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旋律：歌声里的红色故事》—电影《铁道游击队》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把刘知侠的长篇小说搬上了银幕，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铁道游击队》。影片由刘知侠担任编剧，铁道游击队队长原型之一的刘金山担任军事顾问并亲自坐镇指挥拍摄。

那年，刚刚26岁的吕其明应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他1930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1940年加入新四军，此后长期在部队文工团从事文艺工作。1949年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音乐创作，后任上海电影乐团团长。他一生为几十部故事片、上百部（集）电视剧作曲，还创作了大量的声乐作品和交响乐。2005年6月，在中国电影百年诞辰前夕，他荣膺中国当代电影音乐终身成就奖。

吕其明介绍说，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他一直都在山东，所以对刘知侠的小说《铁道游击队》非常喜欢，被铁道游击队员的革命英雄形象深深打动。当时，他向导演赵明建议：这部电影从头至尾战斗都很激烈，应该安排一首插曲舒缓一下节奏。导演赞同后，他立即请芦芒、何彬两位上海诗人创作了歌词。

芦芒（1920～1979），出生于上海。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有较多的木刻版画作品和诗歌发表于《江淮日报》《盐阜大众报》和《先锋》等报纸杂志上。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和创作委员会诗歌组组长，上海文联理事，以及《上海文学》《收获》《萌芽》杂志编委等职。

何彬，1929年5月生，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人。1945年参加新四军，从事文艺工作。1947年就读于山东大学文艺系。之后，相继担任北京新影乐团民族乐队队长兼指挥、哈尔滨艺术学院民乐教研室主任、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等职。他擅长弹奏琵琶，创作了大量的革命歌曲。

1956年，他们携手合作，投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歌词创作。(www.xing528.com)

当年的游击队员张麟说，日本鬼子叫他们“毛猴子”“飞虎队”。他们穿着“半军半民”：连以上的干部多是从延安和沂蒙山里来的，穿军装，打绑腿；排以下的战士全是当地人，多文盲，没有统一军装，只是比普通老百姓手上多把套简枪。“我这个小文书，没有长枪，也没有短枪，只有两个木柄手榴弹。”

吕其明在谈到创作体会时表示，小说所描写的铁道游击队员的形象，使他联想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经常看到的那些身穿便衣、扎着子弹带、手拿套简枪或大刀的游击队员，他们大多是不识字的农民。这些形象令人难忘，为他提供了创作的依据。从这些游击队员的口中，是唱不出洋腔洋调的，只能唱出语言生动、通俗、民歌风格强烈的歌曲。诗人芦芒、何彬根据这一要求，写出了具有鲜明、生动形象的歌词，为他作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歌词开头短短的四句，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写生画：太阳落山了，鬼子被打退了，微山湖一片寂静。在这战斗的间隙里，英勇的游击队员们面对大敌，从容镇定地唱起了动人的歌谣。中段歌唱了游击队员们在千里铁道线上，到处留下了战斗的脚印，尽情抒发了革命战士“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由于以上内容的需要，中段改变了歌谣体的写法，带有某些进行曲的因素，产生了前后对比的作用。第三段又回到了歌谣体，与开头四句遥相呼应，表达了游击队员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他们对“人民的胜利就要来到”的坚定信念。

吕其明到山东对当地的民歌和戏曲进行调研，与群众一起同唱民歌，从而探索其中的特点，寻求语言和音调相配合的最佳切入点。他并没有以现成的民间歌谣为素材，也就是说，他没有采用民歌改编的办法来配曲，而是根据自己对山东民间音乐多年的学习和理解，采用山东民歌中富有典型意义的旋法和调式落音，并结合方言的音调，运用四四拍与四二拍相结合的手法完成。歌曲借用中国民间乐器——土琵琶这一载体，反映了山东民歌质朴、淳厚、强悍、诙谐的特点。因为这首歌采用了带再现的三部曲式手法，整个曲子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充满了叙事性和故事性。

他说，这首插曲，创作的想法既简单又朴素，可以说是自然流露。实践证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越是扎根于民族土壤的作品，越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