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学术思想的结晶，它不仅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还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其思想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关注。虽然“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是费孝通先生1997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第一次提出来的，费先生在《费孝通在2003：世纪学人遗稿》一书中曾有专文对“文化自觉”思想提出的背景有介绍：“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是在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人口较少民族’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他们如何长期生存下去？我认为他们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要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21]可见，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关注，是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理念的思想渊源。
第二，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华文化的反思。费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并非仅指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还有其更为广大的理论与现实背景，拥有更为久远的历史渊源。20世纪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在各种不同的争论中，问题集中表现为：究竟如何处理“古今中西文化”之争。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快，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面临的首要问题。也即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华文化该如何定位、如何发展才能对人类文化有所贡献？与此同时，在与国际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文化品性才能与不同的文化和谐共处？这些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面临“文化自觉”的任务所在。(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既能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又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反思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处理不同民族文化的关系。如此，我们才能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共创人类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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