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土灵秀：探索李家崖古城与鬼方地

方国文化特征鲜明，内涵丰富，分布地域辽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黄河两岸近年来不断出土商周青铜器，据不完全统计有30多处，出土物虽多出自墓葬，但在文化内涵上绝不是孤立的，有与中原青铜文化共有的器物，同时又吸收了北方斯基泰文化的作风，从而使这一地区的商代晚期文化，成为独具草原游牧民族特色的地方文化。秦晋黄河沿岸的这一地域，早、晚期龙山遗址分布较为广泛，制陶业非常发达，尤以陕北神木石峁文化为代表，其三足瓮饰以绳纹，蓝纹鬲、罐则与商代的有形似之处。龙山文化的陶器群，为探索方国文化的承袭关系，提供了器型学上的依据，这一问题本文不再赘言，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究竟方国的地望何在？疆域有多广？活动区域多大？这就依赖于考古发掘及出土文物的佐证，可喜的是，近年秦晋黄河两岸出土青铜器的地点，给方国的地域，划分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作为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民族，其原始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制约了其外界开拓及本民族的进步发展，最终导致民族的灭亡，是历史发展、民族进步的必然趋势。早期龙山文化，先民们虽然受着愚昧的制约，但已有原始的草棚作为固定的居址，选择近水源、背风向阳的山坡作为部落的营地，如神木石峁、绥德小官道、榆林古塔、神木四卜树④均已建筑地穴或半地穴的房址，西周用白灰面以粉饰，并将房子墙裙加以彩绘，时至今日陕北许多地方仍流行装饰墙壁，即“炕围子”的习俗。还有石筑的城垣。商周之际，社会的性质已根本上发生了变化，阶级之产生，导致了穷兵黩武的战争，使殷王室发展成为大国，但是当时的大国或天下，即今河南、陕西、山西、甘肃、山东及河北的部分地区，殷王室实际上控制的地区，只限于王畿内很小的一部分。今陕西、山西、内蒙古的黄河两岸地区仍是方国占据的所在，其时是一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景色，各方国居民以游牧、狩猎为生，为防止外敌的入侵，活动路线时常变化，迁徙的事是经常有的事，因此方国的城池只能趋于简陋，近水源而居高阜之巅，但也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其实用的意义。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清涧李家崖村发掘了一座商周时期的城址⑤，其遗址的时代上限相当于殷墟二期，下限不晚于西周中叶，为探索方国文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实物资料。该城址位于县城东45千米的李家崖村，隶属高杰乡。几年来，考古工作者逐步揭示了这座古城的原始面貌。它东距无定河与黄河交汇处4.5千米，选址巧妙，依山势而建，构筑方法独特，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城内东西长495米，南北宽122—213米，总面积约9万平方米。早晚城墙分段分期修建而成，土石结构。不规则的城址平面是利用地形、地势，随着山势的变化而建筑的。北、西、南三面被弯成U形的无定河环绕，仅东部可以通向外部的唯一出口，防御作用不言而喻，东垣残长127.9米，残高1.4—1.6米。先在平地上筑土基础，然后在基础上一边用石块层层包砌墙壁，一边层层夯土筑墙内体，有圆形圜底夯窝，直径6—7厘米，深3—4厘米，夯层厚24—37厘米。考其夯具，很有可能与今天陕北用的石柱夯相同，即用一石将底部雕成锅底状，上部圆形平面，中钻一孔，插一木棍，就成为一简单而实用的手用夯具。

李家崖古城址因势而筑的特点与平原地区城址呈长方形的整体布局的特点迥然不同。这种因地制宜随地而筑的建筑特点开陕北城建的先河，一直至秦汉到明清，陕北的城垣、堡、寨仍保持先民们因山势而筑的建筑遗风。

李家崖房址

城址内还发掘了一批贮藏物品的窖穴。出土有碳化粟。居住房址及宗庙或宫殿建筑遗址，房址呈梯形状，坐北朝南，残留夯筑的围墙，以豆绿色石粉敷面，遗址内出土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及猪、羊、鹿、牛、马等动物骨骸，可看出从事畜牧业的方国人，农业生产亦较为发达。

城址傍崖环水，西、北墙成丁字形，乱石穿空，曲水流觞

张家坬出土的铜盘纹饰拓片

清涧张家坬出土的铜盘纹饰拓片

清涧寺墕出土的铜盘纹饰片

出土陶器计有豆、簋、鬲、甗、三足瓮、碗、罐、盆、鼎等，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纹饰以粗绳纹为主，还有兰纹、划纹、弦纹、菱形、带状、鸡冠状及附加堆纹等。同时还揭示了土著居地的墓葬40余座，这批墓葬，均为土圹竖穴，长2米，宽1.5米左右，深1.6米不等，葬俗卑陋，只发现为数甚少的青铜钺、戚、斧及呈云朵状的金耳饰，有的墓穴只见躯骨，不见头颅骨，显然是被执而葬的，很可能为祭祀的战俘，普遍为壮年。草原游牧生活决定了方国文化的地方特色，李家崖古城址的文化面貌，较中原相比仍处于落后状态。与李家崖邻近地域出土商代青铜器的地点有：清涧张家坬、解家沟、寺墕，绥德墕头、薛家渠、后任家沟，延川土岗、梢道河、张家河，子长涧峪岔，延长交口驮步、张家滩前河，吴堡县、子洲县亦均有发现⑥。山西境内则有石楼的义牒、下庄峁、桃花庄等地，忻县牛子坪，柳林高红，保德林遮峪，吉县上东村，永和下辛角等地⑦。其中清涧出土的龟鱼纹盘、带铃觚、金耳饰、蛇首匕、马头刀以及延川马家河永斗村出土的羊首铲⑧，寺墕出土的盘龟腹大，四肢较短，鱼尾鳍发达，圈足上镂方孔。绥德出土的兽首勺等独具民族风格，在殷墟同类器型中从未见过。为探索方国文化提供了器型学上的佐证。由于蛇首匕、金耳饰作为独具鲜明特征的一批器物，仅做初步统计，从出土的地域认识方国文化的分布。

