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土灵秀：陕北人文历史探微

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便会产生特定的能顺应历史潮流的人物与事件。清末民国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一个军阀割据、外族入侵、政局摇曳的变革时期，城乡传统文化的理念产生震荡。对弹丸之地的米脂来说，恰恰处在陕北社会风起云涌的潮头浪尖之上，它地近关中，文明开发较早，又居陕北腹地，县境群山拱卫，三水环绕，人杰地灵，钟灵毓秀。人们追随潮流之风与日俱增，加之斯地历来重视文化教育，清末新式教育的蔚然兴起，民国教育方兴未艾，人文蔚起，英才辈出，米脂之名声名鹊起，闻名州县。同时米脂又是一个绅士集团集中的地方，一段时期绅士权力可以左右米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庞恩浓在《视察米脂报告书》中认为米脂为“陕北文化最盛之区”。随着文化教育品位的不断提升，自然带动社会文化的繁荣进步与发展，必将对米脂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一时期，米脂涌现出了许多人文俊彦、精英典范，涉及仕宦、商贾、名医、手艺人、文人墨客等多个行业领域。这批人才在斯地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能预测到当地社会发展的动向，势必对该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并推动斯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历史时期米脂社会文明进步的轨迹。借鉴历史，收集这些先贤的生平业绩，加以整理，将有助于我们研究陕北的地情人文，取其精华，铭记先贤之业绩，更好地服务社会，促进米脂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现摘要介绍，以飨读者。

一、高照煦（1839—1902）字晓春，号朗轩，清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大挑二等。民国《米脂县志》载：“少时天资豪爽，相貌魁梧，声若洪钟，目如闪电，见者咸肃然起敬。九岁失怙，事寡母竭诚尽孝，终身无间。”历官宜川、郃阳、佛坪等县教谕，榆林府教授。以子增融贵，封中宪大夫。光绪二十六年（1900）巡抚端午桥专折保奏，奉旨赏加国子监学正。“姓字达于帝廷，盖其学术品望非仅矜式一乡已也。”

他学识渊博，处事老成，所到之地，注重人才培养，以教育提掖先行，激励后学。光绪十年（1884）前后，受聘为米脂“圁川书院”山长和主讲，总领学务，主讲经、史、子、集，人尊称“大山长”。其授课透彻，阐述精细，常妙语连珠，大放异彩，除儒生外，县城其他士子常来听讲，挤满书屋，窗前也有人伫立旁听。他培养出的得意门生有高增爵、高增秩、高祖宪、高寿恺、高照初、李蕴花、马祝舆、马登选、马荣选、冯文蔚等，皆事业有成，名闻一方。

在任宜川教谕九年，每年必回家探望其母。“光绪二十年（1894）春，返署甫经月，忽心悸，即束装仍归里，母氏适染时症，执其手曰‘我此病将不起，汝归永诀良佳’。遂得亲视含殓，尽礼尽哀，论者咸谓诚孝所致。与胞弟高照鑫均以文学有名当时，孤苦相依，友爱备至。”

同治、光绪年间，办理城防，筹赈备荒，减少差徭，劳怨不辞。他在出任教职前，悉心研究米脂历史，纂修光绪《米脂县志》，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其子高增融整理出版。另编著有《闲谈笔记》《苦口药言》《高氏家谱》《团防行》《神木县教谕冯树勋墓志铭》《重修华严寺湾关帝碑记》、光绪十五年（1889）《真武庙重修碑记》等。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月卒于榆林教授任上。

二、高树荣（1848—1906）字桂生，泉家沟村人。光绪十七年（1891）解元，山西补用知县，从祀乡贤。学贯天人，政通中外。民国《米脂县志》说：“幼颖异，13岁应童子试，学使慎毓霖奇其文，拔置上庠。取范文正为秀才时‘以先天下为己任’勉之，名儒谨守是说，慨然以内圣外王之学自期。搜阅邑中各大家藏书，凡先儒语录、历朝掌故以及百家诸子，无不分别研究，率至寝馈不遑。”

同治十二年（1873）拔贡，就职直隶州判。后回籍设帐，循循善诱。光绪三年（1877）陕北大饥，民国《米脂县志》载：“与邑绅筹设赈务，平粜育婴各局，建议购宁夏粮，由黄河运陕接济。沿河州县大吏委员住包头镇，树荣襄局事，施方药救疠疫，全活甚多。事毕，筹办善后，招集流亡，劝垦荒田。”是说他会同乡绅筹办赈济、育婴等机构，先赴宁夏购粮，救济灾民；后在内蒙古包头协助救灾运粮，施放药物，防治瘟疫。灾后，召集县内外流人口，劝垦荒田，复苏农业。仿《吕氏乡约》等，编写《家乡善规》，广为励导，倡导互尊互敬，团结友爱。设立纺织局，聘请外地技师前来传授纺织技术，使全县从事家庭纺织的妇女与日俱增。

光绪十七年（1891）领乡荐第一，购得许多西学书籍，钻研机械、算术等新学，开米脂西学之先河。光绪二十六年（1900），奉命督办陕北23县赈济事务，劝富户拿出存粮，接济当地饥民。执教“定阳书院”“凤翔书院”，讲授物理、化学、数学、机械等新课程。“谓变法非变道，息新旧之争。”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榆林中学主讲。著有《圣学困勉记》□卷、《经世刍言》□卷、《机器说》《医学录要》□卷等书籍，1906年病逝于任上。“崇祀本籍乡贤祠，以资矜式而昭激劝。”

三、高寿恺（1866—1957）字愉庭，城内西街人。幼入私塾，18岁就读“圁川书院”，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乡试为优贡，主办劝学所。光绪三十一年捐立《学堂》碑记，光绪三十三年考官，历任江苏直隶州州判，上元县（今江苏省江宁县）承审员、安徽五河县盐匣局收支员等职。民国元年（1912）担任陕西神木知事。其时县城店铺按旧例要承担县衙供应，实行摊派制，粮行肉铺要按时供粮、送肉，他认为这是陈规陋习，一概裁免，为呈供户减轻了负担，被呼为“青天”。卸任后回米脂，热心教育、公益事业，主管振务会，乐于扶贫帮困，积极支持创办米脂女子小学，倡议修建南门外翔凤桥、城北儒林河桥，并为北街初级小学捐赠50套桌凳。先后担任米脂女子小学校长，县教育和财政科科长。关心时政，敏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秉行公道，主持正义。1929年，掩护中共党员贾拓夫脱离险境。

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支持新政权，被誉为开明人士。1941年秋，当选为米脂县参议会长。历任两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在赴延安出席参议会时，以自己亲历晚清、民国、边区三个时期的切身感受，进行新旧对比，盛赞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国为民的功德，宣传陕甘宁边区文明进步的新气象，呼吁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共同对敌。1950年，当选为首届米脂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57年去世，享年91岁。

四、刘开泰（1878—1930）字焕亭，又名刘文章。石沟镇花石崖村人，出身贫寒家庭，自幼发奋努力，年轻时敢想敢干，自谋生路在龙镇开办永丰煤矿。

他一生光明磊落，性格刚强，治家严谨，教子有方。虽没有多少文化，但思想开放，尊崇知识，重视人才，曾开办私塾、学堂，多数家族子侄得到教育培养，成为文化人。他们弟兄6人同家时，由其掌管家事，年龄大的子侄均由他承担娶亲成家费用，全家46口人，同家20余年，和睦相处，从无是非之争，在当地传为美谈。子侄们不管年龄大小，稍有造次或不轨行为，他即动用家法管束，族人谁也不敢说情，崇拜遵从，皆服服帖帖，是方圆百里有名的能人。

