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市镇自古商业繁荣，历来是“财赋重地”，是全国重要的中间市场、集散中心与贸易中心，研究这段历史，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江南古镇商业大有裨益。正如北宋的李觏所言：“国之所宝，租税也。”税收是古代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也就是说，无论是夏、殷、周，其税率都是10%。夏朝的“贡法”规定，农民耕种官家土地，应上缴粮食的10%，之后的商朝、周朝也继承了这一规定。
宋朱熹注“夏后氏五十而贡”，认为“夏时一夫受田五十亩，而每夫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其实皆什一者，贡法固以十分之一为常数。”即夏时一个劳动力耕种五十亩田，每年终了，按五十亩的实际收获量征收实物，税率大概为十分之一。这是一种按产量课征的实物税。
商朝的“助法”，强迫农民无偿提供劳役，是一种借民力助耕公田的劳役租赋制度。一个劳动力耕种七十亩为私田，另外为官府贵族无偿耕种七亩公田。西周时期，为了增加国家收入，中央政府的经常性税收已发展到“九赋”。其中邦中之赋、四郊之赋、邦甸之赋、家削之赋、邦县之赋和邦都之赋，属农业税性质，并根据土地距离京城远近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税率。而关市之赋、山泽之赋和币余之赋，是对商人出入关卡的货物和存放货物的房屋课征，实际上已具有现代工商税的性质。
秦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后，在全国范围统一税赋制度。但直到隋朝之前，税制方面基本上是“重农抑商”。隋朝实行租调制，减免田赋徭役，着力鼓励工商发展，去除山泽之禁，免去入市税及盐铁等税，大大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在唐代，随着非经济强制的弱化，重农抑商的传统得以破除，商税正式成为一项国税，工商税收占国家财政收入份额不断增大，我国古代税收和税制发展到更高阶段。
宋代大大拓宽了赋税领域，发布了规范商业税的《商税则例》，设立了专管商税的机构“商税务”和专管外贸及进口关税的“市舶司”。工商税收成为国家大税，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自然就成为国家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
樊树志在《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一书中指出，当时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仰赖于两浙路，而两浙路的税粮大半出于苏、湖、常、嘉四州。到了明代，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出生于苏州府昆山县的大学士顾鼎臣说，“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供输甲天下”，乃“东南财赋重地”。(《顾文康公集》)
这首先是由于江南是典型的鱼米之乡，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粮税收入占全国比重极高。根据明代万历六年(1578年)的确切统计，当时全国的夏麦秋粮税约为2664万石，仅苏、松、常、镇与浙江布政司就约占了551万石。而按照清代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政府统计，江南地区的苏、松、常、太、嘉、湖及杭、镇七府一州的额征米粮约为315万石，所占全国税粮的份额高于明代的一倍。[16]韩愈曾有“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的论述。明代大学士丘浚(1418—1495)在《大学衍义补》中进一步指出：“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依照丘浚的判断，苏、松、常、嘉、湖五郡税赋约占全国税赋的七成以上。
清代前期的上海人叶梦珠从地域面积与税赋之比给江南地区的税赋缴纳名次做了一个排列。他认为：“吾乡赋税，甲于天下。苏州一府，赢于浙江全省；松属地方，抵苏十分之三，而赋额乃半于苏，则是江南之赋税，莫重于苏、松，而松为尤甚。”(《阅世编》)也就是说，松江府的面积只有苏州府的30%，但是税赋却是苏州府的50%。
