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江剪纸
剪纸，即用纸剪或刻成人物、花草、虫鱼、鸟兽等形象，也指剪成或刻出的工艺品，为我国民间传统艺术之一。剪纸艺术至今仍在吴江流传，其代表人物有同里的计建明和盛泽的王桂荣。
计建明，艺名南叶，1969年出生于古镇同里，从小喜爱剪纸。2001年某日清晨，经营企业的计建明在退思广场练太极拳时，发现一个老者的动作不合法式，上前纠正，从而结识了南派剪纸艺人陈南君，其时他正寓居同里。在与陈南君进一步交往后，计建明迷上了精巧玲珑而灵秀轻盈的南派剪纸，从此一发不可收。在说服家人后，他果断放弃了对企业的经营，转入对剪纸的学习和创作。排剪是陈南君的绝技，即用剪刀在纸上排列剪成羽毛状，每一刀的间隔距离约为0.15毫米，在剪纸过程中，可穿插这种手法，如剪龙须、孔雀的羽毛、猴子的毛等。运用排剪法，可使作品更加形象生动。陈南君离开同里后，计建明仍留在退思园“剪南春”剪纸店里。计建明的剪纸以单色剪纸为主，兼备阴刻、阳刻，多为点缀装饰的摆衬类剪纸，如喜花、供花等，内容涉及民间剪纸常见的人物、动物、植物，既有祥花瑞草、飞禽走兽、瓜果鱼虫等表达祈福纳祥、避邪镇恶愿望的吉祥形象，也有自然山水、人生礼仪、民间传说、现实物象、宗教信仰等蕴含剪纸人情感寄托的文化符号，层次多变，意象繁杂，主题多样。在题材上，计建明正以令人诧异的开阔视野、潜心修行和吸纳、表达的能力，展现着自己内心的丰富性和孕育创造的潜能。他的剪纸大多轮廓清晰，构图简洁，提倡神似基础上的写实和有效节制后的优美，很少有豪放、粗犷的夸张变形，而是通过灵巧的布局、精细的刀工和秀美的线条，营造出契合日常经验的饱满造型和鲜明形象。数年来，他的剪纸作品达近万件，许多被中外游客所收藏，中央电视台、江苏电视台及台湾、香港等十几家电视媒体做了专题采访，他还多次应邀做现场表演。2004年9月，他的作品《孔雀开屏》《退思园》《锦上添花》等在日本内滩町展出。[71]
王桂荣，盛泽镇人，1952年生，从小爱好剪纸，30多年来完成作品近千幅，内容涉及人物、花鸟、寿字、喜字、福字等。在《扬子晚报》《江苏工人报》《江苏保险》《苏州日报》《姑苏晚报》等报刊上多次发表作品，《杜甫春望》《李白望庐山瀑布》等于2002年入编中国书画篆刻大型辞典《神州书画艺术博览》。同年，有3幅作品在“胶州杯”中国剪纸艺术大展中获铜奖，由青岛中国剪纸艺术馆收藏。
(二)吴江蛋画
蛋画，是艺人凭借精湛的手艺绘制在鸡蛋或鹅蛋外壳上的一种民间工艺画。蛋画历史悠久，远在唐宋时期，就有描画花鸟山水的蛋画作品出现。蛋画种类多样，可分为脸谱、肖像、串画三类。脸谱，即以蛋为头，在“头”的正面与背面，各绘一张面孔。构图有的取材于戏剧脸谱如财神、关羽、罗汉等，更多是取材于原始宗教神谱和世俗人物。肖像，是在鸡蛋上绘制十二生肖、红楼十二钗、十八罗汉等造型的装饰画。串画，即组画，这类画题材广泛，多以吉祥、美好的素材为主题。
蛋画除了在鸡蛋或鹅蛋上作画外，还发展起鸵鸟蛋画。鸵鸟蛋壳质地坚韧、光滑，色泽如象牙，是绘画好材料。艺人利用彩画技术，将国内外名画绘制到鸵鸟蛋壳面上，可以创造出精美图案。其中鸵鸟蛋壳的景泰蓝画是仿照景泰蓝的工艺，体现景泰工艺品所具有的特点：色彩艳丽、艺术效果浑厚庄重、图案线条精细清晰、美观高雅，具有较强的观赏和收藏价值。[72]
吴江蛋画的代表人物是朱燕倩。朱燕倩出生于吴江盛泽镇，少时跟随父母支边新疆，生活异常艰苦。有一次，小燕倩发高烧几经不退，注射两支链霉素后不幸失聪。1993年，朱燕倩毕业于苏州聋哑学校，同时就读于苏州业余艺术学院。毕业后，燕倩为了改善家庭生活状况，减轻父母的负担，曾在家乡盛泽新生丝绸研究所当画工，在玻璃厂当设计绘画工，在印刷厂当排字工、上浆工等。1996年，朱燕倩考入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进修班，师承童中煮、顾震岩、卓鹤君教授。在严师和众师兄的关怀和指导下，朱燕倩的画技、思维能力、悟性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作品《猫趣图》被杭州书院收藏，入选“水墨情结——八人中国画作品选集”。从2001年下半年始，朱燕倩回家乡盛泽，潜心研究鸵鸟蛋彩绘艺术。鸵鸟蛋画不比在纸上作画，立体感要求非常高。由此，她毅然进入浙江美术学院深造。一年后，朱燕倩的画艺突飞猛进，令同人惊羡。后来，她所创作的鸵鸟蛋画成为市政府赠送给外国友人的首选礼品。[73]