中年时期以米脂县开明绅士的身份步入政界，担任米脂西区（包括子洲、横山等地）区长，人称“刘老总”。他从小对穷人有同情感，好抱打不平，且广交朋友，常与一些官场人士往来，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1928—1929年，陕北遇旱灾，乡民断炊绝粮，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灾民成群结队，局面难以控制，在情况十分危急之下，他主持灾民去县府要求发放义仓粮救急，得县府回话，四方灾民方才散去。事后，国民政府为镇压群众，诬蔑他煽动群众，聚众造反闹事，将他逮捕入狱。1930年秋，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53岁。他的离去给这个大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由此，激起家庭成员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促使多人投身革命，参加红军和米西游击队，为米西苏区建立和革命的解放事业建立功勋。

李鼎铭

五、李鼎铭（1881—1947）原名丰功，桃花峁村人。家庭出身贫农，1895年寄住吕家硷舅父杜良奎家中读书，勤奋攻读经史，兼学中医。1930年，赴绥德州应试考取廪生。

1904年在本地教私塾。1910年在绥德中学堂任教，喜爱史地、数学、天文、哲学并研究中医理论，钻研《医宗金鉴》《伤寒论》《本草纲目》等医书药典，并善于临床实践，搜集民间医方，常义务为群众看病，成为陕北一代名医。

辛亥革命时，他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曾在当地提倡放足、剪发、禁赌、破除迷信、修建桥梁、创办桃镇集市和倡导教育、兴办学校等。1913年担任米东区区长期间，利用临水寺庙宇开办米脂县第一所国民小学，兼任校长。1916年，受聘于榆林中学，担任国文、数学教员。1918年返乡，和当地群众在桃镇创办国民高等小学，担任校长。从事教育事业10余年，培养人才，推动社会风尚改革，主张给学生讲授科学知识，颇有建树，受到群众的欢迎。

1923年起，担任榆林道尹公署顾问、科长等职。1926年因病返里，关心百姓，不畏权势，刚直不阿，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威望。一次，当群众与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部下一个专门敲诈勒索老百姓的所谓剧团发生冲突，并打死了一名坏头目时，李鼎铭挺身而出，站在群众一边，专程赴榆林找井岳秀评理交涉，最终使事态平息。为维护本乡群众利益，他经常与官府及城内豪绅据理相争。1930年后，他在米脂县城内开设“长春医馆”悬壶济世，坐堂行医。尽管这期间，他经济拮据，但多次拒绝了杨家沟马家要他做总管的邀请。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1934—1935年上半年，米脂县长及反动军官孙绍山趁机镇压、破坏米脂县米东区共产党的组织，李鼎铭被国民党县政府聘为“米脂县肃反委员会”主任。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这时，由于中共政策的影响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李鼎铭的思想开始转变，同时，由于他的学生共产党员郭洪涛、艾楚南、张汉武、曹力如等对他多次争取，后经他次子、共产党员李力果和家庭成员的影响，说明和研读社会主义书籍，使他的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1936年，他继续行医，还担任米脂县财务委员会主席。1937年“七·七”事变后，逐步接受中共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是冬，八路军进驻米脂后，他放弃前嫌，思想发生重大变化，成为本县老知识分子中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政策的杰出代表之一。

1941年夏，陕甘宁边区为了加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即为共产党、国民党、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开展普选运动，李鼎铭代表开明绅士被选为米脂县参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副议长。是年冬，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上，年逾花甲的他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在“就职演说”一文中，对自己的成长和思想转变，做了深刻的解剖。他自参加边区政府工作以后，勇于负责，敢于大胆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正当陕甘宁边区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队的围困封锁，财政拮据，经济处于严重困难时期，他在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主张“军事、政治的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辅，平衡之效果”。这一议案受到多数议员支持，毛泽东非常重视，说：“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作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精兵简政政策不但要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中共中央还把它推广到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因而对战胜困难，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1942—1943年，他还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陕北的特点，提倡精耕细作、多种洋芋、推广养蚕、移民开荒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他真诚与共产党合作，亲身体会到共产党人对民主人士能够开诚相见，崇尚友谊。他响应党中央团结各阶层一致抗日的号召，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成为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党外人士与党合作的先驱和杰出典范。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勤政为民、恪尽职守。

1942年7月，他在接见晋西北绅士参观团时说：“共产党是进步的政党，余今年虽六十，但已决心和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从共产党此次整顿三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已切切实实谋与党外人士合作，对此我更深信不疑。”

1943年1月，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邀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及是年7月在《7·7专刊》上发表文章，热情帮助和盛赞共产党开展的整风运动。是年11月，他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劳动英雄代表大会闭幕式讲话中赞扬八路军说：“这样的军队，我是没有见过的。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地拥护军队。”1944年1月，他看到边区部队在生产节约上取得巨大成绩，兴奋地对记者说：“几千年来，国家养的兵，都是穿老百姓的吃老百姓的，唯独我们八路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进行生产，自给自足，并帮助人民春耕夏耘秋收，这是天下少有的。”12月，在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上，他做了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的专题发言，对边区消灭文盲、培养知识分子、普及卫生习惯等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1945年3月，边区成立中西医研究会，推选他任会长，研究会多次举办中医培训班，为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目标做出不懈努力。1946年4月，在边区第三届第一次参议会上，他再次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企图发动全面内战，天空出现一片乌云。中国面临两个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历史关头。李鼎铭继续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一边，坚决反对反革命内战政策。1946年3月在接见记者，谈到关于中苏友谊问题时，以及是年4月，在边区第三届一次参议会上做的《关于选举工作报告》中，他斥责蒋介石认友为敌，发动内战，欺骗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卑劣行径，号召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而斗争。当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时，他随陕甘宁边区政府转战陕北。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李鼎铭称赞土地法和审查干部，“这两项政策伟大极了，有了这两项政策，它将保证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必然成功”。

他十分重视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在延安时期认真钻研马列主义，悉心阅读毛泽东著作，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研读《资本论》《列宁选集》等著作，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也做过深入研究和思考，在理论上颇有成就。他撰写的《中国古代哲学》《数学》《医学》等多部专著，在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被毁，现存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专著，为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他还编著有《蒙古历史教科书》讲义，强调民族平等，祖国统一，赞扬蒙古民族的伟大历史贡献。

李鼎铭陵墓

李鼎铭一生追求民主、倡导团结，思想解放、开明求新，与人民群众同甘苦，与民主政府共患难，是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实践者。1947年12月11日，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临时驻地绥德县义合镇突发脑溢血病故。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以示哀悼，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在唁电中对李先生做了很高的评价，号召人民向他学习，对其功绩永志不忘。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李鼎铭家乡群众的要求，决定将原米脂县桃镇小学改名为“桃镇鼎铭学校”，以资纪念。米脂县城南烈士陵园一侧立有李鼎铭纪念碑。桃镇家乡的李鼎铭陵墓、旧居也被修葺一新，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陕西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六、杜斌丞（1888—1947）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斗士，中国民主同盟军早期领导人。

杜斌丞

名丕功，字斌丞，城隍庙湾人。幼年读旧学，辛亥革命前后就读于绥德中学堂、三原宏道学堂、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涉猎广泛，尊重新学，阅读进步书刊，广交爱国进步人士。毕业后，视野大开，胸膺渐广，遂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应聘担任榆林中学校长。他团结师生，推行德、智、体并重的办学方针，提倡学术、思想自由，宣传马列主义学说。聘请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和进步人士王森然等执教，多方筹集经费扩建校舍，改善办学条件。为西北地区革命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先后培养出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地方教育事业关心备至，奔走呼号，热忱支持创办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延安第四中学、米脂三民二中等学校。

