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一个周六的晚上，琼崖纵队老干部王雁秋在北京马列学院进修时，见到了毛主席。他向毛主席讲述了琼崖纵队的革命历史，并提及了乐会县女子军特务连的斗争事迹。毛主席听后，连说了两个“很好”：“琼崖纵队有娘子军，听说打得很好，又是革命典范，很好。”
当时，“红色娘子军”的说法尚未提出，其原型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
1931年5月1日，在海南琼海市内园村小学的操场上，女子军特务连召开了成立大会，组成了三个排，九个班，共一百多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这些穷苦的农村妇女勇敢地拿起了枪。最初，她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领导机关、看守犯人和进行宣传。然而，随着战斗形势的变化，她们很快投入了战斗。娘子军参与了消灭乐会县国民党“剿共”总指挥陈贵苑盘踞的沙帽岭伏击战，此后又参与了火烧文市炮楼、炮轰白石岭等一系列战斗，威震海南岛。1932年8月，国民党警卫旅陈汉光部围剿琼崖革命根据地，战斗白热化。刚刚成立一年零三个月的女子军特务连与红军一营奉命在马鞍岭进行阻击，迎来了最为惨烈的一战。战斗中，她们留下了一个班的十人打阻击，直至弹尽粮绝，全部牺牲。当完成掩护作战失利的海南红军主力的任务后，娘子军被迫解散，散落民间。
把这一题材最先写进文学作品的，是曾任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的刘文韶。
刘文韶，1950年参加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在海南军区政治部做宣传工作达10年之久。后来，他担任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深圳市委副秘书长等职。
1956年，他在一本油印的讲述海南琼崖纵队战史的小册子中发现了一行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一百廿二人。”除此之外，并无更多的记述。刘文韶敏锐地感觉到，这三十个字背后肯定有段丰富而独特的历史。于是，他四处探访，找到了当年女兵连的连长冯增敏，故事就在他的一次次采访中逐渐清晰起来。
刘文韶权衡再三，选择用报告文学来表现那段尘封的岁月。他起初定名为“女子特务连”，写下后觉得平常，后定为朗朗上口的“红色娘子军”。1957年8月的《解放军文艺》刊登了这篇近三万字的报告文学，第一次披露和宣传了这些女红军的事迹，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随后，表现红色娘子军的戏剧、电影、芭蕾舞，都取材于此。
最早梦想把《红色娘子军》搬上电影银幕的，是编剧梁信。(www.xing528.com)
梁信（1926～2017），原名郭良信，出生于吉林省扶余县（今扶余市），祖籍山东省。1945年参军，毕业于中南部队艺术学院。中国著名编剧、作家。
1957年，作为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话剧团专业作家的梁信，被打成了“右派”。1958年夏天，在等待上级机关批准调动的过程中，梁信出差到了正处“大跃进”高潮中的海南岛。他四处找资料、查档案，采访健在的女子军特务连女红军，并在她们战斗和生活过的热带深山老林、黎村苗寨中穿行……三个多月后，他在海口招待所熬了四天四夜，一鼓作气，写出一个电影文学剧本《琼岛英雄花》。该剧题材新颖，情节动人，人物鲜明，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敌人斗争的艰苦历程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剧本的结局很悲壮——娘子军全部牺牲。
梁信把剧本首先送请当年琼崖纵队主要领导冯白驹、肖焕辉审阅，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与勉励。此时，他接到通知，仍留原单位搞创作。按照当时部队的规定，他创作的电影剧本必须先交八一电影制片厂。八一厂认为“很有基础”，也有意拍摄，后却意外发生变故，于是就近转至珠江电影制片厂。等了很久，又无结果。就在梁信表示“事已可一可二，不可再三再四”之际，时任广州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戴碧湘感到“不能就这样埋没了”，坚持将剧本打印了40本，分别改寄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以及上海的天马、海燕、江南电影制片厂。此时，已是1959年初春。
接着，梁信突然接到一封来自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来信，写信人叫谢晋。谢晋在信中说，他看了《琼岛英雄花》剧本后，彻夜未眠，决心要拍成电影，两人的合作由此开始。最后也是谢晋提议，将电影的名字改为更简明生动的“红色娘子军”。
1960年，彩色故事片《红色娘子军》摄制完成。也是这一年，冯增敏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了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中央军委还奖励她五六式半自动步枪1支、子弹200发。
影片《红色娘子军》于1961年7月1日作为建党40周年献礼片在全国公映，引起巨大轰动，长映不衰，据说创下了“8亿人口有6亿人观看”的盛况。1962年5月22日，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的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上，《红色娘子军》一举夺得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谢晋）、最佳女演员（祝希娟）、最佳配角（陈强）四项大奖。大文豪郭沫若观看影片后，激动地赋诗一首：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皆东风。浇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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