(三)中国蚕桑丝织技艺
蚕桑丝织技艺包括栽桑、养蚕、缫丝、染色和丝织等整个过程的生产技艺，还包括各种巧妙的工具，绚丽多彩的绫绢、纱罗、织锦和缂丝等丝绸产品，以及衍生的相关民俗活动。蚕桑丝织技艺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标识，对中国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并通过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一传统生产手工技艺和民俗活动至今还保存在浙江省北部和江苏省南部的太湖流域(包括杭州、嘉兴、湖州和苏州等)及四川省的成都等地区。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阿布扎比审议并批准了浙江省(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中国丝绸博物馆)、江苏省(苏州市)、四川省联合申报的“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蚕桑丝织文化源远流长。人们因为蚕桑丝绸而有着共同的生活习俗和生活环境。在这种共同的文化圈中逐渐形成了传统生产技艺，其中包括栽桑、养蚕、缫丝、剥丝绵、丝织机具、织物设计和织造。而蚕桑丝织技艺的传承方式则有家族、师徒、群体等形式。当地蚕农把蚕从卵到蛹到蛾的变化与人从生到死，再到灵魂升天的过程相联系，从而对蚕产生崇拜心理，育蚕敬蚕，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蚕桑丝织特征的民俗活动，涉及节日庆典、日常礼仪、民间信仰、语言文学和传统艺术。[74]
蚕桑丝织技艺在南浔古镇尤其突出。辑里湖丝是丝中极品，其原产地距南浔有七里之遥(今属湖州市南浔区横街乡)，因而被唤作“七里村”。道光年间范来庚《南浔镇志》里说：“雪荡、穿珠湾，俱在镇南近辑里村。水甚清，取以缫丝，光泽可爱。所谓辑里湖丝，擅名江浙也。”近代南浔有被称为“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的近百家丝商巨富，俱因此致富。经营辑里湖丝的“四象”之一刘镛，“同治初，即已殖财数十万，号巨富”。(见《乌青镇志》)
辑里丝以色白、经匀、质韧的特点畅销欧美，“以七里所产为海内冠，质既柔韧，色复晶莹”。1851年，上海商人徐荣村用湖州南浔辑里村产的生丝参加在英国伦敦举办的首届世博会，并一举夺得金、银大奖。日本学者松永伍作在《论清国蚕业》中记载：“七里丝最良，位于湖州府附近，其他江苏等省所产，其丝皆不良。”松永伍作在《中国蚕业问答》中进一步比较指出：“苏杭等处旧法所缫之丝，大抵湖州及南浔为第一，杭州、绍兴为第二，苏州为第三，无锡为第四”。[75]
现在辑里村为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建有国丝文化园，于2011年启动建设，总计划面积约167公顷，总投资2.8亿元。2013年，国丝文化园因文化创意独特，被南浔选为2013年湖州文化产业，编入2013浙江文化产业招商名录。
(四)湖笔制作技艺
湖州毛笔简称“湖笔”，是毛笔中的佼佼者。湖州善琏镇是湖笔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地，素有“笔都”之称。元以前，全国以宣笔最有名气。苏东坡、柳公权都喜欢用宣州笔；元以后，宣笔逐渐为湖笔所取代。《湖州府志》记载：“元时冯庆科、陆文宝制笔，其乡习而精之，故湖笔名于世。”“湖州冯笔妙无伦，还有能工沈日新。倘遇玉堂挥翰手，不嫌索价如珍珠。”湖笔自元代奠定了毛笔之冠的地位，与徽墨、端砚、宣纸一起被称为“文房四宝”。经过唐宋两代的发展，湖笔技艺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国历史上一大批书画名家都与湖笔有不解之缘。曾在湖州为官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颜真卿、苏东坡和湖州籍的书画大家曹不兴、钱选、赵孟頫、王蒙、吴昌硕、沈尹默等，都为湖笔的改良做出过贡献，同时，他们也依靠精美的湖笔，造就了辉煌的书画成就，留下了“一部书画史，半部在湖州”的美誉。[76]现在善琏镇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笔，涌现出许多湖笔世家。北京戴月轩、上海杨振华、天津虞永和、杭州邵芝岩等笔庄，都是湖州人开设的。