1926年11月，国民联军击溃河南军阀刘镇华部，解除了西安之围。他以陕北各界代表的身份赴西安，参加解围庆祝活动，受到于右任、冯玉祥、杨虎城、邓宝珊等人的热情接待。参加了陕西各界举行的追悼李大钊烈士大会，应邀出席了冯玉祥将军召开的军事扩大会议。其后，他遍游武汉、南京、上海等地，目睹工农运动之兴起，大开眼见，开阔了视野。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爆发，革命一时处于低潮。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认为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他教育青年学生步入社会后，“要站在长线（指共产党）上，不要站在短线（指国民党）上，要站在前线上，不要站在后线上”。卓识远见，堪为师范。

1930年杨虎城将军主持陕西军政，电约他参议陕政，他欣然允诺，常以“得民者昌，失民心者亡”古训激励杨部将士，成为杨虎城重要决策人物之一。“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灾难当头，国难深重，人民群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蒋介石狂叫“攘外必先安内”，对敌屈膝，内动干戈，危情密布。他以爱国主义的情愫与目光，纵览全局，权衡得失，倡议西北大联合，毅然向杨将军提出“陕甘一体，回汉一家，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即西北军与红军团结），反蒋救国”的主张。这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大西北主义”。为了实践这一纲领，他两度冒险入甘，说服地方实力派。在此基础上，杨将军派孙蔚如率部去兰州，赶走与吴佩孚军阀势力相勾结的雷中田，杜斌丞出任甘肃省宣慰使署秘书长。1933年，蒋介石下令杨虎城将军将驻甘肃的部队全部调去“剿共”，他镇静应付事变，向杨将军提出“联共、反蒋、抗日”主张，并和红四军联系，达成互不侵犯协议，粉碎了蒋介石企图让红军与杨部两败俱伤的阴谋。1935年10月，毛主席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部队到达陕北，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救亡，他热情高涨，积极响应。为了促进杨虎城将军与中共联合抗日，推动国共合作的进程，毛主席委派张文彬持他亲笔信在西安会见杜先生，主席高度赞扬：“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共勉之。”为推动杨虎城部联共，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毛主席、周副主席的高度称赞。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前，他又提出西北军与东北军“联合则生，分裂则亡”，“西北人民支持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主张，为张、杨二将军合作举事往返联系沟通，做出重要贡献。事变后的第二天，他就任改组后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要职，参与起草著名的张、杨二将军“八项主张”。其后，中共提出和平解决、共同抗日的方针，起初曾为许多人所不解，但他审时度势，首先表示拥护并受杨将军之委托，担任红军、西北军、东北军三方联合办公厅的一方代表。其见识之超卓，韬略之恢宏，在西北人士中声名卓著。1936年年底至1938年，孙蔚如担任陕西省主席，杜斌丞为陕西省府秘书长，坚持抗战，革新内政，并和共产党增强联系，营救掩护了不少革命同志，深得林伯渠等同志的称赞。

1938年7月，蒋介石派亲信蒋鼎文取代孙蔚如，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即解除了杜斌丞的秘书长职务。事后，蒋介石又派胡宗南登门拉拢，以高官厚禄相诱，他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加入国民党，两次撕毁了国民党送来的党员登记表，蒋胡对之嫉恨在心。

1940年，他辗转于成都、重庆、桂林、昆明等地，结识民主运动中的各方代表人物，于1943年冬到成都会见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相谈甚为投机，从此参与民盟的政治活动，并且同杨明轩、成柏仁等创办《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1944年，他受命与杨明轩、王菊人、郭则沉等人筹建并主持民盟西北总支部，坚持民主，奋斗不懈。1945年10月，在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1946年1月，以民盟顾问身份参加旧政协会议的活动，会后返陕。2月8日，以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名义向报界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阴谋，指出今日之世界与中国民主潮流正汹涌澎湃，任何人也不能抵御历史之洪流。他在谈话中还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张、杨，实施宪政。这次谈话在《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蒋、胡对之嫉恨更深。从此，他即在特务监视下失去行动自由。他主持的《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也在是年5月被查封。

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侵入延安的第二天，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仍坚持斗争，绝不妥协，在法庭上严词驳斥国民党的种种罪行。10月7日他在最后遗书中写道：“每思30年来，无日不为民主而奋斗！反动诬陷，早在意料中，个人死生，已置之度外。彼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之生命，绝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能为民主潮流所灭也。……请转告诸生至友，共同努力，以期实现合理平等之社会国家，则公理正义，自可伸张于天地之间。”书简情深，感人肺腑，正气磅礴，业可千秋。正如周恩来副主席1948年接见陕西省米脂县姬伯勋县长时所说：他生得伟大，死得伟大！

杜斌丞纪念室

1947年10月7日，杜斌丞在西安玉祥门外英勇就义。民盟中央张澜主席于是年10月在《大公报》发表书面谈话，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就先生遇害提出严重抗议。1948年3月，在他的家乡米脂县新建斌丞图书馆。次年10月，陕甘宁边区各界人民在延安隆重纪念杜斌丞同志殉难一周年，毛主席亲笔为杜斌丞烈士题写挽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周恩来副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领导人敬献了挽词、挽联。1983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拨专款择新馆，立石塑像，设陈列室，彰其业绩，教育后人，以志永存。

常寿世

七、常寿世（1888—？）字静山，北街人。清宣统己酉科拔贡（1909），任山西直隶州州判。清末民国初，是米脂负有盛名的书法家之一。

常寿世出身贫寒，自幼刻苦好学，苦读诗书，研习书法，练就一手好字，以勤奋考中贡生。他一生为人耿直，富有正气，好书香翰墨，常与士宦、文人墨客往来，谈书论画，陶醉其间。其书法大气磅礴，敦厚从容，曾为府衙、庙宇和大户人家题写楹联和牌匾。

米脂城隍庙有他书写的楹联。曾为东大街吕氏中医世家书写大门匾额“内扁外华”，墨迹苍劲有力，出神入化，可惜这些书法作品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中被毁掉。

他创作的书法作品，布局严谨从容，大气苍劲，笔法沉着老辣，古朴端正，丰满中略显干涩有力。尤其一些字体的飞白、停顿，显示出力透纸背的不凡功力和荡气回肠的淡然色彩。

八、马祝舆（1859—1912）字子衡，杨家沟村人。清光绪廪贡生，诰封奉政大夫（正六品）。1911年参加陕西辛亥革命，任秦陇复汉军二等参谋及佳县知事，经办延安石油矿。1877年，陕北大旱，灾情严重，他与族人捐资万缗，在家办粥场，散发钱粮救济灾民。1899年至1900年陕北连遭旱灾。百姓吃光树皮、草根，马祝舆动员族人开仓济民，在家全天办粥场，坚持两年之久，又出资4000余缗，分给饥民。灾年过后，附近百姓镌刻“马公子衡德惠碑”立在杨家沟村头，以志颂扬。“文化大革命”中，石碑得到群众自发保护，用草泥封了起来。1995年，群众重修石碑护墙、碑台，以供后人瞻仰。