李家崖出土的蛇首匕

蛇首匕共计7件。清涧李家崖、寺墕，绥德墕头，延川土岗乡，石楼肖家塌、褚家峪，柳林高红各1件（高红1件残）。

金耳饰计21件。李家崖2件，寺墕6件，石楼后兰家沟3件，桃花庄8件，永和下辛角村2件。金耳饰、蛇首匕仅见于上属地区。青铜文化与金耳饰共存，器物式样相同，特征明显，造型独具风袼。这些地域屡有商代遗物出土，还有与商文化共有的“天”鼎。从出土物的器形比较，其实用价值和历史上鬼方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变化过程基本保持一致，说明当与鬼方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于鬼方的地望和活动的区域，王国维曾提出：“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湃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徐中舒在《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一文中说：“鬼方之本原据在山西，晋地之近境。”邹衡先生亦据王国维等人从种族和地望方面加以考证，并推测说：“（鬼姓赤狄）从商代以后，他们大概经过迁徙，到春秋之时，其分布比较集中在今山西西部，其在夏商之时或当靠北。”⑨沈长云指出：“……鬼方一直居住在晋南，后世融入华夏族。”⑩还有人以为“商代晚期时，鬼方可能在今晋中地区，土方在其北、工方在鄂尔多斯和陕西北部”。

关于鬼方地望究竟怎样划定，从上面的资料看，各有其立论推理的根据。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认识，殷周时期活动于西北的各方国虽很强大，仍不足十万余众，居住分布不平衡，文化、军事面貌仍然落后，生存环境恶劣，夏季受黄河之水阻隔，往来不便，冬季黄河结冰，成为两岸往来的重要通道。以石器耕种，工具原始，收获仅以维持糊口，虽已掌握青铜制造技木，用于铸造农业用具尚不成熟，李家崖城址在建筑基础的处理上较中原王城岗古城原始而落后，土著居民生前生活贫困，墓葬中的死者，有的是生前死于非命，或是死于战乱，或是用于宗教祭祀活动。这一区域出土的青铜器地方特色鲜明，李家崖城垣遗址是目前西北地区首次发现的时代较早的古代城垣遗址，是陕北地区出现的全国性城市。《小盂鼎》铭记，盂是征伐鬼方的首领，并攻占鬼方的国都，遗址内出土的陶、铜器断定，李家崖古城址建筑年代大约在商代中叶，今天的李家崖一带与殷代鬼方活动的范围相若，拙作以为，其族属当与鬼方有关，高宗伐鬼方、盂攻占鬼方都城的战事，亦应与李家崖城址有关，那么今清涧、绥德、吴堡、延川、延长及山西石楼、永和一带即为鬼方的区域所在。李家崖城址，就是盂曾攻占的鬼方国都。土方、方游牧民族则活动于永和、吉县之东或靠北一带。(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殷周之际，鬼方的分布范围大致不外于秦晋黄河东西岸无定河下游，其北境可达保德，东境伸入山西腹地，西境到绥德、子洲，鬼方文化区域的南端，已接近延安地区了。当然，在这广阔的地域里，不都是鬼方族，除鬼方族外还有别的方国往来，如土方、方、羌方等。

清涧出土的青铜觚

方国的青铜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和浓郁的民族风格。北方青铜文化把动物作为用器、用具的装饰来美化生活，活灵活现，生动写实，并与金质装饰品共存，充分展示了方国青铜文化的特点，它不仅具有独自的形制，而且普遍装饰各种动物仪样，如盘角羊首罍、可转动舌头的蛇首匕，表现出动物形态的马头刀、羊首铲、兽首勺、弯角鹿、龟鱼纹盘等，充分利用人们熟知的动物，以艺术家的手法，表现出动物的图案和造型，既耳熟能详，又美化生活，表达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且充满了浓郁的草原气息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带铃觚不仅仅是饮酒的用具，对随牧迀徙而又毋常处的鬼方人来说，摇动铃觚，不仅是一种会发声的响器，又好像是联络同伴发出的信号，这些明显带有地方特征的器物，都达到了相当高的铸造技术和艺术水平，从而成为探索方国文化的珍贵器物。

注释：

①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青铜器渊源》《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②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

③王玉哲：《鬼方考补证》《考古》，1986年第10期。

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北考古队：《陕西绥德小官道龙山文化遗址发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

⑤艾有为：《李家崖村发现商代城址》，《榆林日报》，1986年12月25日第1版；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李家崖古城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艾有为：《榆林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文物报》，1988年7月8日，第2版；艾有为：《神木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5期。

⑥高雪、王纪舞：《清涧又出土商代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3年3期；黑光、朱捷元：《陕西墕头村发现一批窖藏商代青铜器》，《文物》，1975年第2期；马润臻：《绥德发现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见《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杨超：《子洲出土商代晚期青铜器疑墓葬所出饮酒器居多》，《三秦都市报》，2011年12月23日，第1版。

⑦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石楼殷代青铜器》，《山西历史文物简介》，1973年版；吴振录：《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沈振中：《忻县连寺沟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

⑧艾有为：《延川出土一批商代青铜器》，《中国文物报》，1988年7月22日，第2版；参见1983年《榆林地区文物展》榆林地区文管会、文化局。

⑨《夏商周考古论文集》，第279页。

⑩沈长云：《猃狁·鬼方·姜氏之戎不同族别考》《人文杂志》，1983年第3期。