湖笔素有“湖颖之技甲天下”的美誉。湖笔纯由手工制作，制作工艺十分复杂。一支湖笔从原料进口到出厂，一般需要经过择料、水盆、结头、装套、蒲墩、镶嵌、择笔、刻字等十二道大工序，从中又可细分为一百二十多道小工序。在众多工序中，以择料、水盆、结头、择笔四道工序要求最高，最为讲究，尤其是水盆和择笔。主要工序由技工专司，选料精细，制作精工，尤其讲究锋颖。制作工匠秉承“精、纯、美”的准则，生产出“尖、齐、圆、健”四德齐备的成品湖笔。[77]湖笔全靠制笔师傅一根一根挑选制作，技术越好，做出来的湖笔越好。一支笔从选料到完成，起码要做一个月时间。[78]
知名笔工、湖州善琏湖笔厂厂长邱昌明是“湖笔制作技艺传承人”。邱昌明是善琏人，17岁起就进入善琏湖笔厂，师从湖笔制作老艺人姚关清，学习湖笔的传统制作工艺。邱昌明做出的笔能让使用者写起来“应手从心、挥洒如意”。比如，笔头尖端的锋颖，是用上等山羊毛经过浸、拔、并、梳、连、合等几十道工序精心制成的，它可让字写起来有笔锋，而一般的毛笔是不具有这项功能的。[79]
善琏湖笔在国际上声誉很高。日本、韩国、新加坡市场上销售的毛笔，善琏占了相当大的份额。不过，随着国外经济下滑，日本等地的毛笔市场逐渐萎缩，国内仍是最大的市场。随着国内经济发展，使用毛笔的人日渐增多，毛笔除了书写之外，可以作为礼品、收藏品，另外胎毛笔还有重要的纪念价值。[80]
2015年6月，在浙江首批特色小镇创建中，湖州善琏镇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命名为“湖笔小镇”。未来，湖笔小镇将发展成为中国湖笔产业聚集地、全国书画艺术品交易中心、浙江特色文化小镇示范基地、长三角创意文化体验型旅游目的地、新型旅游拓展要素示范地。
(五)蓝印花布技艺
蓝印花布俗称“石灰拷花布”，是我国传统的民间工艺精品，已有上千年的印染历史。古籍《二仪实录》说：“缬，秦汉间始有。”在古代，“缬”有三种解释：其一，出自《韵会》：“缬，系也，谓系缯染成文也”，缬即绞缬。其二，《魏书》中说：“荣阳郑荣谄事长秋卿刘腾，货腾彬紫缬四百匹，得为安州刺史。”其三，缬亦指印花的工艺方法。在中国古代印染史上最著名的纺染工艺有四种，即绞缬、蜡缬、夹缬和灰缬，俗称“四缬”。“四缬”在唐代的盛行显示了中国印花技术的成熟，到了明清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81](www.xing528.com)
据史料文字记载，长沙马王堆出土女尸所穿戴衣物被盖，均为质量高级上乘的蓝花布印染。可见，早在西汉时期，印染蓝花布就已经在民间流行。宋元时期，蓝印花布工艺日趋成熟，黄道婆的棉纺技术传播江南，为明清时期蓝印花布的鼎盛打下了基础。明朝设有织染局，基本上垄断了织染业。直至清朝才开始涌现民间染坊。
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是一种靛蓝花布的防染印花方法，染料是从蓼蓝草中提取的。防染用的豆粉、石灰混合成的糊状物俗称“灰药”，此糊状物是通过型版而漏印到坯布上，形成花纹。待布匹浸染晾干后，去掉“灰药”的部分是白色花纹，其他就是染上去的颜色。现在的蓝印花布一般可分为蓝底白花和白底蓝花两种形式。蓝底白花布只需用一块花版印花，构成纹样的斑点互不连接。[82]
乌镇是蓝印花布的原产地之一。据桐乡有关镇志记载，清末民初这里开办印染作坊达数十家之多，其中较有名的是1841年创办的丰同裕和创办于清光绪年间的蓝茂丰等染坊。近代松江、扬州、崇德、乐清等都是蓝印花布的重要生产基地。自20世纪80年代起，桐乡的文化单位就和当地的蓝印花布企业加大了对蓝印花布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并使其成为省、市、县三级非物质遗产项目。2014年，“桐乡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进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扩展项目名录。