九、艾如兰（1860—1939）字芝亭，号蜿卿，自幼受儒学熏陶，以陕北秀才案首之身份，进入陕西三原宏道书院学习。其时，他的启蒙老师高二山长（高朗轩之弟），也在关中某县当教官，病故任上，身后萧条。他闻讯后赶去料理后事，徒步扶灵柩，千里迢迢回到米脂城，交给高的家人，一时传为美谈。

艾如兰

他谦逊好学，成绩优秀，以县考童生、府考秀才第一和省选优贡，荣称“小三元”。1882年，任优贡镶黄旗官学教习，负责培养满蒙贵族子弟，常与京城文化名流交往。历署眉县、华阴等县教谕。1898年二等大挑举人科，授陕西朝邑县训导，敕授奉政大夫。关中书院监院，陕西巡抚部院文案。清两宫西巡充前路粮台文案。蒙恩赐袍褂料3次。慈禧太后回銮时随扈北京，保举知县加同知衔。管理督粮导西仓，陕西布政使藩库。历任岢岚县赈务署理、稷山县知县。1912年山西朔州（今朔县）地方士绅，状告知州贪赃枉法，山西巡抚便委派他查办“摘印”，并署理朔州知州，当他了解到现任知州是个清官，不与士绅们同流合污而被诬告时，遂向巡抚说明真相，而随从劝他只管摘印，切莫放过候补知州这个难得的机会，因而得罪上司。他却以为不能昧着良心做官，慨然卸下担子回家。民国初任榆林道道尹，公署秘书兼第一科科长，陕北镇守使署，咨议署理，延长县知县。1930年绅士李少川去世后任米脂县首席绅士、县第二科科长、财政局局长。

1935年担任无定河水利促进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无定河治理献计献策。以书法知名，西安等地有他亲书的碑刻，画作也以清秀淡雅而著称。1939年因疾而终，享年80岁。

十、李蕴花（1862—1930）字少川，县城人。少年好学，向往仕途，1892年中进士，历官四川合江、盐亭、井研、犍为、冕宁、太平县县令，会理州、忠州和陕西绥德州知州。足迹踏遍川陕，在四川任上提倡实业，振兴学务，穿着布衣、草鞋，到处奔波筹办赈济。拘捕杖责冕宁县天主教徒张兰彬，惩罚其仗势殴打一位书生之罪行，大灭教会气焰。犍为县西北灵官庙匪盗聚集，常年愚弄迷信百姓，他上任后，先出其不意捉拿匪首，然后公开审讯，先以木板斥责木雕神像，后斧劈焚毁，拆毁庙宇，并驱散游民，使匪患烟消云散，平定一方治安。参与镇压余栋臣、刘定远等农民起义军队。在绥德任知州时，竭尽全力，规劝“瘾君子”不要吸食鸦片，遭到地方绅士的极力反对，于1911年告老归乡。民国初年，主办米脂民团，抵御流兵、窜匪，维持地方治安，在县内形成一定权势，往往左右政务。1919年当选为国会众议员，1928年担任陕北赈务会会长，筹集粮款、救济贫困，在陕北一带颇有名望。

十一、艾崇德（1863—1942），城东宋硷人，字峻山。廪生，出身四世医家，自幼立志，济世救人，他和其弟崇义（早逝）均为米脂著名中医。

1880年起在自家开办的药铺“广生堂”司药，勤学苦练基本功，渐熟药性、药理，并随父接诊，探求诊病要领，辨证论治，具非凡功底。茶余饭后，手不释卷，饱览史书、药典、医著近百种。经多年临床实践，深谙医理奥妙，通悉脉理，诊断多记述脉象、医案。擅长内科、妇科及疮痍科。尤以自制“珍珠八宝散”治疮痍、“英神散救丸”治吐泻、“英神止痢丹”治痢疾而著称。患者多慕名而至，名闻米、绥、佳、榆等县，行医50余年，品德高尚，常能妙手回春，被誉为“药王”。

1942年病逝，稀寿79岁。著有《艾氏医门初阶》《升阶》等中医书稿，可惜散佚。清末民国崇德一门以行医济世为生，在县城东门外宋崄一线修筑数十孔排列整齐的窑洞，一大家子，几十口人同居一院，院阔人众，和睦相处，户大族兴。“艾家大院”在米脂城很有名气。

十二、高照初（1871—1945）字晴曦，号晓林，城内北街人。他生而聪颖，为祖父所钟爱，聘请邑贡生常陈之先生在家教读。13岁能学为诗文，即受业于甲午进士贺与九门下。20岁入邑庠，仍跟随贺先生读《经史子集》不断深造。此后家道中衰，设帐授徒。先受聘在山西孝义县尚张等家，继聘于杨家沟扶风寨马氏小学，均属专馆。清季维新改设学堂，任米脂高等小学教员，并与其族人谋筹设米脂渤海高等学堂，专收本族子弟入校肄业，请名师任教，成就颇多。他为学重实践不尚虚文，弟子多成名者。如民国初年留学德国、美国的马醒民、马师儒等人，都是他的得意门生。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十五日，父亲高玉堂因疾而终。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二十三日其母亲王氏卒。他生有至性，先后丧葬，以礼合厝于北门外榆林河沟杜家园子榆树峁山。

光绪十六年（1890）秀才，宣统元年（1909）已酉科考选拔贡，次年朝考二等，初授甘肃直隶州州判。到省后愿充要差。辛亥革命军兴，陕西反正。1912年返回西安，被张翔初都督聘充陕西督署参议，旋委署理延川县知事。1913年调任甘泉县知事。所到之处推广学校、开办工厂、兴修水利，并创设垦荒局，招垦公私荒田。延安地广人稀，尤为根本之图。上峰嘉奖，地方也多利赖。他在甘泉任内，剿平临真（镇）神团，消灭陕北乱萌，厥功甚伟。临真镇原属甘泉分县，民国初设有县佐。但距城百余里，为罂粟产区，苦害四方。反正后有妖民张永清等，倡邪说、著天书，以符咒闭火门号称“神团”。愚民无知，煽惑日众。在甘泉县查办临真镇违法种植罂粟案，以及神团非法活动事件，率地方驻军剿灭神团，使禁烟取得成果。1913年政府厉行禁烟，聚众千余抵抗，将图大举。他密查确情，呈报督署派兵两个营，督率亲往该镇，两日夜剿平之。生擒匪首张永清、马朝义、白得禄等10余人，斩于镇街。搜出天书、神牌，集众焚毁。随后办良民会，劝余党入会，互相监督，永为良民。住镇一月，昼夜督办，乱萌遂遏，地方得以安定。张督甚为嘉许。是年，他赴北京充任长芦盐务洋河口坨务局长。1915年调任中沟滩务局长。1917年返回米脂，1919年被选举为陕西第二届省议会议员。他深知民间疾苦，应代表民意之选，克展厥志，多所建白。

1922年议会期满改选，他悄然归里，息影林泉，不作仕进。在榆林河沟口修水田20余亩，辟为别墅。是地泉水涌出，味甚甘美，自号“甘泉圃”，栽花种树，招集知己吟咏其间。他致力于名山事业，终日手不释卷。除《经史子集》而外，专门研究欧西文化及星命术数之学，多才多艺。热心地方公益事业，不辞劳苦。屡次督办本县赈务，筹设“圁川义赈会”，勘募赈款，开办平粜及粥厂，救活许多民众。任城防局长时，在南门外开凿4眼水井，解决全城居民吃水困难。在北门外兴修“儒林石桥”，地当孔道，行旅众多，咸称便利。米脂城防由明及清历史悠久，宿志盛名。他力任艰巨，筹划防守。劝修堡寨，严密保甲。与政府驻军协力，绥靖地方，劳怨弗辞。