税赋的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江南地区内部，也存在于江南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明代后期有人曾做了这样一个比较：苏州府共1州7县，额田仅9万顷，岁征额粮达270万石，带耗共税粮350万石；而淮安府2州9县，额田达18万顷，岁征额粮只有36万石。松江府只领有3县，岁输税粮则有120多万石；北直隶八府18州117县，岁输税粮也不过120万石。赋税的轻重悬殊与地区差异，由此可见一斑。[17]北直隶是明朝为与直隶于南京地区的南直隶相区别而对直隶京师的地区称呼，包括现今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大部和河南省、山东省的小部分地区。可见税赋的南北差异之大。从前人的分析看，江南地区的税赋相对数在全国的比重，应该是松江居首，苏州为次，浙江第三。
是什么造成这种赋税的地区差别呢？明代有人分析了江南赋税沉重的地区差别，认为江南各府征赋税的高低与水利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以苏、松、常、镇四府而言，苏州通水多，赋税最重；松江府面积虽仅及苏州的一半，但又远高于常州，也是水利便利不如苏州但要好于常州。[18]虽然在税赋轻重排列上，这个看法与叶梦珠的并不一致，但是这种思路显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冯贤亮认为，尽管国家对江南的赋税征取与当地农田水利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但农业发展带来的商业经济繁荣，则是更为主要的因素。[19]
明代江南市镇，不仅水利发达，为鱼米之乡，而且种桑养蚕，还种植棉花，由此带来丝织、棉纺业的发展。此外，江南其他手工业制品也为世人所瞩目。湖州的毛笔、宜兴的茶叶与茶壶，以及流行于江南的“三白酒”等，都被国家纳入了征赋清单。[20]农业与手工业的发达，也带来商品交易的繁荣。江南市镇自宋代以来逐渐成为商业贸易中心，商税也就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
据《同里志》记载，同里在宋代时，“民物丰阜，商贩骈集，百工之事咸具”。到了明代，同里镇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了：“明初地方五里，居民千余家，室宇丛密，街巷迤逶，市物沸腾，可仿州郡。故局务税额逾于县市。”乌青镇由隔河相对的湖州府乌程县乌墩镇和嘉兴府崇德县青镇组成，地处太湖流域南部水陆交通要道，商品流通极为活跃，市场交易量庞大。南宋前期鼎盛时，年商税额超过4万贯，后虽有所减少，仍有3万余贯。南宋中后期，镇江府的施渚、万岁等镇的年商税额都在5000贯以上。[21]魏塘、横林、四安、湖袱等镇，年商税额均在万贯以上，其中魏塘镇在南宋中期鼎盛时一度在3万贯以上。这些镇市的居民数量，估计也在近千户或千余户之间。[22]斯波义信认为，不管南宋税率如何低下，湖州府管下尤其是东乡的市镇商税收入却增加了10倍有余，这是民众富裕与流通发展的有力证据。[23]江南市镇作为税赋重地，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其经济的发达状态，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在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既是地方的政治中心，也是贸易繁荣的经济中心。这是同时期江南农业经济日趋商品化的直接结果。[24]
(二)作为中间市场与贸易中心的江南市镇具有汇聚商品流通的重要功能
包伟民有一个观点：市镇的存在与繁荣并不取决于市镇本身的手工业发达，而是取决于交易的发达。[25]这不是否认明清以来江南农村的传统市镇拥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业生产，而是说，第一，从本质上讲，市镇的存在与繁荣并不决定于它本身的手工业职能，而决定于它的商业职能。市镇手工业即便存在，在其包括周围农村生产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也是很有限的。第二，市镇所拥有的手工业，一般都属于手工业生产后期加工即辅助性质的行业，如棉布业之染坊、踹坊，粮业之碾米，等等。手工业产品的主体，总是“由千百户小农户生产出来的”，在农村而不是在镇区。所以，市镇繁荣的实质，是由于为农村服务的贸易的发达，江南市镇实际上是江南农村的商业中心。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写道：