(六)木偶昆曲
木偶昆曲是昆曲艺术的一种延伸，是一种以木偶来表演昆剧的独特戏剧形式。昆曲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套完整的表演体系和独特声腔系统。它的剧目丰富，表演上舞蹈性极强，曲调清新婉转，表演优美动人。由于昆曲文词过于典雅，所以在唱段中经常伴以舞蹈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感情，这就大大增加了表演难度。昆曲还产生了许多支派，流行于江浙一带者称为南昆，是主流；流行于北方地区的称为北昆，其他还有湘昆、川昆、宁昆等。昆曲融诗、乐、歌、舞、戏于一炉，在中国文学史、戏曲史、音乐史、舞蹈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众多戏曲品种都产生过深远而直接的影响，被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83]
吴江的木偶昆曲源于七都洪福木偶昆剧团，前身为七都镇吴越村姚家创建的“公记保和堂”戏班，始建于清道光年间，距今已有近200年，是全国唯一的木偶唱昆曲的祖传戏班。《南林丛刊正集》记载：“清道光年间，手技杂戏(木偶戏)演剧无虚日，曾盛极一时。”清道光年间，七都镇吴越村姚家创建了“公记保和堂”私人木偶戏班，俗称“姚家班”。新中国成立后，“姚记”改名为“吴江县洪福木偶昆曲团”。当时，昆曲《十五贯》的演出轰动全国，“一出戏救活了一个曲种”，昆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84]该团演出剧目最早有近500出，继承了清道光盛极一时的繁荣景象。
木偶昆曲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滋生的。昆曲曾一度萧条，昆剧团在难以维持生机的情况下，为了缩小阵容，减少演出开支，利用木偶来表演昆曲，因此它既是对昆曲艺术的一种创新、改革，又是对昆曲的一种有效的保护、传承，为昆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2003年，由吴江市政府筹集资金，和具有十多年昆曲教学经验的苏州市艺术学校合作，打破“只传男丁，不传外姓”的陈规，招收学生培养昆曲木偶传人。2004年，通过文化、专业考试挑选出来的5名七都籍学生正式进入艺术学校学习，并由木偶昆曲老艺人姚五宝收为徒弟，续上了木偶昆曲的“香火”。[85]吴江七都的木偶昆曲入选江苏省政府公布的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
木偶昆曲表演时所用的木偶约60厘米高，重三四公斤，按生、旦、净、丑等角色，用木头雕刻制作。每个木偶上都有十几二十根线，木偶的手指、手腕、手肘、肩膀及膝盖、脚面、背部等均有线系着，线的另一头都连接在木偶上方的操纵板上。[86]该剧种在继承昆曲艺术特点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用缠绵婉转、曼妙悠远的昆曲配以惟妙惟肖的木偶表演，将抒情、细腻的昆曲表演得淋漓尽致。
(七)嘉善田歌、青浦田歌
田歌通常被称为“山歌”“田山歌”，历史文献又称其为“吴歌”，是流行于浙江嘉善、江苏吴江、上海青浦等地的一种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民歌。清嘉善柯万源《斜塘竹枝词》其一写道：“偏隅名胜苦无多，难向前人掘旧科。只待东皋农事起，付他牧竖当山歌。”[87]时至今日，田歌的传承情况堪忧。以嘉善为例，20个世纪80年代，田歌手约有300人，2000年前后仅剩40余人，且年纪都在七旬左右，随着民间艺人的垂垂老矣，嘉善田歌的生存状况堪忧。[88]