《米脂县志》序文载：“幸有邑高晴曦先生，世德隆厚，学问渊博。致仕归来，即以纂修邑乘为职志。搜求散佚，摭拾残篇，徵文考献，周咨博访。缺者补之，疵者正之。以古稀之年岁，奋矍铄之精神，凡所辑述，悉亲校勘。其志趣之笃，用力之坚，实所罕匹。竭十余寒暑，稿凡三易，始克有成。”其族人高鸣九于高氏家乘内也有诗云：“前人一脉志真传，守护挥呵待后贤。大索墓铭兼圹瓦，冥搜断简与残编。追维血统念余世，煞费心机五阅年。吾族非兄肩此任，散珠颗颗倩谁联。”乡望日重，声誉日隆。他晚年悉心研究文献，两次被聘为《陕西通志》采访主任。续修民国《米脂县志》（1944年刊印），创修高氏阖族家谱，刊印于世。他善书法，工笔楷书，所有著作均手书稿本，珍藏家中，示范子孙。(www.xing528.com)

张腾宵

十三、张腾宵（1876—1941）郭家砭乡张山村人（今属龙镇）。幼年读私塾，清末秀才。他博学强记，才思敏捷，能言善辩，眼界开阔，潜心祖国传统医学的研究，为乡亲解除病痛，富有开拓精神，经商创业。1934年在镇川堡开办“万德昌”“万丰昌”商铺，经营数十年，生意兴隆，使家族渐渐富裕起来，在龙镇一带小有名气。他乐于助人，扶贫帮弱，致富不忘教育，出资在张山村办起了私塾，使附近村的孩子冬天有了读书的地方。为扩大办学他把龙镇娘娘庙神像搬走，自筹资金修建龙镇小学。后又创办了湾畔初级小学（今郭家砭中学、小学），使穷人的孩子有书读，为推动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办学、行医的善举，使他在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被人们尊称为“张五先生”。

十四、吕廷荣（1876—1945）字耀卿，东街人。幼入私塾，天资聪颖，性情豁达，擅长书画，好丝竹，18岁考取秀才。先设帐教书，后遵从祖训“不为良相为良医”，跟随父亲吕殿阳在“生春堂”药房习医侍诊，学习四五年后能独立坐堂看病。1900年在吉镇店（今绥德县吉镇）开设“生春堂”分号行医。长于内科、妇科疾病的诊疗，素重医德、医风。农忙时常在绥、米、葭、吴四县毗连乡间巡回诊疗。18年内治愈许多疑难杂症患者，视病人贫富少收或不收药费，被尊称为“吕二先生”。1918年，其弟吕廷弼在东大街创办中药房，“万瑞源”（东大街28号右），不久，吕廷荣返回米脂县城，自办“荣盛源”药房行医（东大街28号左），研制“六神止晕散”“玉红膏”等临床应中成药。1943年，“万瑞源”药房，以“炮制精良”而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褒奖，奖锦旗一面。吕廷荣兄弟二人与县内著名中医艾崇德、李鼎铭等人齐名。集著《医经要领》《验方百种》书稿（未刊行）。

马兰芬

十五、马兰芬（1880—1945）马家园子村人。出身农家，识字不多，但自幼心灵手巧，思维敏捷，16岁起随父马鸣骏学艺，后成为名噪一时的能工巧匠。从事石雕刻40余年，雕制花鸟草木、纹饰图案、腾龙翔凤、蹲狮卧虎，精湛传神。雕刻的碑楼、望桩饰以五龙戏珠、麒麟呈祥、鹤鹿献寿，造型大方，优美逼真，刀工细腻，人人称道。他参与施工的建筑物中，尤以绥德“万丰永”二层楼，米脂杨家沟马醒民“新院”，定边高志清祖坟的石猪、羊、犬、马等称最。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他先后参与修建了延安中央礼堂、边区银行等著名建筑，受到政府领导的表扬。

他以娴熟高超的技艺，先后带出钱玉璧、马海存、马海旺及儿子马锦云、马子和等10多名有名的民间建筑工匠。一生辛勤劳动，奔波在外，为他人修建了许多精美的住宅，自己一生仅住过3孔接口土窑。1945年在修建“子长陵”时染病去世。

艾毓春

十六、艾毓春（1882—？）卒于20世纪60年代，西大街人。字秀峰，太学生。县商会参议，五里公局咨议，1931年任陕北地方实业银行米脂分行经理。为发展米脂经济做出了一定贡献。极力支持其子艾斌卿筹办米脂民生造纸厂，并任名誉监理。1946年米脂县开展土改时，令其子将240亩土地捐献给米脂县人民政府，后又将造纸厂股金及资产捐给人民政府。他一生勤俭节约，为人慷慨。经历了前清、民国到解放三个时期，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好，共产党才是真有本事的党”！

十七、艾好信（1883—1953）城内北街人。自幼家庭贫困，读过两冬私塾，13岁给富人家当童工。后开始学做生意，灵活勤学，18岁当伙计，25岁时当上掌柜。1913—1921年和艾方畴、常殿魁合伙在石坡口开“广信魁”商铺，经营布匹、百货。1920—1933年与陕北“皮毛大王”艾丕荣在东街开办店铺“信义永”，为镇川“集义长”分店，生意路子渐宽。民国年间，成为米脂城乡商界名人，在米脂有一定的影响力，后担任米脂县商会会长，在米脂商界有较高的威望。1953年病逝。

杜良奎

十八、杜良奎（1884—1930）字斗垣，东区吕家硷村杜家湾人。清末文、武举人。父亲杜伟高生有三子，长子良辅，次子良奎，三子夭折。按当地的封建习俗，三子病故，二子应取两房妻子，一来可以为三子超度，二来可以为杜家多生子孙，传宗接代。这样杜良奎就奉父命娶了两房妻子，生有两子四女。长子杜聿明，字光亭，国民党陆军中将。次子杜聿德。

杜良奎从小受父亲杜伟高的熏陶，乖巧机灵，勤奋好学，深得父亲的宠爱。省试中举后，不屑于仕途。他认为官场污浊，尔虞我诈，清政府派他为即补县知事，他也没有应命前往。良奎自幼偏爱武术，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他喜读《孙子兵法》，传说可撒豆成兵。另外他还研究中医医学，掌握不少民间秘方，利用气功治病。家里人有病，他一般都能应付过去。周围百里的乡亲们也请他去诊治，不管贫富，乐于前往，且分文不取。再加上他急公好义，爱打抱不平，侠风义胆，因此与社会各界交往甚密。杜良奎喜欢天文地理、《周易》，他制造的“三球仪”，可测定日食、月食，分文不差。

杜良奎在长安大学堂教书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被蚕食分割的严峻时刻。全国各地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秘密会社蓬勃兴起，一场革命风暴即将到来，当资产阶级革命派奋起救国的时候，杜良奎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期，杜良奎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号召，几度回家乡米脂，鼓动县里的民团赶走了清朝官吏，并反对袁世凯称帝。

1914年杜良奎在榆林殖边学堂（现榆林中学）任教。当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陕北民主革命的先驱、前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兼西北总支委员杜斌丞任校长，虽说杜斌丞是他的侄子，但在民主革命的道路上却是心照不宣、志同道合的战友，他经常配合杜斌丞宣传“教育救国论”，使学生受到启蒙教育。

杜良奎在家办私塾时，外甥李鼎铭（二姐之子）随他生活，受他严格管教8年，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使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遭受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所造成的空前困难，得到缓解，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