贸易区域的大小决定于运输系统——人员及货物流动所需的费用和时间。消费者直接购买货物的初级市场局限于这样一个区域，即买者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以致妨碍他的其他活动便可在其中买到货物。
他举例说，在这个村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有两个初级购销区域。住在河B的桥附近的人们不会到河A的桥附近的商店去买东西。例如，理发店、肉店、杂货店和庙宇都分设在两个地区，大致与航船活动分工范围相当。但银匠、鞋匠和药店坐落在河A的西桥附近，是村内道路系统的中心。这些行业在村里各自只有这一家店。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村子也是一个初级市场。[26]
明清时期江南农村地区商品经济虽然发育比较早，但乡村中已经出现小商店、杂货店，一般仅供本村居民日常之需，只供应油盐酱醋及生活必需品，对邻近地区并无辐射能力。在宋朝，乡村草市之类的集市有进一步发展。盛德乡“以境内富盛地方为扼要地，各村居民咸赴市富盛，远者不过三里……”农户上市，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27]南宋人的记载说：“今夫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乡民在这些米盐之市互通有无，交易的虽然仅仅是“圭黍勺合之利”，但这种交易在当时已被视为“世道之常”，已经是乡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了。[28]光绪《南昌县志》记载：“南昌村居稠密，毎七八里或三数里辄有墟市。每市所属，皆数千户，大者近万余户，而市肆多者不过数百。”墟市市肆多者不过数百，要满足数千户甚至万余户百姓的需求显然不够。
因此，农村商品经济交换的需要催生了中级市场。费孝通对于中级市场的定义是：“中级市场就是初级市场的零售商用批发价格购买货物的地方。”中级市场的商业功能，主要是在基层市场的基础之上，沟通与上一级即中心市场之间的商业流通，市镇执行的主要就是中级市场的功能。通过市镇交易，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市镇具有聚商贾、通货财、便日用、利民生等作用。市镇在聚集农产品的同时，还需负责供应农村一切居处日用之资，因而商业门类比较齐全。[29]因此，城镇成为消费者初级购买的中心。
每个贸易区域的中心是一个镇，它与村庄的主要区别是，城镇人口的主要职业是非农业工作。镇是农民与外界进行交换的中心。农民从城镇的中间商人那里购买工业品并向那里的收购行家出售他们的产品。城镇的发展取决于它吸引顾客的多少。[30]尤其是一些市镇，规模日益扩大，开始成为中心市场，如乌墩镇、新市镇、南浔镇已经远远超过一般县城的规模。这些超过农村规模的城市形成梯次状的组织已较完备。[31]
总之，江南市镇的出现及繁荣，是千万户农民及居民的交易需要拉动的。只要农村经济存在，尽管经营专业的改易可能会引起相应商业部门此盛彼衰的消长变迁，市镇作为农村商贸中心的机能就不会消失，其为一定区域内农户日常生活服务的各类基本商业活动也必将存在。[32]
(三)专业市镇的出现使得一些江南市镇成为全国商品集散中心(www.xing528.com)
专业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往往与专业化生产有密切的关系。如同里产的大米，在江南一带很有名。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镇上“米市在四圩，官牙七十二家，商贾四集”。(《同里志》)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新闻日报》上的经济行情版，每天都要刊登同里的大米价格。据老人回忆，同里镇上的大小米行最多时有72家之多。当时同里每年向上海输出的白粳米达40万石，陈米达20万石，粮食收获季节，每天有100多条农船从四乡载着大米和稻谷来到镇上，把一条市河塞得满满的。[33]