田歌的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传承人张永联，生于1938年，17岁开始跟着父辈唱田歌。后来，他和吴其惠等人组成一个歌队，一起唱歌一起劳作。“文化大革命”期间，田歌被禁唱，慢慢就被人们遗忘了。再加上种田的人越来越少，田歌自然丧失了生存环境。如今，张永联和他的歌队很少唱山歌了。歌队的人年纪大了，高亢嘹亮的山歌唱得也大不如前。2008年，濒临消失的田歌作为吴歌的扩展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遗产名录，田歌传承基地建立起来，张永联也终于找到了几个徒弟。
王叶忠是张永联的徒弟，2010年拜师开始学习田歌。两年前，田歌队里一位歌手因为年事已高无法继续演唱，王叶忠就顶了上来。他们偶尔一起登台演出，参加各地的民歌节。[89]
嘉善田歌属于吴歌的一个重要分支，根据明代冯梦龙对嘉善田歌的记载，能推断出嘉善田歌产生于明代之前。嘉善田歌在农人播种之时，每每歌以节劳，所以又称为“落秧山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嘉善山歌”才改名为“嘉善田歌”，这与它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因嘉善地处平原地区，四周无山。
嘉善田歌的曲调、文学形式和演唱形式，具有鲜明的江南民歌特点，又富有嘉善地方特色。嘉善田歌具有七种不同的曲调，分别是：滴落声、羊骚头、落秧歌、嗨啰调、急急歌、埭头歌、平调，曲调各自独立，不连缀成套。总体而言，具有腔幅宽长的特点，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舒缓自由，富于抒情性。[90]嘉善田歌的歌词，以七言四句为基础，多衬字、衬词，形成独特的杂言、长言句式，“急急歌”则为百余字的扩充句式；表达方式上，多用吴音俚语及谐音双关，形成与众不同的吴歌特征；题材内容上，以反映吴地农村生活为主，思想情感的表达含蓄婉转。从演唱角色看，嘉善田歌的演唱者也是歌曲的生产者，他们或在田间耕作，或在树边纳凉，或在摇船摆橹，或在秋收播种……均能见其歌与行的相伴相生。在形式上，或独唱，或领唱，或多人接唱多形式共处。嘉善田歌属于具有“和声”的民歌，或三五人，或五七人，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分工，相互承接递唱。表演形式的确立与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生产实践是分不开的，演唱者在田间劳作，以歌助兴，通常你来我往，一言一和，这就形成了与劳作方式吻合的歌唱形式。这与劳动强度、劳动方式、劳动环境和心境是分不开的，通常也是传统审美意识的自然积累和演唱者的心性流露。[91]
嘉善田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代表作有《五姑娘》《呆老公》《小犀牛》《四个姑娘去踏车》等。《五姑娘》是流传至今的嘉善田歌的代表作品，故事动人，音乐形式富有感染力。嘉善田歌的主要传承人是嘉善县姚庄镇的顾友珍、顾秀珍姐妹，二人分别被列入国家级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青浦田歌种类很多，有吆卖山歌、落秧歌、大头山歌等，是稻农插秧、除草、车水、挖地时传唱的。演唱的形式也自成一格，有头歌、前卖、前嘹、长声、后卖、后嘹、赶老鸦、歇声8个部分组成。青浦田歌音调高亢嘹亮，旋律起伏大，经常出现八度的差异。演唱节奏是散板式的，没有周期性的节拍，速度也非常自由。朱家角镇张马村有10位老田歌手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田山歌(青浦田歌)代表性传承人”称号。2015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暨第十二届上海青浦淀山湖文化艺术节期间，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爵士乐与青浦田歌同台，展示了田歌旺盛的现代生命力。
(八)丝弦宣卷