传说慈禧太后委派李意古到各地遍访才子来到米脂，各界人士应见后，李意古提出的问题唯有杜良奎对答如流，显出超众才华。李回京汇报西太后说：全国才子在米脂，米脂才子是杜良奎。西太后传旨，要杜良奎进京从政，杜良奎拒绝为官，以教育为己任，直至晚年。

1930年赴无锡，探望参加中原大战的儿子杜聿明（时为陆军4师12旅24团上校团长），不幸病殁于无锡，杜聿明运灵柩回吕家硷安葬。

十九、艾瑞亭（1884—1989）字润兰，北街人。早年家境贫寒，与其兄艾丕荣，半工半读，矢志苦学，就读于北街义学。1910年结业于三原宏道书院。戊戌变法后，废除科举制度，其兄艾丕荣弃学从商，随父亲在镇川堡料理生意。二兄弟初涉商场，勤学好问，渐懂经商之道，生意日渐兴隆。

1912年，弟兄二人看准经营陕北土特产皮毛生意，可获重利，遂在邻近地域收购皮毛，由他坐镇天津口岸外销，经营有方，诚信守约，生意日渐兴隆。兄弟两人数年间成为陕北知名实业家，被誉为陕北“皮毛大王”。此后，榆绥一带商人竞相仿效，陕北皮毛经营业一时盛况空前，闻名遐迩。曹颖僧在《延绥揽胜》一书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皮毛生意兴盛一时的情况：“镇川堡，素为陕北商业中心，亦生产百货集合的场所，经济流通活动，冠塞各县。民国以来冀、鲁收买皮张、毛绒的客商，群来是地，坐庄采购，故皮毛营业，亦以此镇为最。每年春季绒毛，秋季羊畜各皮，均西路边外，源源而来，堆积各货栈，为陕北出口生货的大宗。近年，是地经营是业，均大量发财……”随之，京津、山西太原等地的百货杂品也同路进入陕北商贸市场。

他致富不忘家乡人，热心公益事业，捐资修桥铺路，赈灾恤贫。1924年，艾丕荣将城内石坡住宅无偿借给县女子小学占用，一时传为佳话。他虽身在天津，仍眷恋桑梓之情。于去世前嘱咐子女将生平积蓄和部分房产捐献故乡，作为地方教育基金。1989年儿女遵照先父遗嘱，从天津致函榆林市人民政府，委托政府将镇川的两处房产代为出售。于1990年在镇川中学设立“艾润兰奖学金”。每年以所得利息，奖励优秀师生，以激励后学。

二十、高崇高（1887—1949）字嵩甫，东大街人。少年时期，家境贫寒，在堂兄的资助下在北京中学读书并加入中华革命党，从事民主革命运动。1923—1926年就任榆林府，主管教育，与地方绅士倡议创办榆林中学和榆林毛织工厂。后担任神木、吴堡县知事及陕西省第三届省议员。此后在安边、宋家川任税务局局长，榆林地方实业银行总稽核，陕西省战时征粮委员会秘书。1946年在西安西北国学社任讲学，跟杜斌丞先生交往甚密，对国民党统治者的恶行极为不满，遂弃政从文、书法和讲学为乐。著有《乐天闲话》文集、《狂叟唾壶》诗集。

他十分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回乡后，与地方有识之士倡议创办米脂东街第一高级小学。擅长书法，练就一手好字，东街小学教员休息室“培英堂”和县城南门外翔凤桥“翔凤”二字石刻都由他题写。还与县内其他知名人士创办三民二中。他思想民主，扶持教育，德高望重，誉满乡里。1936年与杜聿明将军同时竞选米脂县“国大”代表，顺利当选。1947年去南京参加了“国大”代表会议。1949年病故于西安。

马醒民

二十一、马醒民（1890—1961）号祝平，字醒民。杨家沟村人。少时，授业于李鼎铭先生门下，熟读《四书》《五经》，从小受儒家哲学思想熏陶，崇尚仁爱、仁慈，后取堂号为“欲仁堂”。青年时期，游学于上海，在上海德华医工高等专门学校学习，同济大学前身就读，后留日学习土木工程建筑专业。他学习用功，成绩优异，博得老师和同学们的敬佩；思想活跃，追求进步，后经邵力子先生介绍加入革命队伍，参加沪军北阀先锋队。

20世纪20年代初，他大学毕业后，立志回乡，兴教办学，在本村创办扶风小学，自任校长，聘请优秀教师，逐步完善教学设施，推行男女平等，同校同学。学校“警世图书馆”收有《万有文库》1721种，4000册，《辞源》等许多图书；拥有三棱分光镜、直流电机等教具；有小号、鼓、风琴、口琴等多种乐器和体育运动器材。办学宗旨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每周一次周会，侧重道德教育和爱国思想的灌输。历20余届（班），人才济济，成绩卓著，马氏家族约有二三十人通过扶风小学启蒙教育，后考上大学深造，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20世纪30年代，陕西省招考公费留美学生，在仅仅争取的两名学生中，竟然都是出自扶风小学毕业的学生（其中，马师亮，留美时曾发现超短波，获得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武汉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机电系中英庚款讲座等；马师伊，留美时先后就学于明尼苏达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胡耀邦在任陕西省委书记时，在榆林的一次干部会上说：“杨家沟马家为新旧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他和王震有较好的个人友谊，王震曾多次拜访他，而他与族人则积极筹措钱粮，支援抗战。

他不仅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而且还最能体察民情。1929年，陕北大旱，饥民遍野，饿殍载道，跌下大年馑，他毅然决定“以工代赈”，劈山填沟，修建新院。历时10年，于1939年雏形落成。他还组织家族内开办粥厂，以济周边难民。为此民谣赞曰：“恩博不过欲仁堂。”他在解决百姓饥荒的同时，实现了他早年研究土木工程设计的夙愿。“新院”建筑，中西合璧，风格独特，工艺精美，造型别致，受到国内外友人的赞誉。民间有“皇居要看故宫，房子要看乔家，窑洞要看马家”的说法。1947年11月22日，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到米脂杨家沟，一直到1948年3月21日住在“新院”，这是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村庄，并在这里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准备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12月会议”，现为毛主席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全省党史教育基地。

1940年1月，毛主席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建立“三三制”政权，即“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借此他被推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并被边区政府受聘为政府参士。他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但他一生追求进步，关心国家大事，是党的忠实朋友。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土改运动中，他带头向政府献地，支援抗日救国斗争，得到了边区政府的表扬。

他慎思笃学，精通英、德、日等外语。20世纪50年代在国内学习俄语的热潮中，虽年逾花甲，仍坚持自学，俄语水平达到发音纯正、准确，语法娴熟、流畅。1961年在兰州逝世。1965年毛主席在北京见到马淑馨（先生的亲属）时还问：“醒民先生在什么地方，还健在吗？”足见毛主席对他印象之深。他爱国爱民的思想得到人民的广泛赞誉。

二十二、冯稷辅（1891—1947），小巷则人，字社臣，人们以“社臣”称之，他先辈为山西人，靠经商起家，社臣8岁入学读书，经8年去北京律学馆学习，三年后捐得一京官，任法部主事历6年。后弃官回家经商，不出数年，发家致富，在米脂县城内拥有店铺、院落十多处，多集中在东大街、小巷子，以“复垣昌”为商号，人称“冯半街”。民国四年（1915）担任米脂商会会长，民国八年卸任。民国十二年任城防局长6年，民国二十一年担任米脂县财政局助理员2年。民国三十年（1941），米脂成立民主政府，以开明绅士身份被推选为米脂银城市市长、县政府委员、县参议员、陕甘宁边区参议员。是米脂拥有上千垧土地的大地主和有声望的绅士，同李鼎铭、贺连城、姬伯雄两次赴延安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思想觉悟得到提高，捐款捐粮，支援抗日，为地方上做过许多善事。

