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经济与文化教育的双重力量

据《光绪·米脂县志》记载，光绪三年（1877）全县大旱，饥饿把农民逼在死亡线上。东区饥民聚众“吃大户”，向刘家峁、杨家沟等村地主要粮……光绪二十六年（1900）酷旱，东乡两千多饥民前往杨家沟向地主夺粮要饭吃。

马维新是杨家沟地主利益集团发家致富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从9岁至17岁时一门心思用在读书上，甚事不管，18岁时，因父亲马国弼年迈，不再进取功名，开始代替父亲料理家务生意，追求财利荣禄，理财经商39年，为马氏家族兴盛发达，立下大功。他的曾祖父马嘉乐于道光三十年（1850）在米脂城内创办“崇盛西”，拥有本钱二千串，马嘉乐占一千串，姜安邦、李崇元、李逢源共占其余一份，专门从事放高利贷，并且经过高利贷典田买地。马国弼在分家后，于光绪十一年（1885）在本村创办“崇义长”，做一些贩卖、贩运杂货粮食的交易，生意平淡。民国六年（1917）马维新在吉镇创办“崇德厚”，1926年后转移在杨家沟，除经营粮食外，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也倒卖一些鸦片、布匹，至1938年结束。其间，他开始大量“典地”“买地”，完成了他“放账置地”的原始积累，完成了囤积大量资本财富的基本任务。

陕北人历来靠天吃饭，历史时期多发生旱灾，光绪二十至二十九年（1894—1903），十年中，仅有四个丰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杨家沟村民为纪念马祝舆捐资赈灾有功，立功德碑。1929年，陕北大灾，马醒民在灾荒之年兴建“新院”，以工代赈，历时10年，缓解许多贫民的困难生活。历史上多次旱灾并没有阻止陕北社会经济的发展，马氏以经营土地，贩运马匹、牛羊、皮毛、手工艺品等发展基业。经数百年经营，使一条无名的小山沟，变成闻名陕北的“小北京”。

据1934年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陕西农村调查团调查，杨家沟社会经济状况依然十分发达。“既抵杨家沟……沿途精工雕刻之石碑，比比皆是，窑外为城堡式之围墙，在城堡上任守卫之责者有二三十人……窑颇高大，墙之四边，皆用各色之油漆漆过（当指炕围子），更见富丽堂皇，窑内所陈各物，皆系上选之品，内部整洁无比，俨如南方之大富贵气象。马君家中有伙计数十人，管账者六七人，牲畜百余头，所养家畜，不计其数，所食极丰盛，唯所穿衣服则极俭朴，此系大地主之本色殊无足奇。”又据是年《新中华杂志》第2卷16期：“……炕上放置红木桌几，纯羊毛毯。网球场、篮球场、足球场俱备。……而在马家，海味、景德瓷器、龙井茶叶却都是日常用品，并常常从上海购置吃用的东西。鸦片也几乎是马家个人所一刻不能分离的。就马家两口子一年就要吸1000多元的鸦片。所养家畜、家禽、骆驼、马、骡、驴、牛、羊、猪、鹅、鸭子成群结队。就‘依仁堂’等三家所养的牲畜便有骆驼20余峰，马、驴，各三四十匹，骡子五六十匹。”“这里的钱，不比沿海各省容易得到。300个鹅蛋才卖1块大洋，一只鹅只卖1角钱，从乡下赶一匹牲口载两口袋小米到城里，也只能换4角钱。”马氏家族的发达兴起，其聚集财富主要途径是通过经营字号、放高利贷、典地、出卖粮食、杂货等买卖。“典地”，赎不回，即转为卖地，使贫者无立足之地。

新中国成立前，马氏家族生活富裕，但全村约有80％以上“受苦人”挣扎在饥饿线上，衣不遮体，饥不果腹，其中农工为最苦。据1952年至1980年气象资料，29个年头出现春、夏、秋旱32次，绝大多数梯田和坡地都减产歉收。雨水充沛时收入均可达600元上下，遇灾害年馑连200元也没有。产量高时，产值不行，也就是东西不值钱，卖不上价；而收成少时，东西值钱了，却又没产量。人们比喻经济生活的一个词就是“没经济”，村中除了少量的石匠、木匠、泥瓦匠外，多数人是在田里“做生活”的“受苦人”，社会地位低下。虽终年劳作，尽管省吃俭用，但收不敷出，无法改变贫困的处境，过着“身穿百衲衣，冬夏一张皮，糠菜半年粮，债台高垒起”的穷人生活。(www.xing528.com)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70—1980年，劳动群众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衣着多样化，买衣穿的人越来越多，款式更新，追随大城市服饰。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村经济好转，温饱问题解决，旅游业得到发展，风味农家乐中，蒸丸子、黑楞楞、钱钱饭、炸油糕、杂面叶子烩酸菜、荞面圪羊腥汤、羊肝碗饦、卤煮驴板肠、抿节、米酒、卤汤饸饹等舌尖美味的土饭食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游客。

“开明进步办学堂，英才辈出洋财主”，是马氏家族的文化印象。“耕为本务，读为荣身”是其耕读传家之基本思想。马氏重教兴文，以德为人。清康熙年间，马云风创办家塾，聘请名师，使其子孙脱盲，并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为落后封闭的陕北之农村文化奇观，也为马氏兴旺发达奠定了厚实的文化基础。清道光年间，马嘉乐创办3所私塾，其子孙、亲朋子弟和邻村儿童入私塾以求功名。“光裕堂”五子十一孙均有官职品衔，其中正、从四品各2人，从五品3人，赏顶戴花翎2人，还有知县、主事等，25个曾孙18人取得功名或官职，3人出国留学，其余均读私塾。辛亥革命时，马家学堂有12人远赴欧洲、日本留学，培养出原西北大学校长、教育家马师儒，原延安大学校长、教育家马润之等人文俊彦。1911年，马子衡创建“讲堂”，开办民办公助的完全小学。族务会将私立学校委托绥德县教育机构监管。据1934年《新中华杂志》第2卷16期：“在陕北到外省去读书的人再也不会比马家多了。1926年至1927年北京一个地方，马家子弟读中学、大学的便有50余人。他们不但把子弟送到外省进中学、大学，每年每人花一二千元，还要送往东西洋各国留学，已留学回国的也不少。”

1909年，由杨家沟骥村邮政代办所寄至上海转寄印度西藏靖西军粮抚夷府双挂号信封

1935年，马氏与米脂邮政局商定在村子圪坨里建立扶风寨邮政代办所，方便村民与在外求学子弟的信函联系。部分家庭还选订了杂志、报纸，增加读书看报热情。1938年“绥德扶风学校”改为“米脂扶风学校”。1915年为民办扶风小学。是年，马师承开办陕北农村最早的女子学校，比高佩兰开办“米脂女子学校”还早4年。并给马家女儿、媳妇取了名字，送她们进学校，使马家女子胜儿男，如马谦卿、马多卿之众姐妹等。1944年改县属公办小学。民国时期，马氏“讲堂”在新式教育影响下，子嗣勤奋读书，求知图强，广开仕途，兴邦治国。据统计，仅马“光裕堂”一支，在政治、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突出成就者达167人，厅局级以上143人，中高级职称155人，大专以上学历348人。家族后裔，人才济济，遍及中外。随着土地改革步伐，马氏利益集团逐步被分散。1993年，在香港创业的马豫章之女马书媛捐资出版《米脂县志》。翌年，出资兴建杨家沟豫章小学，继承先辈崇文重教传统美德，是为捐资助教的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