精神的人物塑造，被后世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称为“玉茗派”或“临川派”。他创作的“玉茗堂四梦”（又称“临川四梦”），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牡丹亭》问世后，盛行一时，举世推崇，几百年来盛演不衰，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在戏剧文学上成为不朽名作。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历史，现在还传播到世界上很多国家，被视为戏剧艺术珍品，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汤显祖代表了明代戏曲的最高成就，也为中国戏曲历史树立了一座高入云天的丰碑。

魏良辅（1522～1572）在戏曲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成功改革了昆腔，使得昆腔成为文人最喜欢的戏曲声腔，被崇奉为开创昆山腔的鼻祖。另外，魏良辅的著作《曲律》，也是指导戏曲演唱的重要论著。魏良辅还著有《南词引正》，对昆曲的歌唱规律及技法进行了理论总结。

江西铅山人蒋士锉是清代首屈一指的戏曲作家。蒋士锉著有戏曲作品16种存世，其中传奇8种，杂剧8种。但清代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下又提到“闻其疾中尚有左手所撰十五种曲未刊”，则蒋士锉所著不止16种。其剧本曲词才气横溢，文采斑斓，多受到当时文坛的高度评价。他对前朝戏剧家汤显祖十分敬仰，曾创作《临川梦》，塑造汤显祖的高贵人品；又创作《冬青树》歌颂文天祥的凛然气节。而《一片石》《第二碑》《采樵图》等作品，均写娄妃，亦以忠义许之。蒋士锉一系列的道德题材创作，具有戏曲的教化功能，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精神价值观的体现。故袁枚《蒋公墓志铭》赞蒋士锉“志节凛凛，以古丈夫自励”。

明代朱权创作杂剧甚多，现存有《冲漠子独步大罗天》《文君私奔相如》两种。又著《太和正音谱》，书中大量例曲保留了一些散佚的元杂剧、散曲及其创作概貌与演出情况，在戏曲文献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曲谱部分是现存最古的北杂剧曲谱，后来明清人的曲谱中北曲部分都是以《太和正音谱》为依据的。王国维在戏曲史研究中也大量引用了朱权的《太和正音谱》。

江西及周边地区的农业经济历史及民间风俗孕育并催生了江西的民间小戏。江西采茶戏即是在全省长期广为流行的地方剧种。自明代始，赣南民间采茶舞蹈在赣县王母渡下邦乡成熟起来。当地每年在开园摘茶前，有唱茶歌、舞茶灯的习俗，后经民间艺人潜心锤炼，形成了集矮子步、扇子花、单袖筒等表演艺术手法为一体，具有浓郁赣南地方风味的民间舞蹈，并从舞蹈发展为有人物、情节的采茶戏，成为江西的两大剧种之一。因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鲜明的地方特色以及欢快的载歌载舞的演出形式，受到欢迎而获得迅速发展和流行，在赣南境内遍及南康、大余、上犹、崇义、赣县、于都、广昌、石城、瑞金、会昌、寻乌、安远、龙南、全南、定南、信丰等县。

采茶戏在发展过程中曾受到黄梅戏、花鼓戏的影响，加上各地语言和习俗有所不同，又在全省产生了一些支派，几乎覆盖了江西全境，在风格上则略有差异。在这些地方旧称“三脚班”“半班”“花鼓灯”“花鼓班”“丝弦戏”“锣鼓戏”“茶戏”“采茶”“灯班”“灯戏”“茶灯戏”“采茶戏”等。

江西外来剧种有自清代开始传入的祁阳戏（即祁剧，江西时称之“楚南戏”或“湖南戏”）及湘剧（江西时称之“汉调”），自民国前期传人的黄梅戏和绍兴文戏（即越剧），民国中期创办了改良平剧班（即京剧）等等。

至明代，鼓子词、道情、莲花落、弹词等说唱艺术在民间已经十分流行。逐渐发展成为江西特色的曲艺音乐。说唱音乐本是一种贫民音乐，又是一种与语言密切相结合的音乐。其特点体现在走唱千家万户的流动性、单人或数人表演的灵活性、使用方言乡曲的亲和性、音乐和演唱形式的不断革新以及适应贫民低廉的付费等，因而在民间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使这种艺术的走动空间及演出地点超过了任何一种艺术。

明代江西文人重视礼乐与律吕的研究，出现了一批音乐研究的人才，音乐研究著述丰富。如：婺源人潘继善著有《音律节略考》；宁都人彭任生（1624～1708），字中叔，一字逊仕，著有《礼记类编》10卷；新建人徐世溥，字巨源，音乐著作有《韵丛》《韵蒙》《斌琴苑》等；南康人毛乾乾（1653～1729），初名惕，字用九，号心易，著《乐述》和《诗经音韵》；乐平人胡翘元，字羽尧，著有《周礼会通》《礼记》《礼仪会通》等；宁都人卢明楷（1702～1766），字瑞臣，通经史，犹精乐律，参与朝廷组织的《律吕正义》考订工作，此书是清代最重要的一部研究律吕的著作。