他继承到父辈遗产共土地1300多垧，铺面4处，历年来被人抽去典地数百垧，民国九年因为商号亏本，卖出130多垧地。民国二十年捐赈灾款200块大洋，王震司令员颁银质奖章。民国二十一年，开始主持编纂米脂万丰里三甲《冯氏宗谱》，数年辑成十六卷。抗战时期，因减租减息等原因，其家庭收入不够开支，在公粮紧急情况下，于民国三十年起卖出水地4垧，山地50多垧，典出铺面3处，当时留下土地800余垧、东大街宏济药房1所。

历年来生活比较：在未减租前，每年能得到租子近百石，自己还有买卖挣钱，开支上不感到困难，家中生活较好，门户应酬也较多。吃喝上也讲究些，衣服用物上也常添置。每人总有一两套见客的绸缎衣服。抗战以后物价高涨，负担一年比一年增加，又加上减租后，收入减去一半，收支渐渐不能保持平衡，家庭生活出现危机，开始讲究节约，平日生活也变得简朴起来。抗日战争时期，多次主动捐款献粮，支援前线。

他在米脂绅士中思想比较进步，在谋划自己的实业计划时，分析形势看出再靠吃土地、收租子，恐怕不顶什么事了，发家致富需向工业方面发展，但自己也没有开办工厂的能力，曾打算在1941年冬出卖一部分土地，投资到米脂现有的一些工厂和合作社去，但没有具体行动付诸实施。

他在米脂地主中是比较开明、厚道的一个人，从旧社会的观点来看，他是一个老好人，抱着乐观主义的人生观，每天吃好些、穿得讲究些。在大生产运动期间，带领银城市工作人员种地、送粪、捻线、织布，开展生产自救。1947年5月，任银城市市长。8月，胡宗南进犯米脂，在向东区转移时被处死。1985年，中共米脂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冯社臣一案属于错杀，予以平反。

李健侯

二十三、李健侯（1894—1954）原名宝忠，县城新民巷人，因在兄弟间排行老三，米脂人习惯称他“李三少爷”。

其祖父李锦江（1834—1877，字晴川），不惯官场应酬，多年在乡间当私塾先生。老年回米脂城内“圁川书院”做讲席。其父李蕴华（字少川），由秀才、举人一直到进士及第。先后在四川合江、盐亭、冕宁、太平等县做县令、州官，勤政务实，颇有政声。离任时，民众捐送“万民伞”以示感恩。

他出生四川，少年时代随父亲在外求学，通经博书，尤喜古籍。18岁返回故乡，继而游览河北、山西等省。登名山大川，临胜迹佳境，拓展胸怀，丰富阅历，后闲居米脂城东街儒学巷旧宅，终身未入仕途。他父亲跟井勿幕交情甚笃，便为他在榆林86师师长井岳秀部下谋得几个月参议空衔，每月领30块大洋的饷额，并未做事。一生爱好书法绘画，尤长工笔重彩，常与纸墨笔砚为伴，朝夕临摹碑帖。他的书房内，炕上地下摆满书画手稿，常独自品酌，别有韵味，轻易不允许人打扰。除吃饭、睡觉、外出，寸步不离书房。闲暇常约城内文人、墨客雅士，如贺连城、赵彦卿、常瑞五等聚会，海阔天空，评书论文。

他与李自成同属太安里二甲李姓。他从长辈那里了解到，李自成虽出身寒微，但他豪爽威猛，作战勇敢，光明磊落，不贪财好色，仗义疏财的鲜明个性有口皆碑，由此对李自成十分钦慕。然而，由于统治阶级的歪曲丑化，李自成在明末以来一直被诬为杀人越货的“闯贼”“流寇”，朝廷的御用墨客，凡写到李自成及其领导的农民起义，莫不以“贼”论之。对于这一切，他不予苟同，认为李自成是官逼民反的草泽英雄，以其雄才大略，挥麾南下，逐鹿中原，攻必克，战必胜，经10多年拼搏，推翻明王朝夺取江山，足以与汉刘邦、明朱元璋相提并论。只是由于吴三桂引狼入室，大顺朝“兴亡转瞬”，李自成才蒙受恶意歪曲。他觉得“意听其事迹湮没，莫得搜考而表彰之”是今人的遗憾。由此，他一反世俗的“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论人标准，决心为李自成立传。

为著书立说，先生很早就注意从各个方面收集素材，从正、野各史、稗官笔记到各州县志，私家抄本，广收博采。他经常骑一头小毛驴往来米脂、绥德山间乡村，广泛调查，掌握李自成青少年时代的身世经历及民间口碑资料，他与族人李鼎铭先生到米脂李站、小桑坪等地发掘过李氏祖墓，考证了李氏家族的源渊，证实了关于李自成的一些疑点。为了考证李自成统帅义军辗转战斗的路线、时序和活动情况，他多次聘请米脂桃花峁李善诚、佳县乌龙铺张屯等人到关中、河南、山西、河北采访。为此，他花掉了自己多年的积蓄，甚至不惜卖掉部分田产。到他动笔前，除准备了大量笔录材料外，收集参考资料达62种之多。他对全部资料熟读通阅，反复构思，逐步形成了一个梗概，遂于1926年开始执笔创作。

他以明朝末年农民起义的历史事件为经络，以李自成的生平事迹为主干，穿插朝野逸闻、趣事闲谈、边关烽烟以及文臣武将的艰辛血泪，用雄浑酣畅的笔墨，演绎出一部令人心旌摇撼的章回体历史小说。历4年艰苦创作，数易其稿，经6次誊缮，一部40回本38万字的历史小说终于面世。他直接采用李自成所建大顺朝的开国年号“永昌”两字，定书名为《永昌演义》。其间，他将初稿交给表兄杜斌丞及李鼎铭先生以及其他朋友阅读校正，反复增删修改，1930年12月誊写完成3部。除倾心撰写《永昌演义》外，还参与了1944年高照初先生主持的《米脂县志》编写工作，担任分纂。还创作小说《醒》，反映军阀混战时期，一有志青年的悲惨遭遇，书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

1942年，《永昌演义》由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转呈毛泽东主席。主席在处理军政要务的闲暇，阅读了这部书稿，很感兴趣，让人“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并以健侯先生为此书“费了大力”，于1944年4月29日给李鼎铭先生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托先生代他“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同时，毛主席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洞察力和唯物主义历史观鲜明地指出：“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2000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大顺皇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2000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还说：“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建议先生以新的历史观点，对此书加以修改，以期发挥教育人民的作用，并邀请李先生到延安一游。后他专赴延安，受到毛主席热情接待，并奖励小米两石，以示敬意。后来，因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犯陕北革命根据地，局势动荡，加上作者历史观的转变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完成，未能按毛主席的意见给予改写。《永昌演义》书稿就以原来面貌保留下来。

