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云南玉溪人。1930年，他到上海明月歌舞团担任小提琴师，开始了艺术生涯。
当时，湖南人黎锦晖是明月歌舞团的老板，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中有过卓越的贡献。他是指导聂耳学习作曲的老师。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聂耳看到了日寇的暴行，听到了民众的呼声，认为音乐应该用来杀敌，而明月歌舞团还在上演一些儿童歌舞剧和爱情歌舞，是“软豆腐”。可是，黎锦晖认为音乐不能救国，仅是娱乐而已。于是，聂耳在1932年7月，以“黑天使”的笔名在《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中国歌舞短论》一文，批评黎锦晖的观点，并与他分道扬镳，进入联华影业公司。1934年4月，他担任东方百代公司音乐部的副主任，与挚友田汉越走越近。
1935年3月，聂耳从孙师毅那儿得知影片《风云儿女》需要谱曲的消息，于是主动跑去找夏衍“抢工作”。
夏衍回忆，他将电影文学剧本交给导演后，没几天就遇到聂耳。聂耳第一句话就是：“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一个主题歌？”他给聂耳看了电影剧本，故事内容聂耳是早就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的那一首歌。聂耳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他开口，聂耳已经伸出手来和他握手了。“我干！交给我。”聂耳重复了一遍，“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聂耳说，写这个曲子时，他完全被义勇军救亡的感情激励着，创作的冲动就像潮水一样从心里涌出来，于是初稿一气呵成。可是写好之后，倒是花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来修改。
那时，聂耳住在上海霞飞路的一间楼房的顶层小阁楼里，地下铺了一层板，爬上去就是铺，只能在那里睡觉。在作曲的过程中，他总是一边写，一边唱，又跺脚，又指挥，很激动，房东听得都不耐烦了。(www.xing528.com)
电通公司的录音师司徒慧敏知情后，就与爱人雪琼商量：“让聂耳同志来我们家作曲好不好？”雪琼一听有“同志”两个字，心里就明白了，那是党的事，就欢迎他来。于是，聂耳就到司徒慧敏家临门狭小的厅里创作。他每一次来，只要一敲门，司徒慧敏的母亲周二女就喊：“雪琼，‘起来’又来了，你煮饭多加一把米。”因为他创作时，经常会唱到“起来”，周二女就冠以别名。周二女虽不识字，却是聂耳的忠实听众，聂耳唱，她也跟着唱。她还特别激动地说：“我也是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人啊！”聂耳在创作时，经常进入忘我的状态，有时吃饭，他刚吃一口，突发灵感，就拿着筷子一边打拍子，一边唱着歌，一边记录。
导演许幸之听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试唱之后，还问聂耳：“你是不是受了《国际歌》和《马赛曲》的一些影响？”聂耳坦率地承认说：“对啊！不过它比《国际歌》更明快，比《马赛曲》更激昂。你没有感觉到吗？”
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随着聂耳创作的优秀歌曲的广泛传播，1935年4月1日传来了国民党反动特务要逮捕他的消息。渴望学习的聂耳于是决定出国，计划首先到日本，然后去欧洲考察、进修。为了保护这位年轻有为的革命战士，夏衍代表党组织批准他暂时出去躲避一段时间。经过半个月紧张的准备，聂耳将影片《风云儿女》的配乐托付给贺绿汀继续完成。4月15日，聂耳乘船离开了上海。在日本，他立即对《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继续进行修改、加工。完成后，他迅速把定稿寄给了上海电通影业公司的孙师毅和司徒慧敏。接着，袁牧之、司徒慧敏等演唱者进行练唱，并请百代公司的乐队伴奏。
关于“义勇军进行曲”这个歌名，是何时定下来的呢？田汉写的电影故事里，原来只是说，它是影片男主角、诗人辛白华（袁牧之饰演）写作的诗歌《万里长城》的第一段。现存的聂耳手稿影印谱上，此歌歌名也只是“进行曲”。到了1935年5月9日，录制唱片的歌名变成了“义勇军进行曲”。
不幸的是，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身亡，年仅23周岁。从此，《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他的绝唱。接到噩耗，身在狱中的田汉捶胸顿足，写下挽诗：“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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