宣卷曲艺是一种特有的民间曲艺形式。据文献记载，明代中叶后在江浙地区即有宣卷和宝卷流传，既有早期的佛教宝卷，也有民间教派的宝卷和宣卷。[92]清及近现代民间宣卷和宝卷在吴方言区的传播范围，主要集中于北部吴方言区。按现行的行政区划，包括上海市所属诸市县，江苏省长江以南苏州、常州、无锡所属诸市县及镇江市所属部分地区，浙江省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金华所属诸市县。在上述各地区中，尤以太湖流域最为普及。光绪年间在江南便出现了宣卷人组织的班社，一般四人左右，他们在各集镇的茶馆中挂牌招揽生意。同时，许多宣卷艺人和宣卷班也进入苏州、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得到长足的发展。[93]
就江南古镇来说，周庄、锦溪、甪直、同里、青浦等地都广泛流行这种曲艺。徐文初考证，在吴越地区的宣卷中，苏州宣卷是重要支脉，而同里宣卷则是苏州宣卷中的一大族群。[94]
20世纪40年代，吴江最有名的3名宣卷演唱者，分别创办了个人宣卷社团，即同里许维钧的“吴县宣扬社”，屯村闵培传的“艺民社”和同里金银桥的“凤仪阁”，盛极一时。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宣卷内容与形式很不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演出活动日趋减少。80年代开始，由于政治环境逐渐宽松，深受农民喜爱的宣卷又逐渐活跃了起来。到了90年代，演出人员逐步增加，如同里全镇23个行政村很快出现了10多支宣卷演出队伍，人数达百余人。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由于宣卷演出队伍的不断扩大，演出范围也逐渐扩展到江、浙、沪交界一带的农村。
“后期宣卷”的发展，在内容上可以分为：经咒式的，佛道教故事的，劝惩故事和劝化文字的，戏曲和民间故事的。在宣卷广为流传的漫长过程中，前两类由于形制呆板僵硬，内容艰涩深奥，受众面狭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后两类则因为通俗易懂，故事曲折动人，贴近民众而演变成宣卷的主流，在茶肆、饭庄、旅馆、私宅及公共空间举办的庙会、庆寿、婚庆、满月、开业、上梁、贺迁、聚会，甚至祭奠、神诞、闹丧等场合广泛盛行。[95]由于丝弦宣卷通俗易懂，与民间信仰融合后，深受人们欢迎。2007年，同里宣卷由吴江市人民政府批准成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同里宣卷由苏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前，同里宣卷艺人以顾茂生、汪昌贤、顾计人、许维钧、袁宝庭、徐银桥、包朗舟、孙国贤等为代表。目前同里宣卷的主要宣唱老艺人大多是第四代传人，以芮时龙、张宝龙、金志祥等为主，新一代也有传人，如肖燕、赵华、江仙丽等。
宣卷器具，主要包括桌围(红底黄字，上书宣卷班名)、鸣尺、手帕、折扇等，另配有胡琴、扬琴、笛子等乐器。宣卷分丝弦宣卷与木鱼宣卷两种。前者一般由六人组成宣卷班子，操二胡、三弦、笛子、木鱼、铜磬等乐器。后者常由二人搭档：其一人敲着木鱼，边唱边白；另一人是帮腔艺人，往往口念佛号以和卷，形式简单。
宣卷在历史上曾同佛、道教紧密关联，在脱离宗教束缚之后仍同民间的信仰活动相结合。如在同里宣卷的卷目中，常见的《目连救母》《妙英宝卷》《猛将宝卷》等一大批卷本都出于佛、道教故事；还有《唐僧出世》《洛阳桥》《张四姐闹东京》等传说，都是宣卷的热门卷目。[96]当代吴江宣卷往往宣扬社会秩序感、伦理道德，虚构出充满强烈娱乐狂欢、神往色彩的和平幻象，营造出普天吉祥的喜庆气氛。与此相对应，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上，传承了传统戏曲情节发展的道德决定论，并推至极端。在善与恶、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道德高尚的人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迎来大团圆的幸福结局。一个人道德境界的优劣决定了他的命运，像善良、仁慈、孝顺之类礼教德行的持有者终将因为刻苦持久的修行而获得美好丰厚的回报。[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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