1958—1959年，共青团中央的张黎群带领一批团中央干部到米脂县下放劳动。他得知毛主席关于《永昌演义》的修改意见后，多次走访了健侯先生的家属，征得同意后，借得书稿，带回北京，交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内部印刷了200册。这是《永昌演义》的第一次铅印。书印刷完毕后，张黎群同志带了20多册，到米脂分赠给县委领导人手一册，文化、图书部门也同时获赠。当时，在县内小范围传阅。后来，这些铅印本大多在10年动乱中失落了。1984年《永昌演义》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公开发行。

晚年留居西安，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与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的儿子李光晋生活在一起。在祖国日新月异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促动熏染下，他跃跃欲试，渴望为国家做点有益的事情。他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愿望并随信附上自己新赋诗篇。毛主席阅后认为可以由陕西省有关部门给李先生安排一项文史方面适宜工作，以尽其能，为时不久病故，安葬在西安市孟村公墓。

二十四、艾庭轩（1903—1986）原名艾之梁，字庭轩，安巷则人。其父为武秀才，但家道并不富裕，他自幼上进好学，以私塾入门，毕业于榆林中学，为陕西著名文化名人，高协和之妻哥。

艾庭轩

清末民国年间米脂上下城住户越来越密集，居民不断拥向流金河南岸。1934年国民党86师旅长高双成以加强城防为由，提议修建南关新城，官绅们一致赞同。于1935年至1937年间由县长楼铿声负责主办。楼县长是浙江萧山人，地情不熟，加之公事繁忙，主持施工修建新城的具体事务就交由艾先生负责。

他具体负责管理经费、施工、人事等，开工之初，因经费不足，县长便与有关人员商议，将城墙内侧修成窑洞，出售给群众（贫民），每孔窑洞仅卖60块大洋，收回的钱以弥补经费的短缺。由于采取了灵活的施工方案，建城经费有了保障，两年多新城即告竣工，不少贫困人家高高兴兴住进了新窑。南关新城城垣东靠文屏山，北依流金河畔，西段面对无定河，南段面向小石砭。周长1.5公里，城垣高9米，上宽6米，下宽8米。围绕其间的近300多孔窑洞，从根本上缓解了贫民的住房难问题。但是先生仍就住在安巷则一小院几间破旧的平房里，家中多人要他在新城买上几孔窑洞，均被他严词拒绝，后来子孙们一直埋怨他，他却以清廉自居而问心无愧。

他为人正直，主事干练，从民国旧政权楼铿声县长到下任县长刘学海（安徽合肥人）在任的十年间，一直在建设科任职。其间还参与主持修筑无定河西岸织女渠，修补了被洪水冲垮的石坡道路等工程，以及北门川“大富贵亦寿考”石刻，民国县政府“抗日救亡烈士纪念塔”等的修建，他的名字被刻在纪念塔领导的题名栏内。一次他和另外两名下属到孟岔村发放雹灾赈济款，突遇土匪抢劫，一人被枪杀，谣传他被杀害，家中亲人号啕大哭，乱作一团，不久他安然归来，家人破涕为笑。

解放战争期间，他的两个儿女都参加解放军，儿子在瓦子街战役中不幸牺牲（米脂烈士纪念碑镌刻着芳名），女儿一直在部队工作。他既是“光荣烈属”又是“革命军属”，却从未享受过任何优惠待遇。“文化大革命”中，因在旧政权中任职，参与修建所谓的“防共”新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中，外调人员调查案件审问他时，他实话实说，绝无谎言。外调人员问：为什么要修南关新城？他直言不讳回答：主要是为防红军，另外也为没住处的老百姓解决住的问题。因此被迁送到边远的农村劳动改造，打倒“四人帮”后，才得以平反。1986年无疾而终，享年83岁。一生大度豁达，正气诚实。

二十五、郭守藩（1899—1971）出生于桥河岔乡刘石畔郭家背坪村一户富裕人家，在他不满5个月时，父亲郭丰年因病去世，由母亲和祖母抚养长大，入堂兄郭峻藩秀才私塾学习3年，他天资聪明，勤奋好学，17岁跟姨夫吕廷荣中医在县城药铺当司药，因家中无劳力，一年后回家务农，照顾母亲兼教冬学。他在当司药时，除阅读医书外，还学习算术、珠算并接受进步思想。他在乡间很有威信，经常处理、调解民事纠纷。1934年创办桥岔私塾，一生倡导教育。1935年被旧政权指定为保长，不久辞去伪保长之职。

郭守藩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进步思想影响下，于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1940年国民县政府批准成立桥岔小学，县长刘学海题写校名，边区教育学家书写“实施战时教育”6个大字。时值国民党米脂地方银行倒闭，他通过关系，借得一批办公用具，被董事会推选为董事长，聘请在北京上过学的姜好藩为校长，县政府三科先后为学校选派6名思想解放的青年教师任教，为革命培养出一大批青年干部。

1942年边区实行选举制度，他当选为印斗区刘石畔乡第二乡乡长（秘密兼乡党支部书记），并兼任刘家峁仓库主任。乡政府成立伊始，没有办公地方，他的办公室就设在自己家中，乡政府的人员以及来往人员一律在他家里免费吃住。其间，他接待了来乡进行调查研究的西北局领导贾拓夫等人。配合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秘密在他家开展工作。著名作家柳青、雷加在米脂体验生活时，兼任他所在乡文书，柳青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就诞生在他家中的油灯之下。以《铜墙铁壁》小说改编的电影《沙家店粮站》其原型就是他担任主任的刘家峁粮站。这时国民党残酷封锁边区，他积极动员群众种棉花，纺花织布，做军装，组织变工队大搞生产，为佳县延家坪等地军工厂运煤送原料，积极支持抗日战争，改善群众生活。他在党的领导下，处处为群众办实事，受到人们的爱戴与拥护。并具远见卓识，审时度势地教育群众，国民党是不会救国的，不会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只有跟共产党，人民才能得解放，过上好日子。为揭穿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共产党内没好人”的谎言，1944年党组织决定将他共产党员身份公开，因此他成为全乡第一位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

1947年胡宗南进攻陕北，他支持坚壁清野保护学校公物和粮库存粮，推荐青年参军，组织担架队抢救伤病员，发动民兵护村护校，为前线将士征购粮食、搞运输、做军鞋，开展拥军优属，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沙家店战役胜利后，他担任桥岔小学校长兼乡政府指导员，上门动员穷人娃娃上学读书，使桥岔小学成为米脂县最早复课的学校。为了办好学校，他把自己家中的东西，无偿提供给学校。女教师没有住处，就住在他家，教师的小孩他就让老伴照看。用毛驴接送老师上课，开辟菜园为教师改善伙食。他还十分关心老师和大龄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接收许多青年加入团、党组织。他先后三次为桥岔小学的建设出力献策，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老校长”。1950年，被授予大西北解放纪念章。在他任校长期间，对学生该管则管，该爱则爱。教育“娃娃们要好好念书，没文化是成不了才的”。有好多人在他的教育下，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人还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他曾担任陕甘宁边区米脂县多届参议员，“文化大革命”前历届人民代表。一生平易近人，心地善良，常帮助有困难的人，亲戚不论近远，只要有人求助，有事找他，都尽力而为，对生活困难的他还非要留在家里吃顿饭不可。他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为党和人民做奉献，甘当老“黄牛”，终生致力于党的教育事业。1960年离休，被县人民政府任命为桥岔小学名誉校长，1971年因病逝世，享年72岁。

米脂县名流贤达很多，笔者仅选其中25位加以介绍，旨在抛砖引玉，望能引起各家族的重视，在编纂家谱、撰写村史的时候，加以挖掘、整理本族人物，弘扬正气，扩大社会影响面，丰富米脂人物资料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