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8月28日，英国军队逼迫清政府在南京签订《南京条约》，规定了英国人可以携带家眷等“寄居大等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39]上海被迫开放。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以上海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城市相继兴起，改变了传统发展格局，引发了市镇地位和功能的变化。[40]上海地处中国海岸线中点和长江入海口，本身农产品丰富，周围又盛产丝、茶等特产，并拥有广阔内地腹地，水陆交通均极便利。对外开放以后上海原有经济迅即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旋涡。[41]
在以苏州为中心的传统商品经济体系和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经济体系对江南市镇的影响是不同的。上海开埠后，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水上运输体系。这样一个近代化水上运输体系，是以上海为中心，贯万里长江，联广阔腹地，串沿海口岸，系南北贸易，倾销列强商品于内地，汇聚我国资源向国外。[42]然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航运网络的架构，是以区域内众多大中小城镇为支点的。沿海沿江的宁波、南通、镇江等城市与内河沿线的苏州、杭州、无锡、常州、嘉兴、湖州及众多市镇一起，组合成长江三角洲江河海衔接、覆盖面广的航运网络，并因此促进了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各地城乡的经济联系和互补互动。[43]
以湖州为例，湖州丝业巨镇南浔从19世纪后期起，逐渐成为上海市场的生丝供应地。“道光以后，湖丝出洋，其始运至广东，其继运至上海销售。南浔七里所产之丝尤著名，出产既富，经商上海者乃日众。”(《南浔志》)在近代上海开埠后的最初几年，经南浔运往上海的辑里生丝，在上海生丝出口额中占了半数之多。当时一批南浔丝商以上海开埠为契机，利用地缘与业缘的优势，贩丝沪上，崛起于上海。南浔的生丝自开埠后即占领了欧洲市场，如果以1843年出口欧洲之生丝为100的话，到1845年即增加到724；到1848年进一步增为1252；到1860年更增至3798。[44]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商人的活动能力日益增强，其在南浔社会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青浦县的朱家角镇因邻近上海，成为周边地区沟通上海市场的中转点，“商贾贸易甲于他镇”(《青浦县志》)。据1909年乡土调查资料载，浙江嘉兴、海盐、沈荡、平湖、乍浦、石门、桐乡、屠甸等地所产蚕丝、棉花、茶叶、土布等农副产品，都有很大部分直接销往上海。折返时运回各类日用工业品，“闵行为沪南通衢，各货以上海为来源，杭、嘉、湖等属为去路，通过居多”[45]。
以上海为中心的贸易体系的构建，拉动了江南市镇经济的发展。它为密集的人口和消费市场提供了条件，于是各地商人、商帮纷纷瞄准江南，商品流通渠道畅通，水陆交通线上人们日夜奔忙，群星灿烂的市镇点缀在江南大地上，它的内在深层动力正是江南卷入全球化后产业结构的调整。[46]
传统手工业生产规模小、效率低和抗风险能力弱的固有局限，在近代城市机器工业生产面前暴露无遗；简单化的商品流通和市场机制，根本无力与以活跃的金融业与资本流通、迅捷的信息交流、多方位的服务体系、大规模的近代交通运输业为基础的近代城市贸易体系展开竞争，导致部分市镇由原来相对独立的农村经济中心转变为近代城市工商业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基层集散地。[47]
由于江南市镇融入了世界分工体系，在江南棉区中心地带，棉业扩大，土布业消退，棉花在市镇商贸活动中的地位逐渐凸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支撑市镇经济的主要内容。1911年的调查资料显示，嘉定土产棉花为大宗，布、豆次之；松江郡城出产则以花、米、布三项为大宗；在闵行、庄行、南桥、青浦、太仓、浏河、罗店、周浦、南翔等镇，棉花已成其土产中居多数的主要产品。嘉定钱门塘镇居民尚以花、布为生。光绪年间，“沪上设有纺织等厂，女工被夺，几无抱布入市者”，到1930年前后，已是“贸易以花、米为大宗”。到20世纪20年代，南翔镇土布业“遂不如前，大宗贸易为棉花、蚕豆、米、麦、土布、鲜茧、竹、木、油饼、洋纱，鱼腥、虾、蟹、蔬、笋之属亦饶”。娄塘镇“从前布市最盛，近年减色”，其“贸易品之主要物为棉花、纱、布、杂粮”。经济结构变化导致商业衰退。民国初年，嘉定真如镇贸易以花、布为主，商业则“日形式微”。1930年前后，嘉定石冈门镇“以花、布、六陈为贸易物，市况今逊于昔”。[48](www.xing528.com)
然而，也有一些市镇，在这种新整合中没有融入这个分工体系。如朱泾镇由于没有纳入上海经济发展体系中，其传统的发展商品经济的优势在重新整合中逐渐丧失。朱泾镇在从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中逐步被边缘化。但上海毕竟是得中国近代风气之先，且朱泾距上海很近，朱泾还是在社会经济的表层上受到上海的一定影响，而这种影响和辐射是有限和具有选择性的，上海对朱泾的辐射并没有改变朱泾的深层社会经济结构。朱泾由于交易的分散性、偶然性和小流量，不具有市场专业化扩张的潜力，大都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流转方式、物质外貌和落后的技术水平。[49]这样，不同的市镇就走向差异化的发展道路，造成了一些市镇的衰落。
融入国际市场后，由于1930年后国际市场的萧条，中国丝绸业急剧衰退，丝价、绸价惨跌，这对于以丝绵为中心的江南市镇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清初松江人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记录道：“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辄数以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到了清朝后，“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
据樊树志考证，由于国际市场变化，1932年南浔镇农家无利可图，养蚕户、养蚕数大减，仅及1930年的一半，其后减少更甚，迫使农民掘去桑树，改种其他作物。往昔丝业盛时，南浔镇物阜民殷，农村经济超乎其他地区之上；30年代蚕桑缫丝收入下降，丝价低落，销路骤减，经济水平下降至双林镇、菱湖镇之下。南浔镇四乡农业经济中商品化程度的急剧衰退，自然经济浓度日益加深，这种经济的倒退，使支撑南浔镇持续数百年繁荣局面的经济命脉——湖丝贸易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此后的南浔镇虽然看来仍是一个庞然大物，但内里却空虚了，从昔日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湖丝贸易的全国性市场，沦为局促一隅的地区性商业码头。[50]
从当时国货与外货的竞争情况看。由于高中档的外货垄断着上海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压抑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迫使民族工业生产技术要求不高、适应低消费水平需要的低档产品来谋求出路。例如，上海工业中规模最大的棉纺织业，由于受外资纱厂的压迫，全面抗战前上海纱厂的各类产品中，低档的粗纱、粗布一直占有极大的比重，外资纱厂则凭借其在投资规模、生产技术、产品档次上的优势，垄断着上海的纱、布市场。据全面抗战前上海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调查，1935年上海和苏浙皖地区民族资本棉纺织业的棉纱产量中，以广大农村手工棉纺织业为主要市场的粗纱占92.4%，细纱仅占7.6%；棉布产量中的粗、细布比重也是同样的情况，前者占89.7%，后者仅占10.3%。如果同在华外资棉纺织业相比，民族资本棉纺织业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劣势地位就更为明显。上海为代表的民族工业在与外资的竞争中落败，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原料产地的江南市镇经济，近代江南市镇的衰落也就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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