生产的专业化与江南市镇各地资源禀赋有关。如苏州市镇广种桑麻，桑麻收入完全可与粮食收入相匹敌。乾隆《苏州府志》记载了长洲、吴县、吴江、昆山、常熟、崇明六县以栽桑为业的情况：
明洪武初，六县(长洲、吴县、吴江、昆山、常熟、崇明〉栽桑一十五万一千七百零七株，蓝靛七千三百六十七斤有奇。弘治十六年，农桑二十四万九百零三株，科丝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二两五钱一分，折绢六百四十匹。又人丁丝绢一万二千五百五十匹各有奇。
东家西家罢来往，
晴日深窗风雨响。
三眠蚕起食叶多，
陌头桑树空枝柯。
新妇守箔女执筐，
头发不梳一月忙。
三姑祭后今年好，
满簇如云茧成早。
檐前蝶车急作丝，
又是夏税相催时。
生产的专业化需要流通来实现。以广种桑麻为主的江南市镇，自然会形成桑麻的加工及销售产业链。
环太湖诸山，乡人比户蚕桑为务。立夏后买现成三眠蚕于湖以南之诸乡村。小满乍来，蚕妇煮茧治车缫丝，昼夜操作。茧丝既出，各负至城，卖与郡城隍庙前之收丝客。每岁四月始聚市，至晚蚕成而散，谓之卖新丝。(《清嘉录》)
环太湖各市镇从湖南以南乡村收购已经入眠的蚕，纺成丝，到市镇的城隍庙前卖给收丝客，从四月开始，一直到晚蚕出为止，叫作卖新丝。清代，杭嘉湖一带市镇蚕丝买卖兴盛。乌镇的七里丝(辑里丝)尤为出名。
丝有头蚕、二蚕两时，由东路、南路、西路、北路四乡所出，西路为上，所谓七里丝也。北次之。蚕毕时，各处大郡商客投行收买。平时则有震泽、盛泽、双林等镇各处机户，零买经纬自织。又有贸丝，诣各镇卖于机户，谓之贩子。本镇(乌镇)四乡产丝不少，缘无机户，故价每减于各镇也。(《乌青文献》)
震泽、盛泽、双林等镇发展出专业丝织户，乌镇四乡产丝但不自织，其丝零卖给震泽、盛泽、双林等镇专业丝织户，批发给其他各镇机户，价格有很大差异。五口通商以后，乌青镇的辑里丝通过市镇网络，聚集到上海出口。
(乌青镇向无经行)各乡所产细丝(一名运丝)，均由震泽经行向本镇丝行抄取，发车户成经，转售于上海洋庄(洋行)，为出口货，名辑里经。(《乌青镇志》)
它的渠道架构是，各乡生产细丝，由震泽镇的经行加工，然后销往上海的洋行出口。与一般市镇的集贸市场不同，专业市镇的市场具有专门性，市场交易以批发为主，从而形成专门性商品批发市场。这种专门性的批发市场可以将专门化生产的产品扩散到四面八方，从而使得再生产成为可能。它也加剧了社会分工，形成广泛社会协作网络体系。如南浔镇就成为湖丝的集散地，“每当新丝生成，商贾辐辏，而苏杭两织造皆至此收焉”，不仅邻近的市镇有商人前来收购，连苏州织造、杭州织造这样的朝廷特派机构也慕名前来收购，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南浔镇及其周边地区虽然精于缫丝，但蚕茧原料不足，需要通过市镇网络供应。[34]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使得江南市镇的结构显现出不同的特点。由于棉织业的兴起，江南的一些地方开始专事棉业，出现了与丝业相分离的态势。如松江府“自木棉之利兴，不尽力于蚕事”。棉织业的兴起给松江等地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先进的捍、弹、纺、织技术传入本地后，更使棉花的种植得到了普及，并进一步扩大了土地的利用范围。明代松江境内“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植棉，当不止百万亩”。而上海县也产棉花，此外嘉定、昆山、太仓等地，也是广植棉花。[35]
另如绍兴地区，就形成了柯桥、皋埠、东浦三处为酒业专业市镇，下方桥为丝业专业市镇，平水为茶业专业市镇，这几个市镇形成一个大致四方形的中间市场结构。[36]
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最发达的排名前三位的专业市镇，分别是陶瓷业市镇、茶业市镇、造纸业市镇，它们均居全国相同产业的前列。江南地区排名前三位的专业市镇，则是丝织业市镇、棉纺织业市镇、粮食贸易专业市镇，它们的经济实力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37]一些江南市镇在全国市场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成为商品集散中心，它不仅是丝、绸、棉、布、茶等江南地方产品对外销售的批发中心，也是内地商品和海外商品来江南地区发售的转运和分销中心。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