清代以前，据道光《新建县志》《临川县志》记载，中国田园诗开创者谢灵运（421年）在临川为官时，他和当时高僧慧壑先后在临川、新建、庐山设有翻经台，从事佛经翻译工作，谢灵运所著《十四音训叙》、慧椒所著的《十四音训》是中国当时最早的“声韵”。它的形成与当时佛教的传入有密切关系（见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

七、琴家与民间音乐

明代江西文人大多喜欢弹琴。最有影响的是宁献王朱权。

朱权，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琴艺精湛，自幼生活在浓厚的音乐氛围中，不仅善琴，也制作琴，他曾制“中和”型“飞瀑连珠”琴。

朱权所编《神奇秘谱》刊行于明洪熙元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琴谱。这本古琴谱集所收曲谱数量多，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包括了唐、宋音乐。书中的几十首琴曲，每曲必有解释，或依据琴史，或为朱权自己之理解。《神奇秘谱》学术价值极高，此琴谱集历来为琴家所重视，现在成为研究古代琴曲及打谱、演奏的首选谱本。

江西民间音乐在清代进入一个繁盛时期，这一时期民间音乐呈现出题材广泛、风格迥异、形式多样化的趋势。江西不少县志记载都印证了江西在明清时期的迎神祭祀、民间婚俗等民俗活动中就有吹打乐、灯彩锣、丝竹乐的演奏活动。在民间，人们为了驱邪逐疫、迎神酬愿、祈年消灾、保佑生活太平祥和，常常进行一些祭祀活动。而在这些祭祀活动中，音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明正德年间（1506～1521）编修的《新城县志》记载：“每届秋后，各地庙会接踵而来，迎神演剧，鼓吹喧天，观者填街塞巷。”明嘉靖年间（1522～1566）编修的《崇义县志》载：“每年春二月、秋八月行祈谷礼，侑以鼓笛俗乐。”清同治年间（1862～1874）编修的《临川县志》载：“每届秋熟，则载木偶泥像，敲锣吹角……游行城廓，拥道，塞途。”《上饶县志》也载道：“观灯赏彩早在唐代就卷席信江之滨，后至明末清初，市井乡里更为盛行，并伴以鼓乐丝竹之音，不绝于耳。”明正德版《新城县志》在“民俗篇”中载，婚时“以鼓乐彩灯导彩舆至妇家”；清同治版《宜黄县志》载：“婚礼纳彩问名诸事皆古礼惟不行亲迎……及，期鼓乐，用花轿抬新妇入门，三日入厨下，亦鼓乐。”明正德年间（1506～1521）的《新城县志·风俗》，其中载道：“元宵自十三日至十六日，人家张灯鲜，惟城市、乡村有跳龙灯、跳狮子灯、马灯者，踏歌金鼓，浪沸喧天。”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南城县志·风俗》中记载：“上元节，自十三日至十六日，神庙市肆皆张灯，放花爆。灯极精巧，装捏人物，皆有机以运之，又装龙灯、马灯、狮子灯、花鼓灯。金鼓踏歌，比户玩演，谓之闹元宵。”清道光五年（1825年）的《宜黄县志·风俗》中云：“上元前后，各于保甲内土神庙作年规会建醮祈年禳灾。壮士擎纸船锣鼓引道士沿户入门洒净祓除不详……”同时还提到：“端午节前，土人舁龙船头，锣鼓导至各户洒净。如上元龙舟竞渡，唱太平歌，悠扬入听。”清同治九年（1870年）《临川县志·风俗》记载：“每年秋迎神赛会，踵事增华，锣鼓喧阗……”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遂川县志·政事》中也有相似的记述：“乡俗旧有悬神舟画轴，轮家置酒，金鼓彻夕，谓之接元宵。”明嘉靖（1522～1566）《崇义县志》记述：“每年春二月、秋八月行祈谷礼，侑以鼓笛俗乐。”清康熙（1662～1722）《万年县志》中也提到“村野处处丝竹之音不绝于耳”等等。

明代民歌的繁荣，推动了江南茶歌的流行，明王骥德《曲律》载：“至北之滥，流而为粉红莲、银纽丝、打枣杆；南之滥，流而为吴之山歌，越之采茶诸小曲，不膏郑声，然各有其致二。”江西盛产茶叶，茶歌是江西民间最喜欢唱的歌曲。明万历石城崖岭《熊氏大修谱》载：“每月夕花晨，座上常满，酒半酣则率小奚唱《插秧采茶歌》，自击竹附和声呜呜然，撼户睛。”汤显祖《即事寄孙世行吕玉绳二首》还有“长桥夜月歌携酒，僻坞春风唱采茶”的句子。茶歌理曲、樵歌野唱的流行，刺激了文人的创作。一些诗人、散曲作家受民歌的影响，也写一些语言通俗、琅琅上口的歌曲，共同谱写了江西民间歌曲繁荣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