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在《道德经》的第十七章里指出功成事遂身心大治时,心中没有挂碍,仿佛国家大治之处人民不会挂碍政客,这是善恶两不思量、自然不过的,所以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在《道德经》的第十八、十九两章里,太上接着说: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
这番话,多半是当年孔子问道于老子时,太上对孔夫子的棒喝。从先秦诸子的诸多记述看,孔子特别尊崇老子,一生四次问道于老子。据《礼记·曾子问》所说,在鲁昭公七年,彼时孔夫子还只是个17岁的小伙子,这是他第一次拜访老子。根据太史公在《史记》里的记载,孔夫子17年后,人到中年,千里迢迢跑洛阳去又一次拜访了老子,史称“孔子问礼”。根据《庄子》的说法,孔夫子年过半百还没有悟道,又跑去沛地拜见老子。(《庄子·天运》:“孔子行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而见老聃。”)第四次拜会老子,具体时间则史焉不详,但可以肯定是在“五十而知天命”之后。《道德经》里很多看似批判儒家的话,多半就是老聃四次会见夫子时训诫这位“年轻人”的话。
上古的大道不为人所知了,才有人出来提倡仁义道德。“提倡”本身就是背道而驰、不自然的,所以提倡仁义道德,与大道并不相干,甚至越提倡越糟糕。故曰:“大道废,有仁义。”人类的天性本来一切智慧具足,都在自性里,寂然朗照,涵而不滥,普照万方。可是人们偏偏不往内求,而向外追求各种奇技淫巧,以为知识越多越好,认假为真,使得“奇物滋起”,如此伪智伪慧,反而乱了本俱之自性般若。老子所说的“智慧出,有大伪”,与广成子当年训诫黄帝的话“多知为败”一脉相承!与修道不相干的知识越多,越会障碍我们体悟大道。人类社会知识越来越多,各种狡诈虚伪就越多。人类以为知识多了就可以“征服自然”,这是mission impossible(不可完成的任务)。老子深明大道,知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真理。他老人家特别提醒世人不要标榜仁义、智慧(知识)、孝慈、忠臣。有仁义就有不仁义,有智慧就有大伪,有孝慈就有六亲不和,有忠臣只能说明国王昏乱。好比一个家庭,如果失去了自然无为,六亲(父子、兄弟、夫妇)必定不和,在不和的六亲之中,如果有一两个相对较好的,这样的人就表现得相当“孝慈”了,这样的“孝慈”要来干啥呢?远不如大家和睦,没人比别人更孝慈来得痛快啊!标榜一个人的“好”,往往说明更多人有多“坏”,这不是大道。老子因此反复提醒世人别落入这种有为的甜蜜陷阱。
老子所讲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听上去似乎很刻薄,但这正是一个已经到达彼岸的圣者对未明道的后辈的谆谆告诫。重病下猛药,良药苦口,不得不如此。老子批判仁义、智慧、孝慈、忠臣的这番话,历代儒生都很不爽,他们以为老子反对仁义、反对智慧、反对孝慈、反对忠臣。其实他们哪里懂得这是老子对未明道者的爱之深、责之切!老子压根儿不反对这些,只是他老人家深知,这一切其实都在背道而驰。有正必有反,有阴必有阳,过度提倡“有为”,就像过度用药治病,是药三分毒,总有其副作用。
老子的这番话的弦外之音,是告诫还没有悟道的世人——过度提倡这些有为法,终究无法悟道,更有可能导致后世众生拉虎皮作大旗,以这些冠冕堂皇的东西来行狡诈虚伪之事。两三千年下来,从春秋战国时代到今时今日,诸侯列强的争霸侵略,莫不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美名为借口。古时用仁义道德,今天用民主人权……这一切,几千年来换汤不换药。老子所料不差啊,说“老子天下第一”一点儿也不为过。(www.xing528.com)
老子反对标榜仁义,反对耍弄世智辨聪,非真正明道者,见不及此焉!
那么怎样才能导向正道呢?
唯有“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当然,圣智、仁义、巧利,世人追求尚且追不及,要绝之弃之谈何容易!这其实是对上上根器的求道者所说(谁敢说孔老夫子不是上根之人呢)。世间的普通人、政客,哪里有可能做到呢!所以“古来圣贤皆寂寞”也是情理之中了。只是这“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三者,难以有知音,芸芸众生,有几人能知个中味呢!所以老子感叹“此三者,以为文不足”——反正说了也不懂,干脆把握一个度吧——“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糊糊涂涂把握这个“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的大原则就差不多了!
若能够做到知见纯粹,善恶愚智均不沾边,含敛自重,光华内隐,不雕不琢,浑然天成,以本真自然的真我,活在当下,自然就能少思寡欲,如此这般涵养,自然慢慢合于普遍如此之至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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